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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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些危险。
　　白求恩张开嘴笑了笑，解开他的衬衣，大声说：“诸位，我欢迎危险！”
　　在他第一次用人工气胸治疗两个月以后，他照了最后一次爱克斯光，被医生敲打了一遍，全身检查了一次，然后被宣布可以出院了。压缩疗法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实在是奇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他差不多完全康复了。
　　在火车站他潦草地拟了一个打到爱丁堡给弗朗西丝的电报，递进电报室：“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你是否愿意与我结婚？”他还剩下一分钟，对又被白雪覆盖着的萨兰纳克湖看了最后的一眼，然后就坐上了在白茫茫的山间疾驰着的火车。
　　他把脸贴在车窗上，心里快活极了。这是真的；他离开那里了，他现在自由了；他已经从死里逃生。从今以后，在他的手术刀下面，决不会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他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十
　　1929年1月一个寒冷的晴天，诺尔曼·白求恩走进了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那幢大楼里，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在等着他。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他作为胸外科医生的新生活。
　　两年来，白求恩一直使他的生命向那个目标发展，于是就回到了本国。在他从前工作过的医院里，他动了一些手术，挣了够花的钱，还剩下一点现款。然后他到设在雷溪的纽约州立结核病医院，在那儿工作了将近两年。当他相信自己已准备好了去深造的时候，就写信给阿奇博尔德，接着这位当时加拿大胸外科的权威同意请他做第一助手。
　　白求恩到那儿几个月以后就被派到大学里去任教。他喜欢教书，他教书的方法很不平常，他的课堂讲授和手术室示教在大学里都非常受欢迎。此外，他抽出时间偶尔去特鲁多疗养院讲学并示教胸外科手术。
　　他虽然埋头工作和教书，但是闲下来的时候，他感觉到寂寞不安。他深知其中的原因：弗朗西丝。
　　自从到蒙特利尔以后，他时常给她写信。他在信里倾诉他的寂寞，他什么都写，甚至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仿佛他所做所见所想的一切，除非和她共同享受，就不能完全体会似的。从前他的信里满纸是非难、自责、痛苦、赔罪、哀求，而现在他写的信冷静得多，温柔得多。在描写蒙特利尔或是叙述他的工作的时候，他会突然发出强烈的渴望的呼声。在一封典型的信里，他写道：
　　……
　　我常想，希望有一天早晨在街角上等你，在你走过来乘电车的时候吓你一跳。我只说：“嗨，咱俩去散散步吧。”
　　弗朗西丝在回信里婉转地表示，她怀疑他们是不是真变了很多，足以克服过去的困难。他在一封温顺的信里为他本人回答：“我越来越安静了！我现在一定不会认识我了，我敢说。”
　　弗朗西丝对于和他重新结合表示还有顾虑，这使他的寂寞变得难以忍受了。他有一次写道：
　　……
　　我还能说多少回？我爱你。我等你。
　　你的白
　　她的信渐渐亲热起来，但是她仍然尽力和他讲道理。他们以前失败得一塌糊涂，他们怎么能知道现在就会成功？她也爱他；她也寂寞；但是她非常害怕。
　　可是他不能再等了。她的回信，只有短短几行。让疑惧、等待的痛苦见鬼去吧！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蒙特利尔。
　　她在夏天到达，他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虽然在最后几封信里他们讨论过不住在一起，慢慢看两个人相处的情况怎样再说，现在他却赶忙把她领到一个牧师那儿。他们又结婚了。
　　弗朗西丝回来以后，他觉得一切都更新了。他现在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婚姻、爱情、他的工作——不久以后的孩子，孩子会使他们两人的生活都完满。
　　那时他心里想，过去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他的疯狂的探索、幻灭、失败、再生都有目的。这一切都形成了和引导了他。他已经过了四十岁生日。未来的岁月可以补救虚度了的年华。有一天他要死的，但是在他死后也许永远没有人会死于肺结核病了。
　　十一
　　有一天他去取一双换了底的皮鞋，注意到皮鞋匠用一件很有趣的工具把钉从鞋子里剪掉。他想，只要切肋骨也像补皮鞋一样简单就好了！
　　几分钟以后，白求恩冲进了自己的公寓嚷着：“我可找到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从皮鞋匠那儿买来的剪子，洋洋得意地放在桌上。“你瞧，那就是答案。明明白白放在整个医学界的眼前，然而从来就没人想到过。联合皮鞋机件公司送给手术室的一件礼物。”
　　弗朗西丝说：“我希望你自己知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高兴，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件难看的工具。”
　　“对极了，”白求恩快乐地说，“一件难看的工具。两星期之内它可就要变成一把可爱的、亮晶晶的肋骨剪，剪起肋骨来可精彩哩……”
　　以后几天内，他把空闲的时间用来研究皮鞋匠的剪子和画草图。结果，以白求恩命名的肋骨剪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用。这器械立刻获得了成功。
　　“一个外科医生，”白求恩常说，“如果看不见大自然和世界送到他面前来的启示和答案，就应该去挖沟，而不该屠杀人的身体。”
　　1931年夏天，跟阿奇博尔德大夫走上新的道路一年以后，他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有一天，一个举止庄重的中年美国人拦住他谈话。那美国人介绍自己是乔治·皮林。他说他早就想会见白求恩了，这次到蒙特利尔来有两个目的；第一，参加当时的医学会议；第二，会见白求恩。
　　皮林先生是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的老板，那是一家国际闻名的外科器械制造公司。“你发明的器械我已经见到几种，白求恩大夫，”他很赞许地说，“我想提议订一个合同，让我们有专利权来制造和经售所有你发明的外科器械。”
　　不久以后，他的公司就登广告出售白求恩气胸器械、白求恩肋骨剪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白求恩器械了。对于白求恩来说，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卓越的地位。从此以后，在整个大陆上，只要有医生同肺结核作斗争的地方，以他命名的器械总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武器。
　　十二
　　他自己选定的路线一直在向前伸展。但是，突然间，一切都垮了。第二次结婚一年以后，弗朗西丝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第二次婚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切都还进行得相当顺利。甚至旧日的冲突重新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以后，他们中间仍继续保持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双方都以畏惧和苦闷的心情发觉到又在重演第一次婚姻生活的老一套了。
　　两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弗朗西丝格外觉得她自己愈来愈抑郁不乐。是不是他们两人根本不适合呢？那么为什么他们又有爱情，并且在两人和好的时刻表现得又非常强烈呢？模模糊糊地，两人都看出他们的冲突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白求恩惊人的献身事业的热情。这种洋溢的热情侵入了他们的婚后生活，使她觉得自己只参与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并且有时使她个人的生活受到难堪的压力。
　　一天下午，她回家看见他盘着腿坐在地板上，正在研究一个骷髅的模型。早上她曾问他是否可以帮她捎点菜回来，现在她问道：“你记得买晚饭用的肉了吗？”
　　“买了，”他心不在焉地回答，“在冰箱里。”
　　她打开冰箱的门，没有看到羊排，却看到一条人的肠子，他从医院带回来准备有空时研究的。她吓得透不过气来，这件小事到这儿本来也许可以完结的，然而却没有完。不知为什么，这事总搁在她心上，使她渐渐认清了许多连她自己也一向不愿正视的事情。他有他的工作；即使在他们关系恶劣的时候，他照样专心工作。然而她只有他们的共同生活，如果这个落空，她就一无所有了。
　　即使在那时候，尽管反复出现紧张关系，他们或许还可以维持下去，还可以因为在一起而感到满足。但是出乎意外地，弗朗西丝想到，如果她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话，或许可以过像她从前所希望的那种正常而平静的生活。
　　她很坦白地对白求恩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在那种情况下，她不能再跟他在一起生活下去，因此提出离婚。他的反应是一连串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表示。起先他大发雷霆，把她吓住了。然后他突然表示宽宏大量，又使她大吃一惊。既然她只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幸福，那么她应该马上离婚。
　　白求恩现在外表上镇静自若，和蔼可亲，其实心里非常难过。空闲的时间，他不是热狂地参加社交生活，就是一个人孤独地想心事。在医院里，同事们注意到他一天天愈来愈容易动气。他不断地向弗朗西丝保证他衷心赞成她的新婚姻，但是有一天一个朋友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个大洋娃娃，白求恩怨愤地说：“我的婚姻的唯一后嗣。关于她，弗朗西丝和我有一个谅解。她要和我在一起过六个月，然后和弗朗西丝过六个月……”
　　多少年的爱情和恋慕只给他留下了一个洋娃娃。
　　十三
　　1933年春天，白求恩得到一个机会去美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底特律的赫尔曼·基弗医院临时负责胸外科。1934年春天他回到蒙特利尔，那时他认为自己的外科技术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各医院却都没有空位置。那是一个普遍紧缩的年头。经济萧条正在大陆上蔓延。疾病的发病率在各阶层居民中都在急剧增长，而美洲的财源却正在停滞，各医院正在裁减人员，因此任何地方似乎都没有空位置来容纳一个已经崭露头角的外科医生。
　　然后，意想不到地，他接到了圣心医院答复他的普通求职信的回信，请他担任新设立的胸外科的主任。因为胸外科完全由他主持，他能够不受阻碍地尝试他的一切见解和技术。他那个科从一无所有逐渐发展到在一年之内可以医治一千一百名之多的肺结核病人。在他的领导下，终于每年施行将近三百次大、小胸部手术，包括在一个十二个月的时期里施行多至七十三次的胸廓成形术。
　　那几年他在工作中成长，取得了成就和名望。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树立自己的目标。他的脾气不和任何上级权威发生冲突。他可以自由地实行他的主张，并且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跟任何人辩论。
　　他常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是美洲大陆胸外科医生各种集会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胸外科专家。1932年年中，他初次发表了《吁请作肺结核早期压缩》的文章。像任何其他严肃的医生一样，他一向知道肺病的根源是贫穷。但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贫穷似乎到处蔓延。
　　报纸上满篇都是危机、萧条、破产、失业、救济、争论。白求恩当然早就知道，经济上出了些小毛病，大家因此议论纷纷；但是据经济学家们说，那只是一种周期性的事情，不久自己就会解决的。然而，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解决。总统们和部长们高谈着“近在眼前的繁荣”，而失业、破产和恐惧却深入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动乱和崩溃：在西班牙，普里姆·德·里维拉用军事独裁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在德国，一个怪物和一个奇怪的运动，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在中国，蒋介石正在忙着用屠杀异己分子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在日本，一个军国主义的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
　　在白求恩看来，仿佛全世界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他注意到全世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挨着饿，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写道：“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
　　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卡的人们都对它感兴趣。在贺卡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的诗句：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弗朗西丝，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一见她走进来，他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度过了四十五岁生日。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心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谁？”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人们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没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有些朋友现在开始对他侧目而视。他们看到他书桌上有激进的小册子的时候便问起他来：“你是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我不知道，”他会温和地说，“我还不清楚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被人家扣上一顶红帽子，是很容易的。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喊作‘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红色分子中最红的一个。”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了进来。他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