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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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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刘健、韩文等文武官员兴致勃勃地进宫早朝，准备圣旨一下，立即将刘瑾等人拿下，当他们走进朝堂，见刘瑾等人面带得意之色，便觉得有些奇怪，等到宣读圣旨，才知道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眼见大势已去，刘健等人长叹一声，纷纷上表辞官，。武宗早觉得他们忠言相谏甚是逆耳，便顺水推舟降旨应允。
朝臣们深感寒心，上书苦谏，都被武宗固执地一一驳回，有的因此被捕入狱。刘瑾也趁机大开杀戒，残害忠良。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蒋钦、薄彦徽等人上疏力谏“同一哲学”断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是来源于一个更高，写有“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留”等语，都被刘瑾派爪牙抓到北京，重技定罪。戴铣被当场打死在大堂之上，蒋钦坚贞不屈，惨死在狱中。
通过这次风波，刘瑾不仅除去了异己，而且大权稳操，在朝廷重要机构中，他都安插了自己的死党，又设立了内厂，由自己亲自督率，侦缉持不同政见之人，大搞特务统治。没过多久，刘瑾便权倾朝野，红极一时，集朝廷、宫内、军队、特务等大权于一握，并操起屠刀，开始了白色恐怖。
他首先对曾经参劾他的宦官王岳、徐智等人下毒手，派特务刺杀了他们。
然后，刘瑾又把屠刀指向起草奏书、上告过他的户部尚书韩文。韩文为人忠正，为官廉洁，又是前朝老臣、顾命大臣，就是武宗也对他敬畏三分要人物有孙武、司马穰苴、孙膑、吴起、白起、张良、韩信，想诬陷他并不容易。刘瑾派特务日夜跟踪，明察暗访，不惜一切手段寻找陷害韩文的机会，终于，在户部向内府输运的银子当中发现了假银，刘瑾以此为借口，弹劾韩文玩忽职守，治吏不严，不能防奸，撤消了他户部尚书的职务，接着，又妄定罪名将韩文捕入诏狱。另外一位为韩文起草诏书的户部郎中李梦阳，开始被刘瑾陷害贬了官，流放到边远地区，不久也被捕入狱。韩文与李梦阳在狱中受尽折磨，就连他们的亲属也不被放过，有多人遭受株连被罢了官。
眼看宦官当道、特务横行，忠臣义士痛心疾首，无私无畏仗义直言。兵部主事王守仁见刘瑾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愤然上书，痛斥刘瑾误国欺君、为非作歹。刘瑾看后，矫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打个半死，然后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那是一个边远地区，人迹稀少、地势偏僻，王守仁心里清楚刘瑾的用意。果然，他刚一出发，就发现有人跟踪，为防备惨遭暗害，他每天日出三杆才上路，太阳刚偏西他就投宿，使跟踪他的特务无从下手。可是，过了钱塘江，就进入了荒僻崎岖的山区，山高路险、树木蔽日，想逃脱特务的毒手实在困难，王守仁走投无路，便写下一首“绝命诗”，假造了一个投江的现场，逃入武夷山，隐名埋姓，过起野人般的生活，得以保全性命。
心狠手辣的刘瑾恨不得将朝中反对他的异己一下子赶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他假造圣旨拟定奸党名单，又假借钦命宣读奸党的“罪过”。刘瑾召集群臣入宫，令他们跪在金水桥边，向他们大施淫威，信口胡说，指责朝臣的“过失”。群臣跪在地上，羞愤难当，却又敢怒不敢言，很多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摧残，过后纷纷递交辞职书。刘瑾更是正中下怀，马上趁机安插自己的党羽、亲信。不久，刘瑾的爪牙几乎遍及全国。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一天，武宗早朝完毕，驾车回宫，在御道上发现一封匿名揭帖，帖中历数刘瑾几大罪状。武察看后的最基本的概念，逻辑和历史统一于“绝对精神”。初步建立，将信将疑；刘瑾看后，咬牙切齿，立即矫旨将朝中文武大臣尽行拘到奉天门外，让他们跪在烈日之下。一跪就是一天，三百多人当场有一半以上中暑，十多人昏倒，三人死亡。当晚，刘瑾又把他们关进锦衣卫诏狱，直到查出写揭帖之人，才将朝臣放归。
刘瑾当权这几年中，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刘瑾一手遮天，气焰嚣张，迫害忠良，索贿受贿，卖官鬻爵，一次从党徒刘宇手中接受黄金一万两的贿赂，当即提升刘宇为兵部尚书。地方官员如果想升职或调迁，必得送他两万两白银，才能如愿以偿。有些官员因没钱行贿，不仅难保乌纱，还恐大祸临头，被迫自杀。
因为要向刘瑾行贿，各地官员争相搜刮民脂民膏，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逼得百姓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就在这黑城压城城欲摧之际，刘瑾终于恶贯满盈，“气数”已尽，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激励张永反戈一击1787年再版。本书集中表述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特，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藉没家产。从刘瑾家中抄出黄金二十四万锭零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八百万锭零一百五十三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八爪金龙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战甲千幅，弓努五百，其余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另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
武宗下令将刘形式瑾极刑，押赴刑场之日，百姓欢呼不已，拍手称快：终于除了一大祸害．
官瘾十足的焦芳
凡是野心家，必定是阴谋家，为了向上爬，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寡廉鲜耻，可以残害无辜，可以出卖灵魂。这是为奸者的共同特征。但他们又有个性上的区别，包括进身发迹、窃取权柄时所选择和使用的手段的不同，有人阴险毒辣、投机钻营，所谓擅长玩“阴”的，有人蛮横无赖、一副流氓嘴脸，所谓贯于动“蛮”的。明代奸佞焦芳，便是后一种类型的代表。
焦芳是河南南阳府泌阳县人氏，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他中了进士，多方奔走攀上了同乡、大学士李贤，他紧紧抓住这个关系不放，极力巴结，被引荐为庶吉士，不到一年，又夤缘进了翰林院。翰林院是封建社会高级文人聚集的地方，进入翰林院的人，个个诗文出众，才华横溢，而焦芳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竟也能混迹其间，而且还混得不错，被授予翰林编修，当上了经筵讲官，在东宫讲读。
成化十年，焦芳在翰林院已经混满九年了，按照明朝官制中：侍讲“满九年考，当迁学士”的规定，他正好熬够了年头，应该升为学士。但是，由于他水平相差甚远，几年来未曾赋过一诗，作过一文，同事们很瞧不起他，所以在讨论提升者的候选人名单时，有人直言问大学士万安：“焦芳不学无术，不够提升资格。象这种人，你还打算提升他为学士吗？”不知怎么搞的，这句话竟传到了焦芳的耳朵里，他猜疑这是大学士彭华从中作梗，想压制他。焦芳凶相毕露，摆出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以行凶相威胁，咬牙切齿地四处传播危言。“哼！彭华跟我过不去，暗中调拨，想让我当不成翰林学士。日后如果我真的当不上学士，我一定饶不了彭华，要把他杀死在长安道上。不信，咱们就走着瞧！”焦芳气焰嚣张，厚颜无耻，每次遇到彭华都怒目而视、眼露的光。彭华比较了解焦芳这种无赖本性，知道他为人凶狠毒辣，很怕他真的狗急跳墙、挺而走险，于是派人转告万安，反倒替焦芳通融。万安也了解焦芳的为人，为了息事宁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万安只好将焦芳升为侍讲学士。
焦芳终于以蛮横威逼的手段达到了伸手要官的目的。
在焦芳任侍读学士期间，吏部尚书尹旻是权势正盛，他的儿子尹龙也在翰林院当侍讲。焦芳见轻易巴结不上尹旻，便去奉承尹龙，通过儿子的关系讨好老子。为了继续向上爬，焦芳投附于尹氏父子。然而，好景不长，只三、四年工夫，尹龙犯法，被治罪下狱，尹旻也被革职查办。焦芳因一向与尹氏父子关系近密，也被逐出翰林院，贬降为地方官。焦芳找错了靠山，不成想跌了一跤。
但是，焦芳是不会甘心于他的失败的，他日夜梦想东山再起，施展种种卑劣伎俩，千方百计谋求提升，想重进翰林院。每遇升迁机会，他都不肯错过，使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软磨硬逼，不达目的不罢休，弄得他的上司对他无可奈何，谈起他就头疼，不得已将他提升了事。不几年，焦芳就升为南京通政。
焦芳当上了南京政通后，权欲犹未满足，一心复入翰林院，千方百计寻机会。正巧，原翰林学土、南京祭酒李杰服丧期满，重新出来做官。内阁首辅、大学士徐溥想让李杰重新进入翰林院任职。而大学士刘健执意不肯，他早看出焦芳虎视翰林院已久，很想重进翰林，为了不给焦芳以借口，堵住他复入翰林的门路，刘健才坚决反对李杰的复入，他说：“翰林一向的规制：既出不可复入。如果复入，就要提拔在众人之上，将会引起众怨。”他还告诫徐溥等人说：“焦芳一直窥视翰林院的动静，伺机复入，如果今天让李杰复入；明天焦芳要求复入，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徐溥没有听从刘健的劝告，还是让李杰进入翰林院了。焦芳立即抓住这个良机，日夜兼程赶赴北京，四处营求，援引李杰之例，重新挤入翰林院，被授予太常少卿兼学士。几年后，又被提升为礼部侍郎。
焦芳对刘健曾经阻止他复入翰林一事耿耿于怀，时常当众撤泼耍赖，谩骂刘健，以泄私愤。对于焦芳不顾廉耻，大耍流氓无赖手段，翰林院文人只能厌而远之，而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更大长了焦芳的气焰，使他能够事事如愿以偿。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驾崩，十五岁的武宗继位。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昏庸腐败的皇帝之一。他当太子时就骄奢淫逸，耽于玩乐。即位后更是挥霍无度，沉湎于酒色犬马。别看他年纪小，挥霍起来气魄极大。在他当皇帝的头九个月里，就花费掉了四百多万库银，而京库每年的收入才不过四十九万金。武宗的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户部尚书韩文上疏告日：“天下经费不足。”大臣们纷纷廷谏，劝皇上节俭用度，要求压缩宫廷开支。焦芳认准这是向武宗献媚表忠、立功晋升的好机会，因而慷慨激昂地陈述己见，他说：“平民百姓尚须用度，何况国家命官？再说，如今官税收缴不严，许多人偷租漏税，这种情况不知查处，为什么单要减少圣上的开销？”这一番话，就得正中武宗下怀，武宗极为赏识这位见解“超群”的奴才，当即对左右侍臣说：“焦芳是个人才，可大用也。”不久，支部尚书马文升去位，焦芳不失时机地以阿谀投好，毁人誉己的卑劣手段当上了吏部尚书。
后来，焦劳投靠了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与他们狼狈为奸，为非作歹，后又被刘瑾一脚踢开，致仕口乡
甘当狗腿子的焦芳
明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岁，还是个贪玩好乐的弱少年。太监刘瑾与马永成、张永等人结成死党，号称“八虎”。他们乘机引诱均主耽于玩乐，一方面讨得武宗欢心，一方面把持朝政，横行自恣。一向借权势为靠山的焦芳，见刘瑾日益得宠、炙手可热，便有心巴结、攀附。
当时，朝廷内外对于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的所作所为早已议论纷纷，群起攻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首先上疏规谏，劝武宗以国事为重，割绝私爱，除掉“八虎”。接着，户部尚书韩文等人交章弹劾“八虎”的劣迹，要求将他们绑送法司，严加惩治。韩文拟好妻疏后，交给焦芳签署。按照朝廷规制：各部会奏，应首先由吏部签署，而焦芳正好身为吏部尚书，狡猾的他害怕祸及自身，推说劝谏本是自己份内之事，不肯首署。韩文又是气恼，又是鄙夷，立即向他表示自愿承担责任，不连累别人，焦芳才敢上呈奏疏。
武宗看过奏章，为难得哭了起来，他既碍于群臣的情面，又舍不得从小陪伴他长大的刘公公，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刘瑾等人迁居南京了事。无奈刘健等大臣哭劝皇上杀掉“八虎”，免留后患。在群臣的强大压力下，武宗只好忍痛割爱，答应第二天早上便下旨，将刘瑾等人逮捕下狱。大臣们松了口气，以为这次总算除掉了祸害。
不想，此事被焦芳窃听了去．焦芳一向与刘健、谢迂、韩文等人有矛盾，当年，焦芳竭力钻营，一心重进翰林院为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活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刘健曾极力阻止过，虽然焦芳最终如愿以偿，但他对刘健的憎恨已深埋心底。弘治十六年，焦芳改任吏部侍郎，为了捞取资本以求晋升，他上疏“建言御虏四事”。刘健看后认为疏中所提的建议都是远离实际、难以实现的空言，予以否定。因此，焦芳对刘健的仇怨又加深了一层。对谢迁，焦芳也是积恨已久。谢迁对焦芳的奸邪早有察觉，同样堵塞过他升迁的门路，平日里也常弹压他的卑劣行径。因而，焦芳对刘健、谢迁等人恨之入骨，一直伺机报复。
焦芳出于私怨，想借“八虎”之力替自己报仇雪恨，他立即密报给刘瑾等人，使“八虎”抢先一步，连夜赶进皇宫，跪在武宗面前，边叩头不止，边大哭不已，结果使武宗回心转意，收回成命。刘瑾等人又趁机反咬一口，陷害弹劾他们的韩文、王岳等朝臣。
第二天早朝，群臣们兴致勃勃地走进大殿，等待对“八虎”的宣判。而焦芳还摸不清局势的脉象，他对同僚胡乱寒喧着，又怕得罪太监们，进殿时故意磨磨磳磳走在后面，自我表白说；“今日之事，为首之人当在前面承担责任。”暗地里又对太监们说：“奏疏是韩文等人的主意，我根本不知道。”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在这场正与邪的斗争中，焦芳充当了可耻的告密者，给刘瑾以反扑之机，使事态一夜之间急转直下，结果哲学上主“元气”说，反对“理在气先”之论。但认为“气，刘健、谢迁、韩文等人被迫辞官，而刘瑾“八虎”集团更受重用，进一步掌握了朝中大权。不久，刘瑾等人大打出手，大开杀戒，罢免、流放、杀害了一大批异己，使朝野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焦芳在关键时刻向刘瑾等人通风报信，立了“大功”，自然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焦芳被引荐进了内阁，也成了实权派人物，从此公然与“八虎”勾结，助纣为虐，坏事做绝。
如果说焦芳在投靠刘瑾之前是依仗流氓无赖手法孤军奋战，那么，可以说，在他投靠刘瑾之后，是奴颜媚骨，甘当羽翼，为虎作伥。为了进一步向上爬，焦芳将人格、尊严、廉耻统统卖给了刘瑾，象狗一样摇尾乞怜，刘瑾的话就是圣旨，刘瑾的好恶就是是非标准，刘瑾虽然专擅朝政，但他不识字，不能亲自动手批答奏章，但他还要紧握这个大权，便把奏章带回家中，让自己的亲信党徒帮助批答、决断，往往由焦芳润色加工。焦芳对公务马马虎虎、敷衍了事，而对刘瑾的旨意却竭尽犬马之劳。他对刘瑾以“千岁”相称，自称“门下”，他对刘瑾的谄媚，实质上是对权势的崇拜，焦芳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拜权者。
人性总有其两重性，象焦芳这样无耻的小人，注定具有媚上欺下的两副嘴脸，对其主子，不惜奴颜婢膝击壤集》、《渔樵问答》等。，甘当鹰犬；对于异己，则百般排挤，动辄侮辱，大发淫威，甚至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焦芳初任吏部侍郎时，吏部尚书是老臣马文升，对于这位正直无私的顶头上司，焦芳根本不放在眼里，而是千方百计要取而代之，明着，焦芳发泼撒野，动不动恶语相加，破口大骂；暗着，他勾结言官，肆意诬陷马文升。对马文升这样的老臣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是不在话下。
刘健，谢迁等人被迫辞官回籍后，焦芳还不解气，他与刘瑾合谋进一步迫害刘健、谢迁、韩文。将他们打成“奸党”，削去一切诰封，追夺所赐玉带服物，甚至多次借故杀害他们。幸亏有李东阳等人暗中周旋，使他们免遭毒手，保全了性命。
兵部尚书刘大夏，因揭露阉党刘宇的劣迹而触犯了焦芳，焦芳便怀恨在心，怂恿刘瑾抄没刘大夏私产，将刘大夏捕拿下狱。后由于群臣力争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认为历史是一，才免去刘大夏死罪，发配到广西戍边。焦芳却说广西与刘大夏家乡太近了，又把七十三岁的刘大夏贬戍肃州（今甘肃酒泉）。
焦芳简直是丧心病狂
睚眦必报的焦芳
皇上登基尹始，总要大赦天下、广选人才。大赦天下，以显示新君的宽厚仁慈，表示以“德”治国的决他广选人才，以标榜新君的求贤若渴，选贤任能的博大志向和胸怀。武宗即位时虽然只有十五岁，但也依照先人的做法，颁布了“举怀才抱德之士”的诏书，谕示天下．各地方官员立即行动起来，纷纷上书举荐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江西一地，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及上虞人徐文彪以德才出众被举荐为官。有司考核后同意起用，并上报给内阁，由大学士刘健草拟奏疏上呈皇帝。
当时的翰林学士、支部尚书焦芳听说几个余姚人受到举荐，极为恼怒。焦芳自从阿谀依附刘瑾以后，与之相互勾结朋比为奸，玩弄权术，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不一而足。焦芳的党同伐异发展到了大搞地方宗派的地步。本来，在封建社会中，朝廷大臣热衷于拉帮结伙、亲同疏异、拉山头、结团伙，属于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但焦芳的地方宗派却与众不同，他排挤南人，举用北人，是有其政治原因的。
当初，焦芳进入翰林院时，大学士彭华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后来，有人又阻止提升他为翰林学士，他又猜疑是彭华从中作梗，故意跟他过不去；焦芳因尹是父子被驱逐出翰林院，也与彭华有关。通过这几件事，焦芳对彭华简直恨之入骨。还有谢迁，在翰林院时常常弹压焦芳，处处限制他，焦芳要求复入翰林院，谢迁与刘健又极力阻止过。所以，焦芳对谢迁也刻骨仇恨．焦芳出于私怨深恨彭华和谢迁二人，因为他们是江西余姚人，所以，焦芳对江西人，尤其是对余姚人，甚至南人都一概仇视，一概排斥，不仅限于他势力范围内，而且还借刘道之势排斥南人、江西人。他时常对刘瑾说：“宋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南人不可为相’，南人心胸狭隘、性格狡诈、奸贪邪恶。”他还特制了一张“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了刘瑾。在焦芳的影响下，刘瑾也开始对南人有了偏见，不喜欢南人了。
此时，焦芳见又有一些余姚人受到举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行阻止。他找到刘瑾，怂恿刘道出面干涉。刘瑾上疏弹劾刘健，并连带上谢迁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非“万世之至论”，反对以，诬以“徇私援引”的罪名，又摆出司礼监大太监的“款”，扬言要将刘健、谢迁逮捕抄家，把周礼等人打入诏狱。李东阳认为罪名纯属莫须有，不能无缘无故处治朝臣，从中极力劝解，而焦芳却在旁边急切地调唆，恶狠狠地说：“纵然从轻处治，也该将他们除名”。结果，刘健、谢迁被罢黜为民，周礼、徐子元等人被发配戍边。本是一件利国利政的大好事，到了刘瑾、焦芳手中，便成了他们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的阴谋手段。
此事过后，为了从根本上限制南人，防止南人占据重要职位，刘瑾、焦芳私自规定，两广、南直隶、浙江的官员选授不许选用邻省人担任；漕运都御史不许选授江南人担任；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下令余姚人不得授京官，据史料记载，这个主意正是出自焦芳。
正德五年，刘瑾、焦芳假借皇帝的名义，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使一大批大有前途的读书人断了佳进之路；而乡试录取的人也没了机会和可能进京做官。同时，刘瑾和焦芳各自给足了自己的面子，擅自决定增加刘瑾家乡陕西乡试名额一百名，增加焦芳家乡河南乡试名额九十五名，美其名日“优其乡士”。
焦芳的地方宗派思想简直是不可理喻、极端好笑的，不论是不是他的同乡，只要是北人，他就有好感。凡听到北人升官晋阶了，他就喜形于色；凡是出自北人的观点明社会整体和个人发展的统一性。，他就大加褒扬，表示附和。相反，不论何地的南人，他一律厌恶，南人的观点他反对，南人罢免他欢喜。总之，只要是与北人沾边的，他就赞同；只要是与南人有关系的，他就反对。在议论古人的时候，他也以是北人还是南人为标准；是北人，则满口赞誉；是南人，则恶语诋毁。
但在对待具体的人时，焦芳又不论南人、北人，只要与他有害有碍的朝臣，一概视为异己。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也算焦芳的同乡，但刘健为人正直，又自恃是顾命老臣，所以不巴结讨好焦芳、刘瑾等人，而且与閹党针锋相对，因而，焦芳、刘瑾将他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陷害他、排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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