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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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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外界观察者看来是那么突兀和令人迷惑不解。（它们使中国国内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毛和他的反对者
1966年后，素称团结的中共领导人为一次“权力斗争”所分裂，但当世界报界想用这个主题来说明情况时，他们往往变得更加糊涂了。这是因为，毛的诡计多端或手腕十分高明，政治局里日后成为第二次革命最大攻击目标的同僚，早在1962 年9 月和以后经常附和他谴责“修正主义思想”以及“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倾向”； 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挖掘了他们自己的坟墓。毛的动机照例是很复杂的，有些人认为他一心想寻找忠于他那理想的接班人，以保证他自己享有“不朽的革命声誉”（借用精神分析家罗伯特？ 利夫顿的话）。他反对职业专门化，不信任知识分子；他带有反城市和反官僚政治的倾向——这一切都是普通农民的典型态度。他耽于幻想，在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偏离了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模式，结果造成了灾难，1958 年以后他就不再担任行政工作；到1962 年，中国的经济开始恢复。但毛这时相信革命面临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危险——或者是按常规的办法发展国营工业和精英官僚阶层，或者是力求完成中国式的平均主义化社会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两种态度。首先从历史背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思想根源里，对革命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本杰明？ 施瓦茨指出，一种看法来源于卢梭，把历史看作一出道德剧，把革命看作达到以美德统治天下这一目标的移风易俗运动。第二种看法来源于重农学派，认为革命的力量在于艺术的进步、特别是物质技术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力能够形成新的阶级在前面带路。在研究这两个同源的主题时，毛泽东可以强调要在道德上追求平等主义的正义和无产阶级的美德，而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的同僚却可以强调需要实行计划经济和求得物质进步。
在现代中国，这后一种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曾为例如陈独秀所赞同。它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上层建筑”，反映着它的物质基础，反映着它的生产关系（如资本家与工人或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改变这些物质基础，才能改变上层建筑。相反地，为李大钊所赞同的唯意志论（有随心所欲而并非“志愿”的意思）和民粹主义则声称群众的意愿一旦发动起来，便能征服一切。在毛的思想背景里，我们还可看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它曾对本世纪初那么多的中国理想家具有吸引力，使他们认为应当废除一切政府和资本主义，创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卢梭主义与中国经书特别是《孟子》 里有关修身的教导有一定程度的类同之处，这也使毛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孟子修身的思想认为，所有人本质上都是好的，因此只需要教导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潜力，而领袖则必须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他的高超品德能够超越环境，改造人民群众。这种儒家思想的残余助长人们相信圣贤豪杰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受苏联教育的刘少奇及其同僚在1956 年的中共新党章里略去了“毛泽东思想”，并且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斯图尔特？ 施拉姆曾经指出，刘同志在论述党并强调所有的人在党纪面前一律平等时，可以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全党领袖，但他也服从党”；另一方面，毛在最初赞扬斯大林时可以这样提问：“如果我们没有斯大林，谁来发号施令呢？〃 这两种固有的思想路线的二元性，可以从主要造反者毛和主要组织者刘之间的对比中得到证明。刘少奇也是湖南人。他早先在1922 年就同毛共过事，从1943 年起彼此合作得很密切。他最初的成就是在国民党或日伪地区的城市里做组织工作。延安时期他担任中共组织部长，1959 年担任国家主席。洛厄尔？ 迪特默采用哈罗德？ 拉斯韦尔的说法，把文静而无特色的刘列为“克己型”，这种人力求一视同仁和照章办事；同时把活跃的毛列为“表演型”，认为他视野较为广阔，能够兼收并蓄，创新立异，并且喜欢稼敬赞扬。这种对比可以列为几大项目，先是政策与具体工作的对比，以及幻想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领袖与政委的对比：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是仁慈长者的象征，而刘少奇手下的那些政委则必须行使当地的权力，并要求人们遵守纪律。毛屹立在他的同僚之上，是同别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物。群众路线与党的建设的对比：毛主张斗争。他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引导他们争取解放，把他们鼓动起来，并本着群众路线的精神响应他们的活动。刘和其他党的建设者则宁可把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它服从于党内团结的需要，并强调把干部和党员训练成为新的优秀人才，以领导中国的改造工作。农村与城市的对比：1949 年后，毛的心思回到他的农民生活背景和延安时代朴素的生活。他厌恶城市生活，不放心城市里的种种流弊，常常想到农民大众，认为他们的充沛的能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就能够移山倒海。他理想中的人物是多面手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里，既能耕田，又会做工和充当民兵。中央委员会里的实际组织工作者则相反，他们认为实行工业化需要有才干和技能，从而认识到城市里有文化有专业的杰出人才是重要的，并感到有必要兴办技术教育，以培养对现代国家能够作出贡献的专家。唯意志论与计划的对比：毛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在面临巨大的任务时，赞成进行五年计划之类的系统工作，把投资资金的逐步积累和工业建设看作必不可少的。毛则考虑政治多于经济，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决心，人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种对意志的重视、即唯意志论，成为毛的个人信条，是为他个人经验所肯定的。这使他偏爱地方的主动精神，而不赞成由中央实行控制，相信人民而不相信官僚，重视农民而不放心任何新出现的统治阶级，用很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政治而不重视经济。所有这些对比中最闻名的是红与专的对比，受政治训练的人与受专业训练的人之间的对比。空谈理论的积极分子抬出这个口号来折磨1 叫9 年以前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贬斥他们从外国学来的知识。
在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公告中，这些为中国前途选择的不同途径，并不总是互相排斥的，而是被看作同类的原则加以提倡。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956 一1957 年毛与刘及其他组织者之间激烈的观点分歧。毛怀着乐观的希望，认为甚至能争取知识分子和富农来支持中共的奋斗目标，刘和其他的组织者则关心保持党的权力。毛把这种根本性的争论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他相信这是由于党掌了权，才“使干部产生官僚主义作风”。但在50 年代，他仍然同意政治局的观点，认为“中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团结保持住了。像刘少奇那样的政治委员，支持了显然属于毛的“大跃进”范畴的空想社会主义。但它的失败促使刘等对变革的步伐、所化的力气以及它的方向等问题上的态度强硬了起来。在1958 年12 月武昌会议上，毛“自愿”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少奇以后，辨论仍然进行，但这时中共领导面临着每一场革命都要碰到的问题：革命成果到什么时候才能巩固？什么时候应该不再搞变革而谋求稳定？或者，怎样能够永远保持蓬蓬勃勃的革命精神？这是修正主义的问题，是要不要修正运动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苏联所遇到过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这使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变得更加厉害了。
中苏分裂
在40 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冷战期间，“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在一个单独的主导思想和斯大林的最终权威下似乎是团结一致的。当时这种外表的色彩很浓，因此谁要是怀疑，谁就得拿出证据来。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好几年，团结的门面作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份明显的财产，仍然维持着。
中苏关系不久在几个方面发生了分裂。中俄两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对自己不同的看法、需要和目标。历史的记忆使他们互相猜疑：13 世纪的蒙古游牧部落曾奴役过南俄，沙俄帝国主义者曾侵人满洲、蒙古和新疆。在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辞藻后面，历史提供不出什么彼此互相赞誉或顺利地进行合作的事例。它们新近的合作，主要是以中国出资偿付苏联援助的形式实现的，是按照它们领袖的愿望进行的，也很容易按领袖的愿望中断。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原先曾把它们联在一起，后来这种思想也就成为他们发生分裂的要点。
毛不懂外语。在他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时，这一思想往往在翻译过程中多少有点汉化了。此外，毛是从搞革命的行动开始的；他是边工作边吸收革命思想的。人们常说，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们也可以说，他本身经验的具体实践，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他认为有用的。
从字面上看，毛的朴实的主张处处点缀着中国的格言和隐喻，有典雅的也有通俗的。他严厉批评中立派是“坐山观虎斗”，讥讽目空一切的干部以为同农民讲道理是“对牛弹琴”。凡是从长满蛆的粪坑旁边走过的人，都不难理解毛对“中国反动势力很深的臭水坑”的憎恶。引用孔圣的话“三思而行”并不一定是提倡孔孟之道，但这有助于使共产主义适应中国国情。
在理论上，毛不断地曲解共产主义学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斯大林曾经声称，苏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到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供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必须为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也许为其他一切国家所遵循。但中共在1949 年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并声称只要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有一个所有“革命阶级”的大联合，那就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而且可以通过渐进的、说服教育的、非暴力的改造工作来做到这一点，这与列宁和斯大林所要求的突然的暴烈改革是截然不同的。
1953 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主要领导人（直到1 久讲年为止）。他在1956 年2 月苏共“二十大”上请责了斯大林的种种罪恶，接着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这些事实使当时仍然乞灵于斯大林之名的中共感到惊讶和尴尬。当然，“二十大”提出的条条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的理论给毛主义和铁托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提供了理由，并且接受了北京自命为亚洲人民学习榜样的这种说法；中苏的思想意识上的团结是保持住了，但付出了让步的代价，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裂痕愈来愈大，起初还掩盖在表面之下，但到1963 年就完全暴露在公开的争论中了。中共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维护了独立自主的权利。这时北京也像莫斯科一样，成为共产主义理论权威的一个独立存在的中心。国际共产主义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在国家利益的牵扯下，即使还没有造成分裂，至少磨擦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说，虽然毛可以承认斯大林的资历较深的地位，现在却理应由赫鲁晓夫来承认毛的较高地位了。但那时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正在顾盼自雄，他与毛打交道时并不以晚辈自居。相反地，他指责和嘲笑毛所宣称为比莫斯科优越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那是左倾偏差，是危险的狂热。作为回报，北京认为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修正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偏差，是卖身投靠了资本主义。虽然莫斯科曾在1957 年答应援助北京制造核武器，其后就终止了这项援助。由于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坏，1950年8 月全部苏联专家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离中国。这一切都加深了具体的怨恨情绪。
不久两国的国家利益在世界最长的边界线上发生了冲突。这两个多民族的国家都统治了中亚地区的突厥语少数民族，以及边界两侧如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这样一些游牧民族，这些民族认为谁对他们有利，就可能拥护谁。在60年代，苏联国内对中国的狂热和扩张确实感到有点害怕，到了1969 年，在东北的黑龙江沿岸和中亚都发生了边境冲突。
从历史上看，50 年代苏联在中国外交关系上的首要地位可以同以前几十年的外国势力相比——例如，1860 年后的英国势力，1900年后的日本势力，或者40 年代的美国势力。许多外部的民族曾称雄一时来帮助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没有一个外来民族能永远留在那里。他们已经统统被赶走了。
由于中苏加深分裂，北京就想夺取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它派出了文化代表团，举行展览会和从事富于战斗性的宣传，援助新成立的国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毛为这一时期制订的政策发表在1965 年9 月林彪关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一篇讲话里。林把中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适用于人类中2/3的不发达人民，以反对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强国。他用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比喻，但并未权衡其是否切实可行。这并非类似希特勒为了征服其他国家而绘制的蓝图。他们倡导所有人民革命要依靠自己，这意味着中国能指明道路并提供援助，但它自己并不想通过扩张来完成世界革命。（这使我们想起古代纳贡关系的理论：中国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榜样，但要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
这种规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进行世界革命的办法，是在北京的外交关系受到挫折的时候提出来的。1965 年2 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北越；这种在中国大门口的侵略行动附有不从陆地侵犯北越的保证；于是北京遭到无法可想的屈辱，没有力量去保护一个毗邻的盟邦。1965 年6 月，想要组织一次把苏联排除在外的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了。10 月，在印尼的一场政变流产后，亲华的印尼共产党遭到屠杀。在国外的这些的和其他的失败使中国又转向内部。
官僚主义流弊的滋长
在60 年代后期国内斗争的背后，隐伏着深刻的紧张关系。第一是中国的贫穷与其新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的想望之间的差距。为了摧毁旧秩序，中共曾经掀起了旋风，现在必须由他们自己来乘风破浪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小，只限于表面，并未在中国几百万个村庄里积极活动，而中共的权威却像稻根一样深深地扎在稻田里了。在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物资短缺不能归谁负责。但如今物资的短缺则反映了计划不当。中共挑起了这副令人惊愕的重担之后，已经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结构。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追求名利的人和拉亲属关系的人重新出现了，他们利用“走后门”来拉拢关系和谋取特权，想方设法使子女进入较好的学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工分制也被内部的人弄糟了，奖金或额外津贴只发给某些人而不发给别人，农村的劳动制度中正在偷偷地采用计件工。正像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要求享受特权那样，农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又回到一家一户务农的体制。农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烟消云散。
在仍然有一半文盲的人民中间，他们的祖先曾有刃的年之久生活在一个掌握特殊技能、享有教育特权和特殊地位的统治阶级之下，政府仍然是由一批精选人物来经管的。普通农民得到“解放”成为公民后，并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于精选地位的竞争。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织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青人急于想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业并谋取一官半职。
中共的难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许愿很快，实现起来要慢得多。这新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个精选班子形成的组织，非常讲究地位和保密安全，是从上到下控制得很紧的。一旦各级人员配备齐全，居上层地位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层人员则感到动辄得咎，毫无用武之地。
革命家把旧官赶下台，不过是承袭了旧政权的弊害，这个规律被干部与中国公众间的鸿沟证实了。在这新的干部统治阶级内部有许多等级，首先有公社或生产队里的“地方干部”与那些从党、政或群众组织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之分。在帝制时代的官阶有18 品，现今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地区工资级别有24 级，农村地区有26 级。最高级的工资约为最低级的九倍。由于这些工资级别带有不同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它们就构成了成就和威望的阶梯。当这种制度在1956 年正式形成时，就出现了差别鲜明的社会等级：最上层的是30 年代中期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其次是1936 一1945 年延安时代的。往下是1945 年后参加党的“解放战争干部”，以及1948 一1949 年内战末期参加工作的“起义干部”。
干部生活。多克？ 巴尼特曾对北京一个典型的部里1000名千部进行过研究。这里面约有1 / 3 是党员，在部内各级支部的领导下组成复杂的小组机构。部人事局与部党委密切而又秘密地配合工作。这套党的机构负责管理所有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忠诚和纪律。党员是同非党人员分开的，他们要经常开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汇报下属人员的情况，经常参加“党的生活”会议，并竭力使自己在人事、监察等处的秘密档案里保持良好的记录。非党人员虽然没有那么忙得不可开交，但也要参加定期集合讨论政治的小组学习会，以及参加群众组织如工会、妇联会或共青团。党支部每星期五晚上开会，会上可能发一些保密文件供大家学习，但不得同非党人员议论这些材料。每星期六下午还有全部党内外人员都必须参加的阅读讨论会，按文化程度分成10 人至20 人的学习小组。
如果要想人党，就必须有两名党员介绍，递交一份很长的个人简史。党还可能秘密指定一个党员去暗中了解入党申请者的情况。然后合格的申请者可能要在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为他申请人党的理由进行答辩，才能成为一名候补党员。一名候补党员可能要通过两三次这样的申请手续，才会获得接受，这同往昔读书人要经过几次三番的努力才能中举的情况相类似。
不管已否人党，一个干部的个人档案材料几乎比他本人还重要。他从未见到，但他知道其中有他写的个人历史和背景，他的经历和思想观点，以及所有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每年年底和每次运动结束，干部都写一份关于他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个人总结。这个总结要在小组会上认真研究和评议，加上组内人员和小组长的评语，然后把这一切东西归人秘密档案。可疑的人员都要经过系统的调查，而且每逢运动，这种容易受到攻击的人当然很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旧的科举制度要求人们自己去精通经学，共产党的制度则要求人们对自己百般畏慑，坐卧不安。即使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他的前途也可能被他的阶级背景毁于一旦，因为他根本洗不掉“资产阶级的污点”。
一个政府部门不时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由于这些运动很可能危及任何一个人的前途，部里所有人每逢运动就都人人自危。除了运动所要打击的具体弊端外，最后总要挑选某些人作为靶子，来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谴责和使他们蒙受公开的屈辱，这种场面足以提醒所有在旁目睹的人，要不是党的宽厚，他们自己也可能要挨整。这些杀一做百的公开场面异常醒目地重新申张了党的权威。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些场面促使所有那些感到自己处境危险的人起来极其猛烈地指责他们业已挨整的同事，这样一项活动当然不会增加任何一个人的自尊心。除了在群众面前享有威望和权力外，干部的特权包括：某种程度的经济保障，公费医疗，低廉的房租，廉价的伙食，子女进人较好学校的方便。但这些特权并不包括留在一地工作的权利；丈夫和妻子可能被调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最糟的命运是被“下放”到农村，这是1957 年为多种目的而制定的一种计划：建立地方上的领导班子，通过农业劳动来教育干部或进行惩罚，或者为了精简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压缩城市人口。格雷厄姆？ 佩克在描述4O 年代中国公众对国民党不再抱有幻想时，说他看到那些消极地坐视现状日趋崩溃的人脸上，露出“那种神秘的微笑”。据香港的一位研究人员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的分析，在印年代，那些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多半失去了功效。干部们已经学会如何按适当的形式经历运动。在批评会上，一名劲头十足的积极分子会早早发言，但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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