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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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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
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
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从北京医院传出的消息，更是表明周恩来已经日薄西山。
那天，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共产党人。他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罗马尼亚的战友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追忆往昔，不胜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华国锋成为接班人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
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遥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冶，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我们的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王洪文高高地举起酒杯，对记者们高喊：“干，我们为胜利干杯！”
干毕，张春桥才说出了几句至关重要的“指示”：“那帮家伙写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的后台，就是邓纳吉。我们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把天安门事件与邓小平挂起钩来！”
在四月七日，“四人帮”终于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作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张、江、姚对这一决定欢欣鼓舞，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荆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天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却使“四人帮”刚刚赢得的胜利被冲淡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华国锋从“代总理”到“总理”，使张春桥的总理梦破灭。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成了公子哥儿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其一：王洪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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