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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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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
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方向错了”。
一场循环不已的标语战，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着。刚刚由“东方红”刷出大标语：“‘东方红’必胜！尽匕埽 甭砩嫌小傲尽钡摹罢绞俊鼻袄础靶薷摹保选笆ぁ弊指哺牵某伞鞍堋弊郑选鞍堋弊指某伞笆ぁ弊郑闪恕啊胶臁匕埽？
‘联司’必胜！‘紧接着，“东方红”的“战士”又来颠倒那个“胜”字和“败”字。
如此近乎文字游戏的标语战，“东方红”和“联司”却在极其认真地进行着。
这种标语战，甚至发展到厕所的墙上：有人刷了“联司”两字，再画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厕所后的粪坑。马上有人把“联司”两字覆盖，写上“东方红”，那箭头依旧！
“东方红”毕竟正儿八经地加入了“工总司”，成为“王司令”麾下的一支劲旅。
每逢“工总司”举行什么大会、游行，“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的大旗总是醒目地在那里飘扬。在《解放日报》事件，在康平路事件，在“一月革命”中，“东方红”始终保持着与“工总司”一致的步调。王洪文欣赏“东方红”，支持“东方红”。
“联司”呢？渐渐脱离了“工总司”的轨道，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到了“工总司”的对立面去了。
“联司”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联司”也去参加炮打。“联司”大量翻印了传单《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贰D恰按笳伟鞘帧保挥餮远侵刚糯呵拧？
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联司”干了一件震惊上海的事：突然袭击康平路上张春桥家，翻墙入院，要找张春桥。据说是要向张春桥告状——告“东方红”的状！
这还了得！王洪文在一月二十四日晚，率几千“工总司”造反队员冲入上海柴油机厂，一下子抓去“联司”二百多人。
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东方红”和“联司”的严重对立。
“联司”把仇恨的火焰，射向王洪文，射向张春桥。
虽说“联司”不过是一家工厂里的造反派组织，人数并不多，“能量”却不校“联司”不仅敢于冲进张春桥的家，而且派人派车，在上海街头巷尾用石灰水、用墨汁，刷满“联司必胜”的大字标语。“联司”并不囿于本厂，把整个上海当成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它敢于向庞然大物“工总司”挑战。“联司”的“知名度”迅速地提高着。
小邪联司“，毕竟不能构成对”工总司“的严重威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情况起了变化：“联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挂上了勾。“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名曰“支联总站”。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
“支联总站”看上去是一面崭新的旗帜，不过，旗帜下的人马，却是被“工总司”击溃了的“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那些散兵游勇的重新集合！
难怪，“支联总站”的大旗刚刚树立，便一呼百应，“支联站”遍布全市。
“王司令”吃惊了。这个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山头”，取代了“赤卫队”和“二兵团”。王洪文这才发觉，他的对手原来是个“孙悟空”——刚刚砍去一个头，又会长出一个新头！
充满辣味的“
“联司”和“支联总站”不好对付。它们的头头的素质，与“工总司”不同。
“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乃中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机械系一九六二年的毕业生。他是厂里的技术员，被造反浪潮推上了“司令”之职。
“支联总站”的头头“全向东”的大名，不断见诸于上海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从“全向东”这名字推测，此人大约是个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们最喜欢取这类“卫东彪”、“永向东”、“卫红”充满“革命”色彩的“时髦”名字。
出人意料，“全向东”不过一介书生而已。细细的手臂仿佛无缚鸡之力，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象征着他的“学历”不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一四○教研室的助教，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因对钱伟长这样的科学家被划为“右派”深表不满，成了一个“右派边缘分子”。
如今，他要与张春桥、王洪文对着干，深知对手最善于翻老底、揪小辫子。于是，化名“全向东”以“彻头彻尾”的“革命化”的名字，活动于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咒骂要厉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装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福州路事件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装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胶臁匕埽 蹦强诤派诟V萋飞险鸬础？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常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后发制人
“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返拇ァU伙荽ィ孤读送鹾槲牡奶旎骸跋衷诨挂卦谧ㄕ怪械囊恍〈榛等恕 钦谠湍鹨桓龈蠊婺5恼蜓埂尽ⅰ瓷喜癯А姆锤锩苹赡芙窈蟀朐轮诔鱿盅瓷喜瘛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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