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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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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祝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噎…“接班人”告吹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取代了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人大委员长——朱德。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剑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一月九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所拒绝。
王洪文忍声吞气，人大副委员长达二十一人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的份儿，他自知是毛泽东对他的冷淡。
江青则不然，她要叽哩呱哇地发怒、发狠。她叫嚷说四届人大是“大复辟”，不重视“新生力量”，连“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都当上副委员长。
江青当着唐闻生、王海容的面骂骂咧咧，要她们在陪外宾去长沙时转告毛泽东。
唐闻生、王海容只得遵命传达。
毛泽东听罢，生气地说道：“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你呢？”王海容追问毛泽东。
“不在她眼里！”毛泽东忿忿然答道。说罢，沉默许久，又意味深长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四届人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待党政日常工作。虽然王洪文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次序为毛、周、王、叶（剑英）、邓、张，不过，第三号人物实际上已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了。
王洪文毕竟不象江青那样有恃无恐。他不得不收敛了些。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王洪文给江青写信，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江青同志：这份材料我已批了个意见，但我想了一下，这种材料发的范围这样广，传出去可能产生一些问题。另外这份材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不要搞上海帮”，并且批评我“不要搞四人帮”，我想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好，如果江青同志觉得发好，也可以。请参考。
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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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要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一九七五年五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七四年一月升四、廿五两次大会（指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而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花天酒地回上海
一九七五年国庆节，新华社播发的国庆照片，透露了王洪文在哪里。
那是一张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王洪文居中，左边坐着王秀珍，右侧坐着马天水、徐景贤，背后是一批正在鼓掌的群众。照片的说明词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上海和群众一起欢度国庆。”
在《人民日报》上，王洪文这张照片被安排在各地欢庆国庆的照片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而整整一年前，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国庆盛大招待会，他的照片印在《人民日报》头版。如今，登在头版的是邓小平的照片。
王洪文已经许久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回上海去了。
是毛泽东要他下去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政、军一把抓，他在大力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一切。他的整顿，就是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他的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彻底否定“文革”。
王洪文成了闲人。他的工作，按毛泽东的安排，只是抓抓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如此而已。
王洪文牢骚满腹。本来就是杜康之徒的池，此时此刻。他更借酒浇愁。三杯黄汤下肚，牢骚脱口而出：“妈的，什么副主席，空头支票一张！”
“什么主持中央工作，权全给邓小平夺了。哼，我只落得个抓抓读书班，比弼马温还不如！”
他是个看不进书、坐不住的人。闲得无聊，无法打发那漫长的时光。他从“文艺旗手”江青那里借来一部又一部外国“参考影片”，看了起来。看罢电影，余兴未尽，有时还找来外国小说“研究”三番。
看电影，看小说，还算安安静静。实在太闲了，闷得发慌，他去钓鱼了。钓鱼还不够味，他打鸟。这时候，他刚当副主席那阵子的拘谨、小心，一扫而光，露出了他的“原形”，犹如当年在崇明岛上一般“自由自在”。
消息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对王洪文，作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
实行这“三三制”之后，王洪文不能在钓鱼台逍遥了。他选择了上海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回上海去了——为时三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三分之一。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
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舰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
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
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王洪文如此吃喝玩乐，半是政治失意，半是本性如此。到了上海，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副主席”，还是“接班人”。他乐得借这迷人的光圈，优哉游哉。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券、’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干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如果说，在北京慑于毛泽东的威望，王洪文还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在上海他无所顾忌了。一班“小兄弟”围着他转，捧他，吹他。就连那个“老干部”马天水，也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走到他的面前，献媚道：“洪文同志，你到中央以后，进步真大啊！”
王洪文不忘“马老”在“中共十大”那关键时刻对他的帮助，赶紧举起酒杯，以吹还吹：“马老，在老干部当中象你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旧居”·“圣地”·《大事记》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僻远的上海定海路上，几辆轿车停了下来。一伙人走出轿车，在定海路上一座小屋前驻足。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可热闹了，这是一间值得永远怀念的小屋。真快，一转眼，九年了！”王洪文满怀深情，在小屋前跟廖祖康说着。
刚刚出席了上海的庆祝国庆晚会。趁着余兴，王洪文突然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到定海路那间小屋。
有着“纪念癖”，当年搞过“工总司半周年纪念”的王洪文，在他的“旧居”面前的一席话，马上被“小兄弟”心领神会。
他在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旧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门口，也挂上红地金字横匾：“王洪文旧居”。
他的“旧居”，真的被“小兄弟”们精心保护起来了，以便日后办个“王副主席纪念馆”之类。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办公室，则早已被“小兄弟”作为“圣地”保留原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办公桌，还是王洪文当年用过的那张木椅子，还是王洪文当年放文件的那个文件柜，玻璃板下压着一张选民证，写着“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当年的风貌。
王洪文说过：“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他的一句话，使那个办公室成了“圣地”。
王秀珍成了“朝圣”的向导。她曾亲笔写下回忆：“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光是保留“旧居”、“圣地”还不够，王洪文还授意为他写“造反史”。
一本三万多字的《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王洪文的“关怀”下，历时一年多，终于写出来了。
这本《大事记》的基调是三条：
第一，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第二，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第三，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领袖，该厂造反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王洪文领导下取得的。
上海国棉十七厂高顺兴、王树理、曾勇同。曾揭发过王洪文炮制《大事记》的经过：“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十二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引者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董秋芳、孙一中、周彦朋、尹家龙、刘荣根等召开会议，安排三人写作班，编写《大事记》）。
“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引者注——《大事记》初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由廖祖康交给王洪文。十一月五日，王洪文把《大事记》看了两遍）。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引者注——即十一月六日，王洪文在上海东湖宾馆召见董秋芳、孙一中、张元启），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两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
还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日期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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