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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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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张春桥深刻地意识到陈毅对上海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张春桥阅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上，却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为此，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做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XX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明知是张春桥玩弄的鬼计，陈毅坦坦荡荡，居然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他知道，张春桥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召开“九大”问题，同时又对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一九六八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进行了批判。陈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钉，“新贵”张春桥又恨透了他。
陈毅眼看着“九大”将是林彪、张春桥之流的“胜利的大会”，便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批判’，我当‘九大’代表，不够格！”
毛泽东听罢，说道：“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
张春桥马上记下了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张春桥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拟就了那份公函。经张春桥阅定，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陈毅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王洪文和徐景贤共同编造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快人快语，胸无城府，陈毅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他敢怒敢言，难得的直性子，难得的坦诚。他的种种“反动言论”，常常是从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头去尾而编造出来的。在“文革”中，面对大闹外交部的红卫兵，陈毅曾慷慨陈同，作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即席答辩。这篇讲话曾被斥为“大毒草”，许多话被断章取义作为“反动言论”加以“批判”。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根据陈毅讲话录音整理的记录全文，深为陈毅赤炭般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不已。兹把《我这个外交部长》照录于下，通篇激情澎湃，没有半点“反动”色彩：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
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而，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磨菇，明天来跟你磨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过一次，一九四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
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引者注；这句话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如果外交人员都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引者注：这又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
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常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引者注：指江青）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引者注：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引者注：这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帐。“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巴酶嶙印薄ⅰ肮丰套印薄ⅰ霸依霉吠贰薄 钒。》嵌返降祝鸩缴叮且虺煞锤锩虺珊诎铮诎锘挂虺商匚瘢匚窕挂依媚钥牵钥腔挂阉诚吕矗？
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引者注：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引者注：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5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常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心如铁石，气贯长虹。“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世危识忠奸。陈毅的“右派言论”，实乃一席忠言。
然而，林彪要整他，张春桥要打倒他。
在中共九大，陈毅分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
分组讨论的头一天，陈毅刚刚步入上海小组会场，正笑吟吟跟代表们打招呼。他发觉，人们视他为路人一般，冷漠，不理不睬。只有几个老熟人走过来，跟他亲热地握手。
突然，徐景贤振臂领呼口号：“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
讨论会一下子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
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王洪文担任华东组的召集人，主持着会议。在会前，他本来已布置好围攻陈毅的发言。此时，见陈毅”跳“了出来，心中暗喜。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陈毅经历过许许多多“批判会”，不过，这一回他发觉有点奇怪：“上海党”的代表们一个个手中部拿着一本小册子。发言时，看一下小册子，便会熟练地说出陈毅的一段“黑话”，然后加以“批判”。陈毅不知道那小册子是什么东西——一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陈毅没有拿到这本小册子。
两个多小时过去，“批判会”算是结束了。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这才拿起一本小册子，送给陈毅。
陈毅一看封皮，哦，原来是《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海党”编造的！
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时，法庭记录上有这样一段：审判员审问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王洪文答：“张春桥。”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一九八①年九月九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涂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的。也许，毛泽东的真正本意及保护托词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康平路的新主人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五月一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际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象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
“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人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喊喊喳喳声。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噪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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