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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月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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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拯救他的不幸上，史蒂文森什么也没能做到。虽然玛塔法是那么信任他。被切断了书信往来的玛塔法大概很失望吧。也许他以为史蒂文森不过是又一个嘴里说得好听，但实际上什么忙也不帮的白人（到处可见的白人）。
战死者一族的女人们，来到亲人战死的地方铺设花席。有许多蝴蝶和其他昆虫飞来停在上面。驱赶它们，飞走了。再驱赶，再飞走。等到第三次这些昆虫又飞来停在上面时，它们被认为是战死在这里的人们的魂灵。女人们将昆虫细心地捉住，带回家里供奉起来。这种伤心的风景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流传着被下狱的酋长们每天遭受鞭打的消息。每当看到、听到这些事，史蒂文森就会深深谴责自己是个无用的文人。他再次提笔写起中断已久的给《泰晤士报》的公开信。除了身体的衰弱和创作的停滞，某种对自己、对世界难以名状的愤慨支配着他的每一天。
十四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日
快下雨的天空，巨大的云朵，云朵投在海面上的蓝灰色巨大阴影。虽然是早上七点，但不得不点着灯。
贝尔需要奎宁，洛伊德在闹腹泻，而我潇洒地轻微咳血。
真是令人不快的早晨。悲惨的意识错综复杂地包围着我。内在于事物本身的悲剧在发生作用，把我封闭在没有出口的黑暗里。
人生并不总是啤酒和九柱游戏。但是，我仍然相信事物最终的公正性。即使早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已堕入地狱，但这个信念不会改变。然而尽管如此，人生的步履依然如此艰辛。我必须承认我步伐的失误，在结果面前卑微而严肃地叩首。……总之，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法语，人必须耕耘自己的园地）。可怜的人类智慧最终就表现于此了。我再次回到自己兴致全无的创作。又一次拿起《赫米斯顿的韦尔》，又一次拿它束手无措。《森特·阿伊维斯》也进展迟缓。
我知道自己正处在凡是过脑力生活的人都会经历的转折期，因此并不绝望。但是我的创作走进了死胡同是事实。对《森特·阿伊维斯》也没有自信。廉价的小说。
忽然想到，为什么我在年轻时没有选择其他踏实平凡的职业？如果是那种职业的话，即使像现在这样萎靡不振的时候，也总能好好支撑自己。
我的技巧舍弃了我，灵感也一样，甚至我经过长期英雄般的努力磨炼得来的文体似乎也行将失去。失去文体的作家是悲惨的。以前在无意识中工作的平滑肌，如今必须靠意志来一个个唤醒。
但另一方面，据说《触礁船打捞工人》销量不错。《卡特琳娜》（原题是《戴维·巴尔弗》）不受欢迎，而那种作品却叫座，真是讽刺。但总之不要太绝望，耐心等待第二次发芽吧。虽然今后我的健康得以恢复，脑筋也活泼起来这种事怎么想也不太可能。不过文学这种东西，换一个角度看，无疑属于多少有些病态的分泌。按照爱默生的说法，每个人的智慧应该根据他所拥有希望的多少有无来计算，让我也不要放弃希望吧。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认为作为艺术家的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局限太过明显了。我一直只把自己看成是传统的手艺人。那么现在，当这位手艺人的技术大失水准的时候？现在的我，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累赘。原因只有两个：二十年前的刻苦和疾病。这两样，把牛奶里的奶油给彻底榨干了……
从森林那一边，雨大声地朝这边走近过来。突然，敲打屋顶的激烈声响。潮湿大地的味道。爽快的，类似高地的感觉。透过窗户向外看，暴雨的水晶棒在万物之上叩击出激烈的飞沫。风。风运来舒畅的清凉。雨很快走了过去，但它还在侵袭近处的声音响亮地传过来。一滴顺檐而下的雨点透过日本帘子蹦到了我的脸上。雨水好像小河一样从屋顶流过窗前。畅快！这些似乎和我心底的某种东西在互相呼唤。是什么呢？不明白。是关于沼泽地的雨的古老记忆吗？
我走上阳台，倾听顺檐而下的雨声。忽然想说些什么。说些什么呢？关于某种残酷的东西。我身上没有的东西。关于世界是一个荒谬，等等。怎么荒谬？并无特别缘故。因为我写不好作品。还因为我听到太多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无聊事情。但是在这些烦杂的重负里面，没有比必须不断挣钱这个永远的重负更沉重的。如果有个地方能让我舒舒服服躺在床上，两年时间都不用写作！即便那里是疯人院，我干嘛不去呢？
十一月××日
我的生日宴会因为腹泻的缘故推迟了一周，于今天举行。十五头清蒸乳猪。一百镑牛肉。同等分量的猪肉。水果。柠檬水的味道。咖啡的香味。红葡萄酒、牛轧糖。楼上楼下全都是花、花、花。临时增设了六十个拴马桩。客人来了总有一百五十人吧。三点钟来，七点钟走，好像海啸过境一样。大酋长赛乌玛努把自己的一个称号赠送给了我。
十一月××日
下山到阿皮亚，在街上雇来马车，和芳妮、贝尔、洛伊德一起堂而皇之地前往监狱。为了给玛塔法麾下的犯人们送去卡瓦酒和香烟等礼物。
在镀金铁栅栏的包围中，我们、我们的政治犯们、还有刑务所长乌尔姆普兰特举杯共饮卡瓦酒。一位酋长在喝酒前，先伸出胳膊把杯中酒徐徐倒在地上，用祈祷般的语调说道：“愿神也光临这个酒宴。这集宴是多么美好！”不过我们赠送的只是被叫做斯皮特·阿瓦（卡瓦）的下等酒。
近来，仆人们有点偷懒。（虽然和一般的萨摩亚人相比，决不能说是懒惰。“萨摩亚人从来不跑，只有瓦伊利马的仆人例外”，某位白人的这句话令我自豪。）通过塔洛洛的翻译责备了他们，并宣布对偷懒最严重的人扣除一半工资。那人温顺地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刚来这里的时候，如果给哪个仆人的工资减去六先令，那人马上就会辞职的。而如今，他们好像都把我看作酋长一样。被扣工资的名叫迪阿的老人，是萨摩亚料理（给佣人们的）的厨师，拥有几近完美的堂堂风采。他的体格和容貌，可以说是从前名震南洋的萨摩亚战士的典型。但是谁又能想到，这还是位软硬不吃的骗子呢？
十二月×日
万里无云，可怕的酷暑。受狱中酋长们的邀请，下午在烈日的暴晒下骑马四英里半前往监狱赴宴。
是对前几天的回礼吗？他们把自己的乌拉（用许多深红色种子串起来的颈饰）摘下来挂在我的脖子上，称我为“我们唯一的朋友”。虽然是在监狱里，却是场颇为自由盛大的宴会。花席十三张，扇子三十把，猪五头，鱼类堆成的小山，塔罗芋头堆成的更大的山，是送给我的礼物。当我推辞说，这么多可拿不动时，他们说：“不，请务必带着这些东西从拉乌佩帕国王家门前走过。国王一定会妒忌的。”据说挂在我脖子上的乌拉，一直是拉乌佩帕很想得到的。看来捉弄国王是囚犯酋长们的目的之一。
把小山一样的礼物堆在车上，挂着红色的颈饰，骑着马，犹如马戏团的队伍一般，我在阿皮亚市众人的惊叹声中悠悠然回到了家。虽然经过了国王家门前，但是他果真嫉妒了吗？
十二月×日
搁浅许久的《退潮》终于完稿。劣作？
最近一直在读蒙田的第二卷。不到二十岁时，出于学习文体的目的我曾经读过这本书，这次重读不禁目瞪口呆：那时候的我究竟明白了这本书的什么地方？
读过这种特伟大的书之后，什么作家都显得成了孩子，变得无心再读。这是真的。但尽管如此，我对小说在所有书籍中是最上乘（或者说最强大）者这一点仍然深信不疑。与读者完全融为一体，夺去其魂魄，化身为其血肉，在这个过程中被吸收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书只有小说。其他书籍总会剩下些燃烧不尽的东西。目前我陷入了停滞是一回事，但我对这条道路感到无限自豪又是另外一回事。
由于在土人、白人中都名声扫地，以及对接连不断的纷争应负的责任，政务长官冯·匹尔扎哈辞职了。据说裁判所长近期也将辞职。眼下他的法庭已经关闭，但他的口袋为了领取薪俸仍然敞开着。据说他的后任内定为依依达。总之，在新政务长官上任之前，一如既往，是英、美、德领事的三头政治。
阿阿纳方面似乎有发生暴动的势头。
十五
玛塔法被流放到亚尔特之后，土著居民的起义也一直接连不断。
一八九三年底，上一任萨摩亚王塔马塞塞的遗孤率领特普阿族举兵发动叛乱。小塔马塞塞号称要把国王和全体白人放逐岛外（或歼灭），但结果他被拉乌佩帕国王麾下的萨瓦伊部攻破，在阿阿纳遭到溃败。对叛军的惩罚仅仅是：没收五十支枪，征收未缴纳的税金，以及修建二十英里的道路。和此前对玛塔法的重罚相比起来，极不公平。因为父亲塔马塞塞以前是德国人拥立的傀儡，小塔马塞塞也因此获得了一部分德国人的支持。
史蒂文森再次向各方提出无益的抗议。当然并非要求严惩小塔马塞塞，他寻求的是对玛塔法的减刑。如今人们只要一听到史蒂文森说出玛塔法的名字就会笑出来。但是他很郑重其事，一遍又一遍地向国内的新闻和杂志呼吁萨摩亚的问题。
这次动乱中，猎取人头又一次大肆盛行。持猎取人头反对论的史蒂文森立刻提出应该对砍人头的人进行处罚。在这次动乱之前，新任裁判所长依依达刚刚通过议会颁布了猎人头禁令，所以史蒂文森的要求按说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处罚并没有实行。史蒂文森很愤慨。岛上的宗教家们对猎取人头的现象竟然漠不关心，也使他很恼火。眼下，萨瓦伊族还在对猎取人头一味坚持，茨玛桑伽族已经退了一步，在以割耳朵代替。而以前玛塔法几乎彻底杜绝了部下猎取人头。史蒂文森认为只要作出努力，这个恶习一定可以根绝。
接受切达尔克兰茨失败的教训，这一任裁判所长似乎正在白人和土著之间逐步挽回政府的信誉。但是，小规模的暴动、土人内部的纷争以及对白人的恐吓，在整个一八九四年未见间断。
十六
一八九四年二月×日
昨晚照例在远离家的小屋独自工作时，拉法埃内带着灯笼和芳妮的纸条来了。纸条上写着：“家里的森林里好像聚集着很多暴民，请马上回来。”带上手枪，光着脚和拉法埃内一起下山。途中碰到正往上走的芳妮。一起回到家，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夜。
整个晚上，从塔侬伽马诺诺的方向不断传来鼓声和呐喊声。在遥远的下方的街道上，月光底下（月亮很晚才出来）似乎演出着一场狂乱的闹剧。我家的森林里好像的确潜伏了很多土民，但是安静得出奇。这种寂静反而让人感到可怕。月亮升起之前，泊在港口的德国军舰的探照灯在夜空中来回洒下苍白而宽广的光芒，非常美丽。虽然上了床，但是颈部的风湿又犯了，怎么也睡不着。在我第九次努力入睡的时候，从男仆房间里传来了奇怪的叫声。我捂着脖子，一手拿着手枪，走到男仆房间。大家都没有睡，正在玩斯唯匹（骨牌赌博）。原来是傻瓜密西佛罗输了牌在大喊大叫。
今早八点，在鼓声中，有一队巡逻兵模样的土民从左边的森林亮了相。接着，通往瓦埃阿山的右边的森林里也走出来几个士兵。他们合在一起，朝我们家走来。最多不超过五十人。拿出饼干和卡瓦酒款待他们后，这些人很规矩地朝阿皮亚方向行进去了。
傻里傻气的恐吓。不过领事们昨晚大概没能睡着觉吧。
前几天进城的时候，有个不认识的土人递给我一封装在蓝色信封里的正式书简。是威胁信。说什么白人不应和国王方面的人有所瓜葛，不应接受他们的赠品等等……难道他们认为我背叛了玛塔法吗？
三月×日
《森特·阿伊维斯》还在进行当中，六个月前订购的参考书终于寄到了。一八一四年时的囚犯竟然穿着如此奇怪的制服，每周刮两次胡子！必须全部重写了。
收到梅瑞狄斯郑重的来信。很荣幸。《比钦的一生》直到现在仍然是我在南洋的爱读书之一。
每天除替奥斯汀少年讲授历史之外，最近还在担任周日学校的老师。一半是出于好玩接受了委托，但现在已经开始用点心和悬赏来引诱孩子了，不知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查图·温都斯出版社（Chatto and
Windus）来信说，根据巴克斯特和科尔文的建议，准备出版我的全集。和司各特四十八卷的威弗利小说集一样是大红色装订，共二十卷，千部限定版，使用带有我名字大写字母水印的特殊纸张。我算是值得在生前出版如此奢侈的东西的作家吗？虽然尚有疑问，但朋友们的好意实在难得。但是，浏览目录之后，至少年轻时那些令人汗颜的随笔无论如何也得删掉。
我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声望（？）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还不能相信大众。他们的批判是睿智？还是愚蠢？从混沌中将《伊利亚特》和《阿涅伊斯》甄选并保留下来的他们，似乎不能不说是睿智的。可现实中的他们，即使出于情面，难道可以说是睿智的吗？说老实话，我不信任他们。但如果那样的话，我到底在为谁写作呢？还是为他们，为了被他们阅读而写作。那些只为他们中间较优秀的少数而写的说法，无疑是在撒谎。如果只被少数批评家称许，却被大众不屑一顾的话，我该是多么不幸。我轻视他们，但又全身心地依靠在他们身上。任性的儿子与无知但宽容的父亲？
罗伯特·佛格森。罗伯特·巴昂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佛格森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伟大，巴昂兹完成了那个伟大，而我只不过在咀嚼些糟粕。
在苏格兰的三位罗伯特当中，撇开伟大的巴昂兹不说，佛格森和我实在过于相似。青年时代的某个时期，我曾经沉醉在佛格森的诗（和维庸的诗一样）里。他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城市，同样体弱多病，品行败坏，遭人讨厌，感受痛苦，最终（唯有这点不一样）死在了疯人院里。如今他美丽的诗篇几乎已经被人遗忘，而远比他缺乏才能的R．L．S．却不管好歹活到了现在，并且要出版豪华的全集了。这种对比真叫人伤心。
五月×日
早上，胃剧疼，服用了几滴鸦片。随后，频繁出现喉咙干渴，手足麻痹的症状。部分的错乱、全体的痴呆。
最近阿皮亚的御用新闻周刊开始猛烈攻击我，并且充满污言秽语。按说如今的我应该已经不算是政府的敌人了，事实上和新长官舒米特以及这一任裁判所长也一直周旋得不错。那么指使报纸这么干的一定是那些领事，因为我不断在攻击他们的越权行为。今天的报道实在卑劣。开始时我曾经生过气，最近反而引以为荣了。
“看吧，这就是我的位置。虽然我只是住在森林里的一介平民，但他们却把我一个人当成眼中钉而百般挑剔！我的力量甚至使他们每周都不得不反复宣称我并没有力量。”
攻击不光来自城里，还来自隔着大洋的远方。即使在这么偏远的岛上，批评家的声音也还是传得过来。怎么会有这么多说三道四的家伙！加上不管称赞的人还是批判的人，全都站在误解的基础上，真让人无法忍受。不管是褒是贬，至少能完整理解我作品的只有亨利·詹姆斯而已。（况且他是小说家，还不是批评家。）
优秀的个人如果置身于某种气氛当中，结果会染上作为个人无法想象的集团的偏见——这一点在远离疯狂的群众的地方，看得格外清楚。在此地生活带来的好处之一是，使我能从外部用不受拘束的眼光观察欧洲文明。据说高斯这样主张：“只有在查林十字街周围三英里之内才存在文学。萨摩亚也许是疗养的好地方，但对于创作看来并不适合。”对某种文学而言，这也许是真的。但这是多么狭隘的文学观！
浏览一遍邮船今天送到的杂志上的评论，发现对我作品的批判大致来自两种立场。也就是说：认为性格或心理小说至高无上的人们，以及喜欢极端写实的人们。
有一种自称性格或心理小说的作品。但我认为它极其罗嗦讨厌。有什么必要非得絮絮叨叨地进行性格说明和心理分析呢？性格或心理，难道不应该只通过表现在外部的行动来描写吗？至少，有品味的作家会这么做吧。吃水浅的船摇摆不定。就连冰山，也是藏在水下的部分远比上面庞大。如同一直能看到后台的舞台，或者没有拆去脚手架的建筑一样的作品，我无法忍受。越精巧的机械，一眼看上去不越是简单朴素吗？
此外，我还听说左拉先生烦琐的写实主义正在席卷欧洲文坛。据说把映入眼睛的东西事无巨细罗列下来，就能得到自然的真实。此种浅陋真可大发一笑。文学是选择。作家的眼睛是选择的眼睛。绝对地描写现实？有谁能捕捉到全部现实！现实是毛皮，作品是靴子。靴子虽说成自毛皮，但决不只是毛皮。
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有所谓“无情节小说”，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难道是我离开文坛太久，已经听不懂年轻人说的话了吗？对我来说，作品的“情节”乃至“故事”，正如脊椎动物的脊椎一样。对“小说中的事件”的蔑视难道不是孩子硬装大人样时表现出的某种做作吗？让我们比较一下《克拉丽莎》和《鲁滨孙漂流记》。“还用问，前者是艺术品，后者是通俗又通俗的、幼稚的解闷儿故事。”肯定谁都会这样说。好的。这的确是事实。我也绝对支持这一意见。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到底有谁通读过《克拉丽莎》哪怕一遍呢？又有谁没有读过《鲁滨孙漂流记》五遍以上呢？这还有待疑问。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可以断言的是，唯有真实性和趣味性二者兼备才是真正的叙事诗。听听莫扎特的音乐吧！
说起《鲁滨孙漂流记》，当然不得不提到我的《宝岛》。对那个作品的价值暂且不论，首先让人想不通的是，没有人肯相信我对那个作品倾注了全力。我是用与后来写《绑架》以及《巴伦特雷的少爷》时同样的专注，写的那本小说。可笑的是，在写它的时候，我把这是写给少年的读物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讨厌这本少年读物——我最初的长篇小说。人们不愿意相信我还是一个孩子。而能看到我身上的孩子的人们，却不能理解我同时也是个大人。
说起成人、孩子，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英国拙劣的小说和法国巧妙的小说。（法国人写的小说，为什么就那么巧妙呢？）《包法利夫人》无疑是杰作，而《奥立弗·退斯特》是多么孩子气的家庭小说！但是，我甚至在想，和创作成人的小说的福楼拜相比，留下孩子的故事的狄更斯没准更是成年人。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此种意义上的成年人，最后会不会变得什么都不写呢？莎士比亚成长之后变成威廉姆·彼特，威廉姆卿成长之后变成无名的一介市民。（？）
人们不知厌烦地反复争论着：用同样的语言，指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或者对同一件事情，用各不相同的、煞有介事的语言来表现。远离文明之后，这件事的愚蠢可笑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对还没有被心理学或认识论波及的这个偏远小岛上的茨西塔拉来说，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归根结底不过是技巧上的问题，是吸引读者的吸引方式的不同而已。让读者信服的是现实主义，让读者入迷的是浪漫主义。
七月×日
上个月以来的恶性感冒终于痊愈，这两三天一直去泊在港里的丘拉索号上游玩。今天一大早进城，和洛伊德一起应邀到政务长官埃米尔·舒米特家里吃早饭。饭后大家一起来到丘拉索号上，午饭也在舰上解决。晚上是冯克博士家的啤酒宴会。洛伊德先回去了，我自己以住饭店的打算，聊天直到深夜。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奇妙的经历。因为很有趣，索性记录下来。
啤酒之后喝的葡萄酒好像颇有效力，当告辞冯克家时，我已经有些酩酊大醉了。朝着饭店的方向刚走四五十步的时候，自己多少还有点警惕：“你醉了，可得留点神。”但这种意识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松弛，没过不久，再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明白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有点发霉的昏暗的地上，带泥腥味儿的风暖烘烘地吹拂着脸庞。这时，微微睁开眼的我的意识里，有一个想法好像从远处过来的火球一样逐渐接近，越变越大，终于砰的一声点着了——后来回想起来只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我躺在地上的整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爱丁堡的街道上——“这儿是阿皮亚，可不是爱丁堡。”这个想法闪过时，有一会儿我好像恍然大悟了，但是不久意识又朦胧起来。
在模模糊糊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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