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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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

　　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祝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陈伯达发来急电“‘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工人同志们：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

　　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

　　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遥“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

　　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常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

　　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