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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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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彩陶文化较远的地方，已经发现了较浅的带光泽的黑陶层遗址，地域更为广泛，分布在华北、长江流域乃至东南沿海。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地区范围扩大，其中包括许多地区性小范围文化遗址。由此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似乎是继旧石器时代之后，在若干中心地点发展起来的，从而使一些西方考古学家的旧学说，现已成为过时的学说，因为那种学说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渗入文化”，主要带有通过中亚而来的中东文化的特征。何炳棣列举了来自东亚以外的文化贡献：小麦和大麦、马拉车、陶器的某些装饰花纹和式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公元前2000年末来自西亚的，但那是中国社会早已定型之后的事。关于青铜冶炼术方面，一般曾提起来自南方的影响问题，因为在泰国发现了早于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器（而在近东，还要早几千年）。但想在近东各个分开的和不同的史前文化间，找出早期有何广泛的交往以说明文化是否发生“扩散”这一问题，现在已投有人提起了。每种主要的文化天然是当地的成就，但决不是孤立的。
在种族方面，中国人具有易于使人误解的单一性，而这在人类学的考察下是站不住脚的。北亚与中亚的各族人民，曾不断进入中国这块土地，有时还加以统治，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足以压倒中国文化。长城以北的干早草原，曾是游牧入侵者的生息之地，他们从未能够取代中国稠密的农业人口，而只能使种族多样化。因此，所谓蒙古族型是由许多混杂的血缘合成的，其中扁鼻和鹰钩鼻、黑发和红发、有须和无须的特征，统统都有，而且，如蒙古型眼皮这种所谓共同的特征也决不是普遍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
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仅举一事为例，华北人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在中国西北厚达150 英尺或以上、面积约10 万平方英里、由风力运积而成的细黄土层里，挖筑窑洞住家。黄土有沿纵向产生裂缝的性质，适于在其中开挖窑洞。至今仍有几十万人居住在黄土峭壁旁边挖掘的窑洞里。它们冬暖夏凉，安全可靠，但只怕地震。
中国西北的黄土似乎从未牛长过森林。凡是碰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像早期的其他民族和近代的美国拓荒者那样，把森林伐掉。由此而引起的土壤侵蚀，经历若干世纪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这种侵蚀至今仍然是个大问题。黄河水力带下来的黄土，在山西省和大海之间冲积成华北大平原，这一过程仍在进行。谁要是看了黄河那种咖喱色的滚滚浊流，势不可挡的汹涌在大堤之间，高出地面20 英尺流经离海30英里的人烟稠密的平原；谁要是认识到这浩大的黄色浊流在不断地沉积它的泥沙，使河床愈来愈高出周围的农村，直到不知哪一天由于人的疏忽或上天降灾，它又冲决堤防而使平原沦为泽国；他就不会比在这种场合更生动地感觉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情景了。
毁林、土壤侵蚀和洪水，不断使人们要努力治水。人民共和国最近完成的一项业绩，是在这条“害河”的广阔西部流域栽植树木并拦截支流。在以前的各个时代，中国统治者每隔一定时期，就要面临黄河洪水在华北平原上造成灾祸的既成事实，而对付这项急事则缺乏科学知识与手段。但在早期，平原遭受水灾的问题还没有需要把它排出原始沼泽的问题来得严重；为了排水以及灌溉和防洪而采用的治水技术随之而兴。这样，许多世代的劳力已经花在这块土地上，使它成为今日这种样子，有大堤护河，有纵横交叉的运河和道路，有沟渠和水井以供灌溉，有小路和偶尔残留下来的绿荫墓地把土地划分开来，而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9 / l0 用于生产粮食，只有约2 ％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4 / 10 用于产粮，而几乎有一半用于放牧。
精耕细作对人的意义，可从依赖水稻的经济生活看得最为明显。水稻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处中国人生活的支柱。水稻在头一个月通常生长在秧田里，同时在早地里栽植一些杂粮。杂粮收割后，即在旱地里灌水、施肥、犁田（这方面水牛可以补充人力锄地），以便移栽稻秧。插秧仍用人手，成排的插秧人泡在每块稻田齐脚踝骨深的水里，弯着腰步步后退插秧。在整个次大陆的水稻田里，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着——肯定是世界上体力的最大花费。在水稻除了草并成熟之际，就把田里的水放掉，进行收割，这项工作仍旧用手。如果供水量和人手不受限制，那么，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也许就没有其他方法能比这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在这种情况下，从经济上讲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换言之，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中国农民经不起把他们的劳力用于广种薄收上，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一半。至于用机械化的或大规模的方式来耕作，他们又缺少土地和资本。他们不得不靠自己一家的劳力，不得不依靠手工的精耕细作，来养活一家子。今天人民共和国努力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工作，碰到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其他就业机会的严重问题。
在小块土地上花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使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的密集使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同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于是人们就反对铁路，说它抢走了赶车人和苦力的饭碗，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这仅仅是中国人的生态学（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影响其文化的许多方式之一。大河泛滥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成鲜明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或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
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巍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
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
第一篇 旧秩序
第02章 中国社会的本质
毛泽东号称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图粉碎自古统治阶级的传统。他对特权和城市官僚的种种弊病深怀朴素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敲响了警钟，触动了久远以来就有的感情；因为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
社会结构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统治中国的权贵就已用大量人力从事公共建筑。早在商代（约公元前1850 至公元前1100 年），都城大致为长方形，围以土夯城墙，周围长4 英里，高达27 英尺。3000年后，明朝（1368…1644年）在南京和北京的城墙也是土夯的。城高均约40英尺，周长分别为23 英里和21 英里，比先前的高大，并且两面砌砖，但仍然是用大量人力筑成的。当然，埃及金字塔以及古代一些帝国及其他奇迹也是集中大量人力建造的，但只有在中国至今还坚持这种做法。我们如果考察一下最近发掘出来的商代城市遗址中社会分层的证据，就可知道有史以来中国统治者，是怎样安排这种人力资源的。商代的情况在以前是传说性的，只知道古代文学著作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但自1928…1937 年发掘了它在安阳附近的末代都城以及1950 年以来前述郑州附近的较早期都城（两者都在华北平原离黄河不远之处），商代就成为具体的历史朝代。这些城市里有王宫和上层阶级的住所，是筑在土台上的梁柱结构，其基本建筑风格同今日北京紫禁城里受人赞赏的风格相似。王室繁衍出去的各系贵族，由能工巧匠侍奉，其中有擅长高度发展的青铜冶炼术的，也有陶瓦工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匠。商代青铜器制作的精良举世无匹，至今仍是全人类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商代的君王有文人学士在朝供奉，这些人掌握书写，凭骨卜占未来吉凶，（加热动物肩胛骨上的一点，使之产生袭纹，把这些裂纹解释为祖先的告诫，并记录其结果）产生出著名的“卜盆甲骨”，而这些就是最早导致在安阳进行发掘的东西。贵族过优越生活，乘马拉车作战，以狩猎为游乐，奉祭祀之礼，同时有记室和工匠为其效劳，并由四周村落里的农民供养，而这些农民则住在一半露出地面的地坑里。这已经是个分成许多阶层的社会。统治者的尊祖是一种礼节齐全的宗教仪式。深筑在地下的王家墓室里有珍宝以及许多殉葬的动物和人。K？C？张说，“这些葬物最生动地说明，在一个分成阶级的社会里，较低阶级的成员有时作为牺牲品，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时的牺牲品。”
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有4/5的人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所以杜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 ％以上的人口，和10 ％到15％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要想理解1949 年以后毛主席所面临的同题，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几乎持续到那时为止的旧时代的情景。
农民：家底与亲属。即使在今日，中国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农民，主要生活在乡村，住在用棕黄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篱笆或有时是石块搭成的房子里，用泥土或石头铺地，窗上糊纸而没有玻璃。他们微薄的物质收人中至少有一半、有时达2 / 3 乃至3 / 4 用于食品。其他方面的生活所需，包括房租、取暖、照明、穿衣以及任何可能享受的奢侈品，都必须出诸于微不足道的其余部分。至今他们仍旧缺乏充足的住房面积。在农民住宅中，通常是三个人占四小隔间。有时一家两代或三代的男女老少都睡在同一个炕上。饭菜里没有什么肉，像铁那样普通的东西都很少用作器材。大多数工作仍由人力而不是由机器来做。在这种劳累的、束缚在土地上的生活环境里，由营养不良和疾病所致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直到最近还使中国儿童的估计平均寿命，像在印度那样略高于26 岁。人的生命同其他生产因素相比是充足的，因而是不值钱的。
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
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
家庭培养孝子，使其长大成为忠臣，我们只要看一下传统家族里权威的行使方式，就可了解家庭的那种作用。父亲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掌管并处置家里的全部财产和收人，对安排子女的亲事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子女对他们的父亲有爱、敬和畏交织在一起的情感，这种情感更由于对老年人的尊崇而加深。老年人智慧的增长，弥补了他精力的衰退而有余。只要家长活着而脑子还清楚，他就有一切理由来主宰家中的一切。法律许可他誓儿卖女，甚或处决逆子。事实上，按习俗和天性，中国父母自然是特别钟爱小儿女的，对于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他们是互相负有父慈子爱的责任的。但是，如果家长要肆虐逞威，法律和习俗是并不加以制止的。旧式家庭里同以长凌幼这种现象并驾齐驱的是男尊女卑。昔日的中国女孩比起男孩来更容易遭溺婴之殃。女子的婚事当然要由父母安排，不能由爱情作主。战战兢兢的新娘立即成为婆母淫威下的媳妇。在小康以上的家庭里，她还可以看到丈夫娶进第二个老婆或姨太太，特别是如果她没有生育男孩。她会被丈夫以各种理由遗弃。丈夫一死，她不能轻易改嫁。这一切反映了妇女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事实。她的劳动被并人整个家务，并不给她带来什么收入。农村妇女普遍是文盲。她们很少有，甚或没有产权。直到本世纪开始后过了好几年，她们的屈从地位还由缠足的陋习表现出来，并为此种陋习所加深。女孩子从5 岁起到15岁，用布带紧缠双脚而阻止其正常发育，这种使两脚陷于无能的陋习似乎是在10 世纪左右开始的。这样形成的“金莲小脚”，里面的脚拱骨被压断，大拇趾以外的诸趾都压弯在脚底，这意味着成亿青年妇女的灾难，却被认为能给予男人以美感和性感。一个女孩子在其童年和发育期，都忍受了脚上的这种痛苦，以赢得一位佳婿。至于每天照顾双脚，洗脚，剪脚趾甲，维持其血液流通，这些都是深闺私事，因为她平日终是紧裹双脚，不让人看见的。最后，当她的丈夫见了这种纤巧的小脚时，它们真的成了能引起性感的东西——这又是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在日常生活中，小脚使女人靠脚跟颤巍巍地移动，步履艰难，也起到了防止女人敢于外出的作用。
社会习俗强加于女人的低下地位，在中国这个讲究身份的社会里，只不过是等级制的表现方式之一而已。它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社会的伦常纲纪和世界观。从哲学上讲，中国古代认为世界是阴与阳这两种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的因素产生的。阴是一切雌性、黑暗、柔弱和被动事物的属性。阳是一切雄性、光明、刚强和主动事物的属性。雄雌都有必要并且彼此相辅相成，但其中之一天然从属于另一方。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世代相继的中国男性伦理大师制订出妇女必须遵循的三从四德之类的行为准绳。这些准绳使女孩自幼屈服于男孩，并使妇从其夫，母从其子。中国不是没有坚强的女人，但她们通常是拐弯抹角，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来控制家庭的。
家庭中的地位由儒家所强调的著名“三纲”规定出来；即君为臣纲（臣属要忠于君主），父为子纲（儿子要孝顺父母），夫为妻纲（妻子要贞节，而丈夫不受此约束）。对一个讲平等的西方人来说，这一学说的最奇突之点，是这三种关系里有两种是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三者又都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至于母子间的关系，在西方生活中往往允许做母亲的作主，但在中国这一点在理论上并不强调，虽然在实际生活中自然是重要的。在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陷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之中，他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婶母、叔、伯、舅、姨夫，各种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乃至各种姨亲堂亲，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确记。这些亲属关系不仅比西方的关系名义明确，区分精细，而且还附有按其他地位而定的不容争辩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一个长子不能不及时认识到儒家关于他对家系负有义务并比诸弟和姐妹来得重要的教导。
熟悉而又习惯于家族制度的中国人，在包括官吏等级森严的政府机构在内的其他机构里，也乐于接受类似的地位尊卑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尊卑制（与我们那种由契约关系决定的个人独立制相反）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自动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我们看到海外的华侨，由于按等级制方式组织他们的活动以应付新的环境而加强了力量。
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个别成员的生活周期，是同精耕细作的季节周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的生死同贯穿在庄稼的栽种和收获中的旋律相协调。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村，是由家庭单位构成的；村、家和个人按季节的庄稼收获的旋律，按出生、结婚、死亡的旋律展开活动。
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
中国的家族制是父系的，家长地位按男性系统由父亲传给长子。’男人留在家里，女子嫁给他家，这两者的生活方式都与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式不同。直到新近，中国的青年男女选择对方，并不将其作为生活伴侣，也不在婚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而是加人丈夫方面父亲的家庭，担负起维持家庭的责任，把结婚生活置于家庭生活之下，其方式在现代美国人看来将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历史悠久的家庭制度力量牢固，已经使这种制度成为现代革命的对象。忠于国家忠于党的新精神已对家庭主义发动了进攻，但并不总是奏效的。中国自第一个皇帝一统天下起，就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在这种制度下，长子单独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较小的儿子则到别处另谋生计）。这种制度改变的重大意义，只要把中国同英、日之类的国家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在英国或日本，没有分到父亲财产的年纪较小的儿子有机会充当政府、商业和海外控制地区的工作人员。长子单独继承制的废除，产生了把一家土地平均分给所有儿子的制度。长子只保有某些礼仪上的职责，由此认识到他的特殊地位，有时也可多分到一些产业。地产不断分成小块，往往使家庭拥有地产的情况发生中断，防止大官们扩大其占有土地的特权，并使农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每对结了婚的夫妻的首要责任是生个男孩以传宗接代，但是，如果生的儿子不止一个，那就可能意味着生活变穷。
同一般人所传闻的说法相反，普通农民并没有多子女的大家庭。土地不足，加之疾病和饥饿，限制了每家农户可能存活的人数。一家有几个结了婚的儿子和许多孙儿女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往往被人认为是中国的典型家庭，但实际看来这是理想的例外情形，只有富裕之家才能享有的一种奢侈。通常的农家只限于四、五口或六口人，土地均分给诸儿的结果常常遏制了产业和储蓄的积累，因此普通农家很少有机会爬到更上层的社会。农民之所以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更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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