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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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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之间。
下一阶段是成立农民协会，它通过村里农民的同意，可以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地主、富农、贫农或雇农，并将地主的土地分类、没收和重新分配。结果所造成的“平均地权”是符合农民起义的旧传统的。通过共产党员对这一过程的指导，积极分子通常得到赏识，富裕的家庭减少了，地主士绅的残余或者是其人身或者是其地位被消灭了，同时党的代表在村里树立了他们的权威。现在耕者有其田了，至少暂时如此。
这一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按照1950 年的宣传是要延续‘湘当长的时期”的，但事实上它对农民延续的时间并不比对资本家来得长。为了代替旧秩序，共产党政权马上就着手建立新的集体主义农业制，先从组织初级合作社开始。
合作可以提高效率：赶六头驴去赶集，用不着六个人，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一个家庭妇女同时可以做几家的饭菜。由于耕畜少于农户数，就可几家合使一头牲畜。几家积储的钱可以购买独家买不起的水泵或农具。特别是手工业合作社，它们可以不靠国家投资，在农闲时利用当地分散的材料和闲着的农业劳力，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合作社作为较大的工作单位，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组织起来以后，识字教育、卫生保健、技术和较高的生产率都会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农业供销合作社促进了农村和工厂之间的交换，办理国家的采购，并使农村得到品种比以前较多的工业品。
农业的增产改革计划，是从北往南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阶段逐步推行的，先是成立通常为季节性的临时小规模互助组，然后是较大的永久性互助组，然后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农民开始共同耕作，按他们人伙的土地、农具和劳力的比例分配公共产品。合作社仍是按土地私有和自愿合作互利的原则安排的。但目标开始有所改变。政府在这以前说，由于消灭了地主所有制（虽然没有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重新分配土地这件事本身将解放农民的“生产力”。但这时它承认，只有最后实行集体化才能实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所必需的农业增产。这项工作要通过宣传、实践以及逐步增加的压力，来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引用雷内？ 杜蒙的说法）。
社会改组
中国传统的尊祖、家族一体和孝道等观念早已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加速了这一过程。根据1950 年5 月1 日的新婚姻法，妇女在结婚、离婚和享有财产方面获得完全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摆脱家庭专制的解放，给予自古相传的家族和氏族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50 年代的各项运动中，检举父母的孩子受到表扬，这样就把自古以来强调的百善孝为先的教导完全颠倒过来了。延续的家庭关系被贬称为封建关系，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新政府以其无所不在的分支机构力图取代父系家族制度，使一夫一妻的简单家庭变为规范化，使个人失去家族的支持，而只能听任当局的安排。
朝鲜战争使1950 年冬的全民动员更易于进行。关于中国初期的胜利以及后期所谓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报道，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理由来加强反美情绪和破坏中国人心目中总的说来对美国有利的印象。战争也是排除政敌的好机会。除了前述“镇反运动”外，现在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两者都要求人们本着爱国热情，监视他们的亲戚和邻居，甚至要求公开检举他们自己的父母，并把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对这样一些敌人的处决，同土改时期“人民法庭”所判处的加在一起，使恐怖气氛遍布各地。蜜月过去了。政府消灭了国民党和地主士绅的残余，从大量没收财产的措施中得到了好处。它露出了利爪和牙齿，这对民众当然很有影响，他们变得更加驯顺，更加听话了。
同美国（它的力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显得很大）作战的压力和危险，就这样转而用来进行社会改组和提高工业效率。细菌战的骗局也被精心编造并加以宣扬，它获得左翼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认可和提供大量的旁证，来给美国的名誉抹黑。然而，甚至在这方面，也实现了一个附带的目标，因为细菌战的问题促进了全国的公共卫生措施。
在这一面是造成恐怖一面是激起爱国热情的环境下，外国传教士被检举为间谍，受到监禁或被驱逐出境。中国的基督教会发动了一个“三自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以摆脱外国传教士的所谓“文化帝国主义”。不合作的教会领导人逐步被排挤出领导职位，一些不同外国联系的“本国教会”终于建立起来，给予中国基督教徒以一种从属于共产党国家的宗教C？三自运动割断了外国的支持并迫使中国基督教领袖参加之后，终于在1958 年在每一地区把各派基督教会联合起来。此外又成立了不受教皇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而教皇的反应则是宣布把它革出教门。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扭转中国过去倾向西方的局面。类似的组织方案把穆斯林、佛教徒和道士都控制了起来。
少数民族如蒙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总共约54 个民族，只占总人口的6 ％ ，但他们在战略上相当重要，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占陆地面积的60％，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内陆的边疆。特别是大约400万的维吾尔族，他们在富于矿藏和石油的新疆是人口中的多数。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苏联式的平等对待政策，强调各民族团结一致，同时在语言和风俗上鼓励“文化自主”，开始像琼？ 德雷尔所说的那样“做好事，交朋友”，以便在革命改造过程中获得地方上的合作。
一般说来，为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而发动群众对某些类型的个人施加压力这种做法用得越来越彻底了。随着1951 一1952 年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到来，这种努力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些运动是组织得很完善的，并且是按标准的方法分成若干明确的阶段进行的。
三反运动是针对政府部门、国营工业部门和党内的官员的。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显然是想消除从国民党接收过来并在1949 年以后迅速增加的庞大行政机构中的不良现像，并使其生气勃勃。通过三反运动，可以用尽快培养起来的新鲜血液代替旧行政人员，使官员们掌握新的权力后不能高枕无忧，借以把扩大了的官僚机构更彻底地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像许多大运动一样，这个运动是在新政权下最先进的地区东北开始的。不久就组织起专门委员会和一套机构，来把运动推向全国，进行轰轰烈烈的检举、公“审”和宣传。
五反运动一直进行到1952 年6 月，那也是同样组织得很好和协调一致的运动，用以攻击商人和制造业者，即一般的资产阶级。它在名义上是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雇员被授意控诉雇主，顾客控诉店主，城市工商界人士普遍受到审查。像在所有的运动中所表现的一样，群众被动员起来，成立了委员会，造成群众积极主动、义愤填膺和热心伸张道德；接着就是罪犯的坦白、认错，以及对他们进行改造，或由于自杀、被处决而加以消灭，或送入劳改集中营。然而，这项反中产阶级计划的一个直接目的显然是财政方面的。从工商阶级挤出了大笔钱财，价值可能在10 亿到20 亿美元之间。从此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即那些同外国人没有密切联系的小规模工商业家，靠政府的宽大而勉强存在：那些仍能继续营业的，此后就彻底屈服于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压力之下。（他们最后都被剥夺了财产，并于1956 年1 月放鞭炮，扭秧歌，顺从地庆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消亡。）
政府的这一切手法排除了政权的许多敌人。强迫劳动营是自然的结果，它们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和中国古代的摇役传统建立的。体力向来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自然资源。在现代用400万劳动大军从事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像广为宣传的淮河大堤和水闸那样，除了它的规模扩大和伴之以富于教育意义的精神鼓励而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明。这时靠数量不足的配给口粮千强迫劳动的几百万中国人，是否比过去每年种田但通常挨饿的几百万人还要多，谁也不清楚。不同之处是，在使用简陋工具的长期劳动中遭受折磨而慢慢消耗掉生命的现象，不管是按计划进行还是偶然出现的，总是中国生活景象的一部分，不过这时组织得很严密罢了。
共产党掌权前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是中古式的和极为特殊的——不守时刻，缺乏公德和公共卫生习惯，把家庭放在社会之上，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以及1935 年那场徒劳的新生活运动所谴责的一切不良态度和恶习。在旧社会，每个人讨价还价，注意风俗习惯，用特定的方式对待每一种情况，并按照对方的境况或根据他的社会地位来区别看待。所有这些都同现代那种讲究效率，不顾情面，一切都按市场关系来确定的做法截然相反。中国社会的这种现代之前的性质，它的“中世纪”特点，在一个世纪里曾经吸引了外国人的注意，并使爱国者感到耻辱。儒家学者想从炮艇方面找到万应良药，然后又想求助于技术，最后则企图改革制度。继他们之后而崛起的革命者把旧的方式谴责为“封建的”； 并打算以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号称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来改造世界。他们的列宁主义政党既然抱有改革的热忱，在彻底控制了全国之后，便不仅着手改造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也改造个人。
甩想改造。中国人民直到最近还以缺乏组织见称，共产党在他们中间完成的组织工作是依靠他们对个别人进行鼓舞、强制或操纵的结果。刘少奇和其他组织者，根据在延安时使党列宁主义化（以及改造日本战犯）的方法，逐渐凭经验规定了一些步骤，来对付每一类敌人或支持者。当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承认”细菌战，并与中国看管人员合作时，他们正在响应中共对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包括党员在内）所施展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富农含着笑容把他们的财产奉送给政府，教授们严厉地谴责他们所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中学生忠心耿耿地把他们的生命献给党的工作。
这些不同的现象表明，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地致力于革命，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虽然情况千差万别，思想改造过程一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控制环境，不仅控制被改造者的人身，而且也控制他所能获得的知识（这时对全国都是这样）；激发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恐惧心理，二者互相混杂；通过各连续阶段的引导，并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来加强效果，使之产生一种可怖的心理感受。中国的土语“洗脑”，也许使人听了会对这过程产生过多的神秘感，其实这在过去别处的宗教战争中也是隐约可见的，不过这时是更加彻底地组织起来罢了。现代心理学家能够阐明，困苦的生活、长期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情绪，加上持久的心力交瘁和反复的思想灌输，会怎样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和产生种种压力，对此，大多数人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态度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强制改变人的思想的做法，同美国广告方法的温和的自愿形式在程度上大异其趣，因此我们现在仍然对它只有部分的理解和研究。如果把这种方法扩散到全世界，它就会对个人主义造成最大的危机。在中国，人与人相处的实际方法一向是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展得更为充分的，因此这些心理学方法居然在那里变得这么先进，也许是不足为奇的。
对于中共必须从中吸收干部的学生阶层来说，这种思想感情的改造是在改组和扩充教育制度后设立的革命大学里进行的。几千名受训的学生要上几个月之久的思想教育课程。这一类包含4000名学生的一个训练中心，也许会再分成好几个班级，每班100 到200 人，然后又分成学习小组，每组6 到10 人。一位分析这种过程的精神病学者罗伯特？ 利夫顿，曾把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组认识阶段，这个时期大家感到相聚一起有相当的自由和热情。在这一阶段里，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并进行讨论，这些主要是在小组里进行的。以高度的集体精神自由交换意见这一办法，促使受训人暴露他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投人“思想动员”。
第二个阶段是诱导每个人产生自我思想斗争的阶段。每天的学习安排仍然是使人心力交瘁的。精心控制的环境这时似乎要把学员严密地包围起来。每个人交出他一生经历和思想的初步总结。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人，他的总结通不过的危险日益明显。这时受到攻击的，是旧日个人的种种错误和坏事，而不仅是抽象的旧社会，于是学员就竭力挖掘他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重视小组的压力，因此每个人迫于这种声势，都在思想感情上陷入困境。他可能因犯有过分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犯有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而进行自我思想斗争，或者被他的小组同伙“所斗争”。企图退缩或抗拒这个过程的人就要承受心理上的打击。每个参加者都是完全孤立的，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内心孤独的。这种压力类似囚犯所承受的压力，使每个人不久就感到有罪（他曾犯了过失，理应受罚），感到内愧（他丢了脸，失去了自尊心），觉得无地自容。他在抨击自己的时候就为坦白和自我谴责作好准备，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思想上患有毛病，需要医治。
第三个阶段是屈服和新生。当他的最后思想总结或坦白被小组和领导所接受时，他可能会感到精神振奋，洗涤干净，变成了新人。这种历时数月之久的过程，是一种经过他人启发的大规模宗教阪依过程，有点像我们自己的鼓动性福音布道会，但增加了压力和心理治疗的因素。个人已经受到一番处理，他自己本性的源泉已经使他承受了压力，而他这种从自我诱发的紧张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是同党的客观权威有关系的，此后他就要一切依靠党了。这是因为，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而且要变更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变更他们的目标和价值标准，以改进他们的工作。他们抛弃了家庭和父亲，而另外接受了党和革命。
这个过程对于可以训练的年青人最有成效。就老一点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批评、自我批评和坦白只会是他们已经成熟的经验外面涂上了一层虚饰。北京教授们发表的许多讲话都是形式上的。他们谴责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和他们以前所受的毒害，在谴责时也许还为他们受到引诱而背离其固有文化而有点内疚。但他们这种自我批评的重要效果并不在于改变他们个人，而是使公众认为他们是新秩序的拥护者。这样，惟一能代表西方非共产主义影响的一个阶层就把自己中立化而不能成为年轻人的师表了。
共产主义与儒家是想。凡在中国生活过的，几乎谁也不会相信，一场不管多么势不可挡的革命能把难以推动的中国改造过来。以上关于思想改造的概述，不应被理解为那种运动能轻而易举地改造中国人的性格。然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战略，其目的在于维持一个受控制的局面，使人们对现政权即使不是真心爱戴，也要在口头上说些好话，直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能够接替他们为止。
此外，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专制主义的传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例如，儒家学说在其一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共鸣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只是部分一致。这个共鸣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强调要把理论变为革命实践，主张理论本身并无价值，而必须用之于实际活动，作为我们不仅了解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 当它用于实践时，必须成为一种伦理学，一种能够鼓舞人们的整个思想和行为的人生哲学。自我批评是为此而必须采用的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按每个国家的具体背景来运用，要把共产主义思想同当地的传统结合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适当地结合起来”。
共产党的自我批评有点像儒家的自我修养学说，特别是像16 世纪哲学家王阳明（1472 一1529 年）所倡导的那种形式的学说。王反对知知行的二元论石在王看来（借用戴维？ 尼维森的说法）； “所谓知就是知道怎么做并且知道应该做什么。”完全真诚的人应当把他的道德观念在同样合乎道德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因此，王和其他一些人竭力主张自我修养，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把他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这样知就见诸于行，而行能增益其所知。这个思想在孙逸仙的“知难行易”说中反映出来，其后在蒋介石的言论中也有所反映。
儒家的自我修养不是一种集体行动，但它强调指出人性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改善的，中国古人相信通过适当的伦理教育和规劝，可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上有道德的人。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集体的自我批评有某些共同之点。延安的思想改造曾袭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并援引了儒家的权威论点。刘少奇认为，好的共产党员必须通过自我修养、通过“慎独”来锻炼自己，这样他就会灵活而机智地服从党的领导。刘说，一个人由于比较深刻地意识到自身所受的历史影响，就有可能在历史过程所限定的范围内，确实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感。这样，儒家的教导是要人们忠于家庭、父亲和皇帝，毛泽东主义则把效忠的对象变为人民、党和领袖，并为此引证了古书中的话。
大学拟评与政治批评。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中国文学界必须遵照毛泽东1942 年关于文学艺术所说的名言，即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当时运用了开会、声讨和出专刊的全部力量来攻击朝廷，把他作为“腐朽的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象征。有一次运动是为了反对胡适把18 世纪著名小说《红楼梦》 解释为自传性的作品。共产党人喜欢把它看成是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崩溃的作品，从而把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从中国文化遗产中抢救出来，像其他一些被选中的英雄人物、诗人和文化遗产一样，标明是“属于人民”的。？ 那次运动同时也把依据历史研究而进行的西方式文学评论说得一钱不值，作为攻击中国自由主义及其外国盟友的一部分运动。
但是，共产党的一些有创造性的作家有时也趋向于持批判态度，正如在苏联一样。有些曾因抨击旧秩序而闻名的作家，这时批评了新秩序下的缺点，特别是批评了党的文学权威周扬所说的中央委员会是评价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最后裁决者。鲁迅的一个名叫胡风的倔强追随者，为此被作为一次全国性运动定罪示众的对象。最后，谴责胡风的作家如丁玲也受到周扬的谴责和清洗（周本人在19 肠年被清洗）。
正如思想改造和其他运动在人口中作了筛选、分离出潜在的敌人和新战士一样，中国整个伟大的历史遗产也必须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重新加以评价，以纳人新的国家文化的总体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例如，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国过去大部分光荣的历史必须被归入“封建主义”时期。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根据他们的论点，在18 叨年以后，外国“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封建反动势力”流淦一气，阻碍和打乱了中国的“正常”资本主义发展。为政治目的而强加于学术研究上的这种公式，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学者们的注意。
朝鲜战争与苏联援助
毛泽东在1949 年初宣布“一边倒”以反对“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后，在莫斯科花了9 个星期（1949 年12 月一1950 年2 月），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签订了为期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对付日本或任何联日国家（指美国）的侵略。从此之后，苏联的力量就给中共提供了保护伞，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他们的国内革命，清除帝国主义的权利和特权的最后残余，并重新维护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现在看来，那时北京似乎并不盼望同苏联武装起来的北朝鲜一道于1950 年6 月侵略南朝鲜。相反，中共显然是很想攫取国民党手里的台湾，但当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两边任何一方的进犯时，这种希望就落空了。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在战略上所关心的主要是保证其从日本接管过来的主要工业基地南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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