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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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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四号的“浴盆”（两挺机炮的操控室）里，作为一个新手，佛瑞德·肖特暂时代替了大卫·奥尔斯顿，他太年轻了，就像他故乡阿肯色州的草一样嫩。肖特已经掌握了如何控制这种50毫米口径的高噪音机炮，他也知道它的局限性。为了安全起见，操控室的四周被镶上了防护栏，这可以确保在机炮向下射击时，子弹不会意外地射到甲板上的自己人。贝罗德要一直守候在机炮前，桑德斯掌舵，索尔森负责引擎——掠行艇的动力来源，梅德罗斯随时听候克里调遣。几个星期以前，克里和他的船员们就心贴心地对这次战争进行了畅谈。在战争中，掠行艇的任务就是执行河上巡逻，牵制敌人火力，一旦有敌人伏击便一边还击一边迅速撤离，这让克里非常失望。他们这样能真正杀敌吗？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连越共游击队的影子都看不到。
克里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在战争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他们应该登上河岸，追击敌军。当然海军是否允许开展这种战术还有待上层决策者决定；但是克里——他最初选择掠行艇就是为了远离正面战斗——此时却如此渴望投入到战斗中。
据梅德罗斯回忆，克里曾抱怨：“我们沿着河流巡逻，试图射击或牵制敌人火力，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歼敌的成果如何。” 梅德罗斯清楚地记得克里渴望杀敌的迫切心情。“他还说：‘如果机会自己送上门让我们立功，我们一定要对敌人紧追不舍。’没错，我们总是被敌人当做射击的靶子，这真是一件令人很受挫的事。无论是行驶在河流还是在运河中，轰隆隆的快艇都是个明显的靶子。他们（敌人）总是知道你们来了，总是能首先向你们开火。”
所以克里向队员们提议，他们要做好登陆作战的准备，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还要追击敌军。当然这些海军战士中没有一位参加过这种作战训练。地面战争是陆军的事。小艇成员们都是一身甲板上的穿戴，他们甚至都没有一双适合在泥泞的丛林中行军的靴子。“他宣布了自己的命令，对全体成员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做的。’” 梅德罗斯回忆道，“然后我们回答：‘我们将听从命令。’”在这天夜里，克里对成员们进行了战术部署，这里提到的成员不仅仅是他们小队，而是这个小型舰队的所有成员，因为在此之前，三位船长已经达成了这种抢滩作战的策略。克里小队刚刚驶入同贡运河，他就接到通知，二十三号路德的船遭到了伏击。
地狱之旅地狱之旅（3）
二十三号掠行艇船长路德受到伏击后立即指挥掠行艇迅速登岸，同时队员们一直在用它凶猛的火力回应敌人的突袭。里斯后来回忆，他当初就在这艘船上，当时他和其他一些美军及南越士兵一起冲上岸，迅速投入到了与越共的正面战斗中。正如后来路德在海军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在美军的攻击下，“20名越共从掩体和战壕中穿过原野和茂密的红树林逃窜。精确的火力攻击击毙了3名越南人，在随后的追击中又击毙了6名越南人，并缴获了6件武器。
就在兄弟船只登陆作战的时候，克里的船还在后面，也是岸上越共射击的靶子。克里的掠行艇遭到了B40火箭筒的攻击，幸好没有击中，但这意味着第二发炮弹几秒后就会打过来。克里并没有按照程式命令船员们在水面上还击或是撤离——这是海军官方标准的作战程式，而是决定登陆追击那些向他们开火的越共。
登陆！克里命令道，戴尔·桑德斯驾驶着掠行艇向河岸冲去。在岸上不远处，一个青年拿着一个火箭筒发射器从猫耳洞中蹿了出来，这种武器足以把掠行艇击沉。看到美军在遭到攻击后不是逃之夭夭，而是冲到了河岸上，他惊讶得忘记了立即开火。作为克里小队中的前锋，汤米·贝罗德向这个年轻的越共成员射击，并击中了他的大腿。然后贝罗德的枪就卡住了，据他的队友们回忆（贝罗德死于1997年）。梅德罗斯试图冲上去射击，但是他却一发子弹也打不出来。
被关在了机炮操控室安全防护栏里的肖特意识到，他无法把枪口压低到可以对敌军实行有效攻击的高度。肖特回忆，就在那生死未卜的片刻，那个越共游击队员甚至用手中的火箭筒瞄准了他。肖特想这个年轻人之所以没有开火，可能是因为他离目标太近了，担心火箭筒的碎片炸到自己。尽管他的腿部受了伤，这名年轻人还是挣扎着站起来逃跑了。克里从船上跳下来，追了上去。“我们去追击他，确信他并没有藏匿起来，然后麻烦来了。”克里回忆道。
面对着火箭筒随时都有可能向他们射来的威胁，克里在刹那间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小队去追缴这名越共队员。“这个家伙可以在眨眼间让我们都化成炮灰，但是为了我永远也不知道他没有开炮的原因，我们当时真的可以说是面对面，他扛着B40火箭筒发射器，而我们近在咫尺，他没有勾动扳机，如果当时他那样做了，今天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和你谈话了。”克里回忆道。在机炮操控室，肖特试图依靠50毫米机炮对船长进行火力掩护。肖特说，在船的四周“他们（越共）无处不在，我们遭到了来自河两岸的火力攻击”。据肖特回忆，这个受伤的游击队员跑到了一座棚屋后面。
克里一边追他一边射击，击毙了他。 “我没有片刻时间去考虑要不要射杀他，跟着我的队员也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当克里回忆起他射击的缘由时说道。“他一直都没有丢掉B40发射器，我想他随时都有可能转过来，调整好平衡，向我射击。”当问到克里是否从后面向这个游击队员射击时，他说：“不，绝对不是。他受了伤，其他队员的子弹也从后面和旁边射来。当时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家伙很危险。要知道他是一名士兵，他拥有杀伤性武器。”
事后的海军报告中这样记述：“克里深入内陆追击这名越共队员，在越共逃跑到一座棚屋后将其击毙，并缴获了一个填装了弹药的B40火箭筒发射器。”
在所有队员中，肖特——坐在机炮操控室里的队员——对这次行动的评价最为正面，他认为“毫无疑问”克里这么做是正确的。“那是你死我亡的事。”肖特回忆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联系到肖特，他在战后34年来第一次与克里对话，在谈话中他这样说：“那是填装了弹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武器。它甚至可以击穿坦克的装甲。如果他开炮的话，我就葬身于那条小溪中了，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你交谈。”
查尔斯·吉布森曾在克里的船上服兵役——一星期的教化训练课，他认为克里的行动虽然危险，但却是必要的。“每天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不禁会问：‘我们过的是什么鬼日子？ ’”吉布森说，“克里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次战斗突然爆发，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行动后的报告上这样记载：10名越共在战斗中被击毙，残余的越共也都逃走了。美军和他的南越同盟军队搜寻了这个地区，他们发现了一个越共的地下营地，以及制作统一制服的缝纫机。
当克里回到基地后，他的指挥官乔治·艾略特提出了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克里的行动应该为他赢得一枚勋章还是让他上法庭接受军事审判？“克里的胜利之战几乎尽人皆知，他率领海员深入埋伏中心，然后追剿一名越共并击毙了他。当克里从这次胜利之战归来后，我去听了他的报告，然后，我说：‘约翰，我不知道你是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还是得到勋章，上法庭是因为你离开了船，离开了你的岗位。’” 艾略特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最后还是为他申请了银星勋章，实际上那也是他应得的，我对此没有任何遗憾，我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一枚银星勋章意味着在战争中表现突出。
艾略特说他也“警告了克里他的行动会招致军事审判，因为我想让克里知道我不希望他放任不管自己的船。在海军战斗中，一个指挥官不允许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他的船”。
艾略特又补充道：“克里非常勇敢地反击敌人的埋伏。”还强调他从来没有质疑克里追击越共并射杀他这个决定的正确性。事实上，银星勋章的嘉奖令恰好说明克里那天的表现既勇敢又过于冒险。“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敌军的炮火，”嘉奖令上写道，“克里再一次下令向敌军冲锋，他的小船靠岸，距越共的火箭弹只有10英尺，随后自己带领一支先头登岸部队追击敌人。面对多数敌人的凶猛火力，克里少尉突出的勇敢行为和个人勇气赢得了这次任务的胜利。”
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朱姆沃尔特还听到了克里对美军自由开火区政策的抨击，现在，克里的行动不禁使他为之一振。“这次行动鼓舞了海军的士气在行动中，PCF（快艇巡逻队）联合地区武装在战斗中击毙了10名敌军表现相当突出。” 朱姆沃尔特在备忘录中写道，并在海军中大肆宣传。朱姆沃尔特决定要飞到安泰亲自为克里佩戴银星奖章。
詹姆斯·拉斯曼是一位21岁的美军特种部队中尉，当离开突击队学校的时候，他的体质处于一生中最好的状态，他身高6英尺，体重180磅。但是在越南生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身体消瘦了下来。当遇到克里的时候，詹姆斯·拉斯曼下降到了135磅。不久以后，他就意识到体重下降实际上救了自己一命。
地狱之旅地狱之旅（4）
在雨季，拉斯曼的任务是驾驶湿地型船巡逻南越沼泽，带领着那些惟利是图的雇佣兵执行巡逻任务。当雨季结束后，拉斯曼和他的军队就可以自由掌握时间了，所以他决定到越南南部去，与海军快艇船员待在一起。
一天，他来到俱乐部，在那里遇见了克里，克里正坐在那里喝啤酒，他和克里聊得非常投机。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并且还至少一同执行过一次任务，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拉斯曼看见一位同事差点就在敌人的炮火中丢掉自己的眼睛。
有一次，克里和拉斯曼把手榴弹扔进了一个巨大的稻米贮藏室中，这个贮藏室是从越共那里缴获的，为了抵御攻击，它由石头砌成。在扔出手榴弹之后，两个人迅速跳开。拉斯曼逃脱了随之而来稻米的爆炸，但是克里就没这么幸运了，成千上万的米粒向他飞了过来，结果非常好笑，后来这两个人还成了好朋友。
在1969年3月13日的早晨，拉斯曼跟随着克里的小队乘坐掠行艇，跟随着他们一同向Bai Hap河驶去。那天，恐怖事件接踵而至。清早他们便遭受越共火箭筒袭击，炮弹当场炸死了拉斯曼带领的一名雇佣兵。“他活生生地被炸成了碎片。” 拉斯曼回忆道，“在这突然的火力攻击下，我们带着这些支离破碎的尸体迅速撤离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个拥有五艘掠行艇的巡逻舰队沿着狭窄的运河执行巡逻任务，这其中也包括克里的小队。很不幸，一艘掠行艇引爆了一颗水雷，小艇被炸得飞了起来——足足有两英尺高，它的引擎也被炸毁了。后面就是克里的船，爆炸的冲击波无疑让他的船也左右颠簸，此时拉斯曼正坐在操舵室中吃巧克力曲奇。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冲击波抛到了水里。他跳到了水里，尽可能地向河底下潜，躲避两岸飞来的子弹。他五次返回到河面，但是都遭到了炮火袭击不得不再次潜入水底。
拉斯曼幸运地避开了所有攻击，有些人喊着：“有人落水了！”接着几艘掠行艇调转船身，过来营救他。拉斯曼也浮出水面，尽力向克里的船游去。他抓住了船首的渔网，并试图爬上去，但是他落水时间太久了，身体太虚弱了。克里在刚才的袭击中一只手臂负了伤，伤口的血还未止住，他伸出另一只完好的手臂，把拉斯曼拉到了安全地带——这真是一个壮举，如果拉斯曼还保持原来的体重，他恐怕就无法获救了。就像其他与克里一起执行任务的人一样，拉斯曼后来在克里的竞选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克里救了他的性命，拉斯曼说：“他应该得到银星奖章。”可是克里得到的是铜星奖章，这似乎与他的成就不成比例，但是朱姆沃尔特在克里的嘉奖令上写道：“在敌军的火力下，克里的冷静、职业技巧和伟大的个人勇气保持了美国海军最高尚的传统。”
克里在那天受的伤也为他迎来了第三枚紫心勋章，他也因伤休假两天（前两次负伤后，他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把紫心勋章授予那些受了轻伤的人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榴霰弹和一些M40手榴弹的爆炸带来了惊人数量的紫心勋章。”克里的指挥官艾略特这样说，“紫心勋章简直泛滥成灾了。”
但是克里认为这个荣誉对自己来说当之无愧。海军官方人事指令第１３００．３９号文件中规定：任何曾负伤三次的士兵和军官“都将终结在越南的服役”。
在这个规定下，克里被允许复员。在1969年3月17日舰队队长查尔斯·F。霍恩签发的委任状中，他被再次委任为“波士顿或纽约或华盛顿特区的一名私人助理”。 霍恩是克里在此服役的海岸舰队的行政官员。霍恩说这个调令是“很合适的得到三枚紫心勋章却没有牺牲，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当时，艾略特担任克里的指挥官，他说，如果克里想继续留在越南，他也可以留下，因为海军规定战士可以放弃（回美国的调令）。西里尔·L。坎默尔是官方杂志《紫心勋章》的编辑，他说一些像克里这样的人，这样受伤但不需要医院治疗的军官，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留下。
艾略特的上司罗伊·霍夫曼说，他并不知道那时克里为什么要离开。克里提前六个多月离开让他颇为恼火。“那（他的离开）让我很生气，在我看来他是个逃兵。” 霍夫曼说，他在克里所执行的行动中担任指挥官。“他就那么逃离了战场，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么评价他的。”
克里早早地便离开了，这意味着他把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战的队员独自丢在了越南——但最后他的队员都幸存了下来。由于他担心自己的队员在以后执行巡逻任务时牺牲，他设法把他们安排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当梅德罗斯试图留在掠行艇上时，克里“过来对他说：‘我真的很想让你离开这里我想知道你是安全的，更安全的。’”
对于他的队员来说，克里是成功的。“克里真的很出色，他把我们全都调离了那里。”大卫·奥尔斯顿说道，他在九十四号快艇上是司职两门50毫米机炮的操控手。“我们并没有赢得越战的胜利，但是约翰·克里却在他自己的战争中获胜了，因为他让我们都幸存了下来最后回到家乡。”
尽管克里所有的队友在越南之旅都幸存了下来，可是至少五个克里的朋友却死在了越南，其中包括他耶鲁的同学理查德·潘兴和圣保罗学校的同学彼得·W。约翰逊。仅仅在克里离开的几天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唐纳德·德罗兹也在敌人的一次伏击中阵亡，在克里获得银星奖章的那次行动中，这位船长（唐纳德·德罗兹）为他提供了支援。几十年后，德罗兹的遗孤特蕾西·特拉格将为她从未见过的父亲写一本纪念回忆录，而书名就取自于德罗兹在写给妻子信中的署名：“好好活着，快乐微笑”。 特蕾西·特拉格是这场战争导致的2万名遗孤中的一位。
美国巨大的牺牲让克里越发不了解自己究竟在为什么奉献生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美国人成为了解放者，到处受到欢迎，克里在法国的祖父祖母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越南，许多人都把美国人看成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侵略者。克里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和美军全盘的战略感到不安。许多朋友和无辜的人在这次战争中致残或死去，这让克里更加质疑越战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是把那里发生过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了，”他回忆道，“我对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愤怒不已。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它真是错到极致了。”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1）
1971年4月28日下午4：33，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接到了法律顾问查尔斯·W。科尔森的一个电话。
“他们上周找来做节目的家伙叫克里。”科尔森告诉总统，提及一个约翰·F。克里露面的电视节目，当时他正任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的领导。
“哦。”尼克松回应道。
“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科尔森说。
“哦，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属于伪君子之流，不是吗？”尼克松说。
是的，科尔森说，并告诉总统当其他反战者在华盛顿国会前露营示威时，克里正在乔治敦一个社会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个月，”科尔森嘲笑道，他并没有提及克里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也没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战就是在找个政治机会。”
“是的。”
“他回国的时候是个鹰派，等看到政治机会就立即变成了鸽派。”科尔森说。
“的确，”尼克松回应道，“无论如何，坚守立场。”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是这秘密的对话记录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对克里的态度是多么重视。一天天过去了，根据磁带和备忘录中所记载的，尼克松的助手担心克里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如果那样的话，他将会影响甚至逆转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其他反战老兵是政府很明显的目标，他们蓄着长发，展示越共的旗帜，甚至还经常叫嚣要推翻美国政府。与之相反，克里是个干净整洁、谈吐文雅、功勋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克隆——他们都去海军巡逻艇上服役并成了战斗英雄。
白宫惟恐克里是个不同于其他反战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对克里的担心和阻挠远远比克里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个辉煌的篇章，它帮助克里从一个年轻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全国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从越南返回了美国，海军给他安排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工作——在布鲁克林给海军上将沃尔特·F。施莱克当助手。这个战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愤怒，对未来一片茫然。早在战前，他就考虑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当他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像约翰·F。肯尼迪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被当做英雄对待。
“我回来了，头脑里一直想着战争，对它既悲伤又愤怒，”克里说：“我似乎一直无法放松。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你怎么了？你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里。’你心里的紧张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你不能轻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在越南的美军数量又创历史新高——543万名，33 400名美军阵亡。反战浪潮不断高涨，但是克里此时仍旧是一个海军军官，对反战运动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直到后来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战运动中来。佩蒂·克里一直在纽约的一个反战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一直在策划一个多城市并发的罢工和平集会。1969年10月的一天，这个机构中的一位领袖亚当·瓦林斯基——曾是罗伯特·F。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说他需要一个飞行员和一架飞机，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州发表反战演讲。他问同事们是否认识飞行员。
佩蒂·克里推荐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约翰·克里被委以任务——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送瓦林斯基去纽约。他没有穿海军制服，也没有就任何事件讲话，但是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帮助领导反战运动。
“他仍旧在海军服役，仍然是那个海军上将的助理。”瓦林斯基回忆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个在职军人居然帮助我们反对越战，我当时可能心里想：‘哎哟，如果这个家伙、这个严肃的海军战士愿意帮助我飞来飞去发表反战讲话，我们完全可以策划更多的反战运动，吸引更多的人。’”
当时，一些越南老兵和他们的家庭也加入到这场刚刚发起的反战运动中来。在11月，一次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吸引了25万名游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罗兹，她是唐·德罗兹的遗孀，唐·德罗兹曾是掠行艇船长，在克里获得银星勋章的行动中，唐·德罗兹的船为克里提供了掩护。在克里离开越南的两星期后，唐·德罗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离开了妻子和仅仅十个月大的女儿。23岁的朱迪·德罗兹领导了这次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她在一条横幅上画了一口棺材，上面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着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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