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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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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句风流，更加爱不释手。从此，世宗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斋醮焚化所需的青词一概由严嵩主笔。
按照明代冠服制度规定，皇帝的冠式为乌纱折上巾，又名翼善冠。世宗因为信奉道教，便看中了道士戴的香叶冠，他不仅把自己的翼善冠换成了香叶冠，还让他的宠臣也戴香叶冠。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五顶沉水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要他们入值西苑时戴上，并且还传输大臣进入西苑时不许坐轿，只准骑马，这也是仿照道士的习惯。
严嵩极力迎合世宗的心意，每次入西苑值班，都戴上香叶冠，而且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敬。世宗见了自然满心欢喜。每次入值西苑，严嵩必定骑马，他虽然已是六十几岁的老头儿了，但身体健壮、腿脚灵便，精力充沛，这一点也足以引起一心向往长生不老的世宗的好感。
相比之下，夏言则耿直不驯。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于朝臣穿戴，因此，他就是不肯戴冠；入值西苑时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32年在斯，他也不肯骑马，依然坐轿，对于这种对抗性的做法，世宗很是不满。再加之夏言一贯对道土之流没有好感，时常流露出鄙夷、轻贱之意，因而得罪了世宗所宠信的道上陶仲文。严嵩乘机与陶仲文相勾结，在世宗面前大讲夏言的坏话，这样，世宗把对夏言的恩宠渐渐移到了严嵩的身上。
世宗热衷仙道，无暇亲理政事，而他为人好猜忌，想知道大臣们背着他都干些什么，所以就常常派出身边的小太监到大臣们办公的地方去探查。这些小太监来到夏言处，夏言只顾忙于政事，不愿答理他们，态度就显得傲慢、孤高。而小太监们来到严嵩处，严嵩立即起身相迎，笑容可掬，拉着他们的手，请他们坐下，态度温和地问寒问暖，说短道长，临别还将大把大把的金银塞到他们的衣袖中。这些小太监虽无职无权，但因为随侍皇上左右，是皇上的耳目喉舌，且可以搬弄是非，所以他们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受了夏言的慢待，自然说夏言的坏话；得了严嵩的好处，自然替严嵩说好话。长此以往，世宗对夏言便有了成见，而对严嵩则印象日佳。
经过一番慢慢渗透的功夫，世宗对夏言的不满日益加深，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打算公开向夏言发动攻势。正巧，有一天世宗单独召见严嵩，与他谈到夏言，并问及他们之间的龃龉，严嵩认为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扳倒夏言。他先是假装害怕地沉默不语，待世宗间紧了，他立刻仆倒在世宗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世宗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料想他一定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侧隐之心，连声宽慰，叫他有话尽管说，不必有什么顾虑。严嵩这才抽抽喀嗒地诉说起来，他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将夏言低毁一番，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边哭边诉，凄切哀怨，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心生怜悯。严嵩充满戏剧性的表演，果然收到了令他满意的效果，世宗对夏言无限恼恨。
事隔不久，碰巧出现了一次日全蚀，古人迷信，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世事、时政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太阳是帝王的象征思辨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指脱离经验和实践，仅，日蚀则为奸臣佞人慢君所致。严嵩又乘此机会陷害夏言，说这事应在夏言身上，天象已经警示，若不尽快处治夏言，不仅皇上不得安宁，天公还会再显法力。世宗本来就十分迷信，经过严嵩这一窜掇，便更加深信不疑，于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下旨将夏言免职，遣归老家。
夏言被除，严嵩去掉了一块心病，也搬掉了仕途上的拦路石，他一手接替了夏言所有的职务，进入了内阁，并夺得了内阁头一把交椅——当上了内阁首辅。从此，严嵩便肆无忌惮、为所为欲起来。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上，他还是谄媚逢迎；对下则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并加紧网罗党徒、栽植亲信，在朝中的重要部门中安插了大批的党羽爪牙，从而控制了朝中大权。很快地，严嵩的权势便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
过了两年多，世宗重新起用了夏言，严嵩又退居第二，他又巧奸毒计，将夏言再次赶回家乡，但他还不放心，直到把夏言置于死地才善罢甘休
严氏丞相父子兵
严嵩用毒计杀害夏言以后，又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在朝中，他除了取悦世宗，巩固皇上对他的宠信而外，就是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意孤行。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搞了四十四年的建醮、祷祀。前二十年，他还能够上朝听政，过问一下朝政，后二十五年，他干脆整夭泡在西苑里和道士们一起炼丹制药，讲求长生之术。严嵩当权时期，世宗早已多年不上朝了，除了征伐诛杀等大事外，别的很少过问；朝臣中除了严嵩之外，别人很难得见龙颜。这就更为严嵩独揽朝纲提供了方便条件。
严嵩除了投机钻营，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方略，他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一意媚上。一提起如何讨好皇上，他就特别有“智慧”，能变幻出无穷的花样，真称得上是拍马逢迎的“天才”、“专家”。
严嵩得为首辅，日夜守候在西苑直庐，名为忠诚勤政，实际上却是为了时刻窥测皇上的意向。而昏愤不明的世宗竟也被他的这种假象所迷惑，对他更是宠信有加，还赐给他一枚银质印章，上面刻有“忠勤敏达”的字样。这君臣二人，为君者昏庸无能，为臣者阴险奸诈；一个喜欢迎奉，一个善于拍马，这一对儿昏君奸臣相得益彰，奸臣越是蒙蔽昏君，昏君越是宠信奸臣，到后来，世宗把一切政事都交给严嵩全权处理，严嵩利用自己独承顾问的有利地位，排斥同僚，独揽朝纲。世宗下了些什么旨令，说了些什么玉言，严嵩都瞒得风雨不透，即使是内臣辅臣他也不让知道，更别说其他阁臣想参与批示奏章之事，那简直比见世宗皇上还难。
随着年岁的增大，严嵩渐渐有些老朽糊涂了，他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严嵩有个儿子，叫严世蕃，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历史的特殊性，反对社会革命，因而成了社会改良主义的理，凭借老子的权势当上了工部侍郎。这个严世蕃相貌丑陋，狂妄自大，奸滑狠毒不下乃父，且又年轻力壮，显得比他老子还精明能干。严嵩便把儿子拉出来做帮凶。
阅读世宗的御札之时，严嵩常常呆看半日也揣摸不透其中的旨意，他只得暗叹自己的衰老、迟钝，而严世蕃则机灵奸滑无比，往往能立刻摸透皇上的意图，一猜即中，所做的奏答都能迎合世宗的心意，令世宗满意。严世蕃的鬼子点还真不少，他以重金收买世宗的近侍，让他们把世宗的一切言语行动，包括饮食起居，个人喜好，对大臣的评价等等，事无巨细统统汇报给他。因而世宗的所想所做，他都了如指掌，知道得清清楚楚，世宗要办什么事，他事先早有准备，总是让世宗可心可意。
严嵩见儿子锻炼得比自己还能干，使偷偷让儿子入值西苑，代他处理政事、批示奏章。这样一来，严嵩更加离不开严世蕃了，不论大事小情，都得依靠儿子出谋划策。各部府有事请严嵩裁决，严嵩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之后再作决定。”（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因而，当时朝廷内外都说，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严嵩不能一天没有东楼。有人干脆称他们父子为“大丞相、小丞相”。其实，称他们为“父丞相、子丞相”也未尝不可，朝中大权尽落他们父子手中。
严嵩父子一手遮天，包揽大权，他们倚仗权势，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力”为事物的“制造者”，“目的”指事物所要追求的东西。主，卖官鬻爵，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以其本人的贤愚廉赃为依据，而是根据他们对严嵩父子贿赂的多寡而定。大将军仇蛮，原为甘肃总兵，因犯下贪虐罪被劾下狱，他以三千两黄金贿赂严嵩，并拜严嵩为干爹，结果得到了宣府、大同总兵的要职。工部主事赵文华，也是个奸贪小人，他曾经因为贪赃枉法被贬出京都，降为州判，他也以重金贿赂严篙，拜严嵩为干爹，因而又重新入朝为官，步步高升，成为严嵩的亲信党羽。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拚命巴结严嵩，以求得到一官半职，而严嵩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大力网罗私人，将他们安插在重要部门，充当自己的耳目、爪牙。对于那些不肯依附的官员，严蒿父子则大打出手，同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介，不肯同流合污，严嵩便指使党徒进行诬陷，把俞大猷逮捕下狱。朝中一些正直善良的官员颇为不满，出于爱才，大家凑了三千两银子贿赂严世蕃，俞大猷才被改判发配到大同戍边，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严氏父子利用手中的大权贪赃纳贿，大肆搜刮，可谓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严家的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在京城，严府连三接四，高墙峻宇、巍峨壮观，府第前还修建了一座大花园，园中珍禽异鸟，奇花名草，应有尽有；更令人惊叹的是，严嵩动用工役开凿了一片人工湖，面积约有几十亩，湖光云影，画船雕梁，更显得严府的富丽堂皇。象这样的宅第，严嵩在他的家乡——江西分宜连修了五座，座座壮丽豪华，美奂美仑。说起深宅大院中的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就连严府的豪仆，也有几个家财万贯的。到后来，严嵩父子东窗事发被抄家时，共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玩宝物，价值连城，无以计数。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
贪赃纳贿也好，敲诈勒索也罢，严氏父子不论以什么方式弄到手的财物，都是百姓的血汗，都是民脂民膏。严家富可故国的另一面，便是民不聊生，百姓的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国家的财政也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海瑞在给世宗的奏章中有著名的一骂，他借用世宗的年号痛骂道：“嘉靖，嘉靖，家家穷得干干净净！”其中有对世宗耗费国银大兴土木、修建宫观道院，从事祷祀活动的遣责，也包含了对少数奸臣穷凶极恶搜刮金银的揭露。
富则思淫，家财聚敛得够多了，就要想方设法在享乐上下工夫。严氏父子的生活极端奢侈糜烂，且不说每天的吃穿用度如何极尽铺排、考究，严世蕃一人就有二十七个小妾．个个穿金戴银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指出它是一种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花团锦簇，严世蕃与她们朝歌夜弦，寻欢作乐，宣淫无度。过着如此腐化的生活，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常常得意洋洋地向人炫耀说：“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寻得替罪羊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率兵侵犯中原，打算以大同为突破口，直逼北京城。大同总兵仇驾本是个奸贪之徒，他原为甘肃总兵，因犯了贪虐罪被劾下狱，他多方求人，以三千两黄金贿赂了朝中第一权贵严嵩，并拜严嵩为干爹，不仅得以赦免罪过，还捞到了宣府，大同总兵的官职。仇蛮既无文韬，又无武略，面对俺答的进犯，吓得慌了手脚，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不敢抵抗。后来，他见俺答准备调兵攻城，越发惊慌失措，竟派出自己的亲信偷偷去见俺答，以重金贿赂，求俺答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地而转犯他处。这招果然见效，俺答收了仇鸾的重礼，立即引兵东去，攻打被称为长城口的古北口。
此时的明朝庭正是严嵩得势，他以儿子严世蕃为助手，父子专权，任性妄为，败坏纲纪，搅乱朝政，致使国势衰微，边事废驰。特别是大将军曾铣被害以后，西北边防再无良将，因而，俺答才如此嚣张，胆敢来犯。
俺答兵临古北口，不废吹灰之力就攻克了这个要塞。明朝守兵一败涂地，死伤无数，侥幸留得性命的也都仓惶逃窜。俺答率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掳掠，直奔北京。
古北口失守的消息传进京城，朝廷内外一片震惊之声，文武群臣面面相觑，一愁莫展；市井百姓人心慌慌，听天由命。一时间主义基捶（1924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整个京城充满了惊恐、混乱的紧张气氛。
虽然没想出什么退敌的良策，朝廷还是很快做出了反应，兵部下令集合京城各营兵加强防守。军令下达后，兵士却迟迟召集不起来，原来，世宗继位后，只醉心仙道，不关心国事，后来更是由着严嵩父子胡作非为。严氏父子专权乱政，作威作福，根本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不重视军备，军队的管理极其松弛，为将者从来不操练兵马，当兵的竟不懂舞枪弄棒；京城禁军籍册，多是空头名额，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兵士，大都被总兵、提督、太监弄到家中充作奴仆使唤；所有兵饷，全被统兵大员侵吞，一半饱其私囊，一半用以贿赂严氏父子。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世宗朝庭则是平日不养兵，战时难用兵。仓促间好不容易才召集了四、五万人马，大都是老弱兵丁，看上去萎蘼不振，恐怕背杆枪都吃力，更别说冲锋陷阵。这样一支部队毫无战斗力可言。
队伍集合起来后，便派人去领武器，几个军兵拿着兵部的批示来到武库，管理武库的太监却伸手索要贿物，不给钱就不发枪孤独的个体丹麦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用语。指单独的自我，，还说这是按例办事。无奈，领枪的人只好满足他的要求。等到武库打开后，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除了一些残缺不全、锈迹斑斑的头盔、铠甲和没了枪尖的断枪杆，一无所存。让人看了真感到啼笑皆非。
敌兵压境，战事紧迫，最忙乱的当属兵部尚书丁汝夔，他不仅要负责派兵遣将，更要负责保护京都和皇上的安全。可此时世宗皇上并不知道自己正受到俺答的威胁，还在西苑里为长生不老而专心修练。丁汝夔几次去西苑探看，世宗都在静心练功，追求羽化登仙的境界，丁汝夔不敢打扰，只得自己独撑局面。后来，。情况越来越紧急了，再不能不禀明世宗了，丁汝夔才斗胆打扰了世宗。世宗听了报告，一下子从成仙梦中惊醒，他最看重的就是性命，如今兵祸临头，性命有了危险，他能不又急又怕吗？世宗慌忙命令文武大臣全体出动，分守九门，严加防护，同时传檄各镇兵入京勤王。
明朝这边，世宗领着大臣们还在手忙脚乱地布置防备，俺答那边早已逼近北京城下，在京城附近的村落中大肆掠夺民财，奸淫妇女，焚烧了大量的庐舍，洗劫了通州、涿州等地和北京四郊。敌人的暴行激起了每一个有良知的官民的义愤，纷纷要求严罚敌兵。兵部尚书丁汝夔向内阁首辅严嵩请示是否出战，严嵩给他出主意，说；“在边塞失败，还可以瞒住皇上，在京郊失败，就难以隐瞒了。俺答轻易不敢进攻京城，他抢够了，闹乏了，自然就撤兵了。我们千万不能出战，唯有坚壁守城是上策。”丁汝夔一想，严嵩的话虽然不顾百姓死活，但京城中的兵士多是乌合之众，真的与敌人交起手来，没有胜利的把握，对自己反倒不利；不如听信严蒿的“忠告”。于是，传令诸将，坚守京城，不得轻易出战。这些京都将领，平日里惯于养尊处优，只会寻欢作乐，个个养得脑满肠肥，胆小如鼠，爱惜自己的性命胜于一切，他们一见打仗，腿都直打颤，此时巴不得不出战，眼看着俺答军队烧杀掠夺，只是按兵不动。百姓们饱受敌兵的蹂躏，一心盼望着自己的军队能前来搭救，却不料明军见死不救，还听说是丁汝夔不让出战，于是便大骂丁汝夔不止。
俺答军队终于在京郊一带抢劫够了，便志得意满地引兵退去，一同还押走了大批男女、牲畜骡马和金银财宝。眼看着俺答军队走远了，仇鸾才率领十几万兵马尾随其后，佯装追击。俺答原打算从白羊口出塞麦加拉派古希腊小苏格拉底派之一。由麦加拉（Megara，，不料遇到了驻守在那里的明军的猛烈阻击，只得原路折回，再奔古北口。仇鸾率部下歪盗邪甲地在后跟随，正被俺答杀了个回马枪，明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争相恐后逃命，根本无心反击。俺答斩杀明军千余人，然后从古北口回巢。仇鸾收拾残部，打道回京，沿途斩杀了七、八十名百姓，假称鞑靼人的首级，欺瞒世宗，冒领军功。世宗竟然信以为真，大加赏赐。
因为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所以这次事变史称“庚戌之变”。
事变之时，当时北京西北郊遭受的破坏比较严重，有许多太监的宅园也被抢掠一空，焚烧干净。这些太监见自己的私有财产受到损失，心里当然愤恨不平，可又不能找鞑靼人和俺答算帐，就把火气都撒在丁汝夔身上。他们纷纷跑到世宗面前告状，大骂丁汝夔，说他贪生怕死，不敢迎战；并且牵制诸将，不让出战，从而助长了俺答的气势，致使烽火满郊，惊动了皇上。世宗本就认为“庚戌之变”是自己的一次奇耻大辱，正要找个什么借口发发火气，听了太监们的告状，当即下令把丁汝夔打入车狱，要论罪严办。
丁汝夔原是听了严嵩的话才按兵不动，听说皇上要因此治他罪，急忙又去找严嵩讨主意，求他救护自己。严嵩也听到了这消息，害怕丁汝夔把自己牵连进去名“吠檀多”（Vedānta），意为“吠陀的终结”。婆罗门教的，便一心稳住丁汝夔，宽尉他说：“不必担心，有我在，你就丢不了命，我一定鼎力相助。”丁汝夔这一次又听信了严嵩的许诺，果然没供出严嵩。可是，严嵩见到世宗之后，知道皇上极为憎恨丁汝夔，决意要处死他，吓得禁若寒蝉，一句求情的话也不敢说出口。
可怜的丁汝夔一心巴望严嵩能替他求情，得到世宗的宽恕，谁知圣旨降下，将他斩首，这时他才明白上了严嵩的当，他大声咒骂严嵩，在刑场上不断高喊：“奸贼严嵩误我！奸贼严嵩误我！”可是为时太晚，无济于事。就这样，严嵩祸国殃民，却让丁汝夔做了替罪羊
死有余辜的严嵩父子
严嵩专权，拉他的儿子严世蕃做帮凶。严世蕃相貌丑陋，心肠歹毒，且又狂妄自大，其凶狠奸贪不在乃父之下。他没有参加过科学考试，凭借老子的权势青云直上，官至工部侍郎。随着严嵩的一天天老朽昏债，他越来越离不开他的儿子，世宗皇上的咨询御札，一概由严世蕃奏答，后来，严嵩又让他代办公务，参与国家机要。内阁首辅的宝座由严嵩一人坐，而朝中大权由父子二人把持，当时朝中上下称他们父子为“大丞相、小丞相”。
严氏父子专权乱政达二十年之久，祸国殃民、迫害忠良、招财纳贿，坏事做绝，激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强烈不满，多年来，弹劾不断，但昏庸的世宗执迷不悟，不但对朝臣们的弹劾充耳不闻，还一味包庇严氏父子，客观上纵容他们的罪行，使他们父子得以继续为害。
嘉靖四十年，严嵩的老婆欧阳氏因病去逛，按照封建礼制的规定：严世蕃应离职回籍守孝三年，叫做“丁忧”。但是，严嵩一天也离不开儿子，他怎能让严世蕃回老家？于是他便找了个借口，向世宗求情，将严世蕃留在京城，而让他的孙子口家代为“丁忧”。严世蕃虽然被留下了，但因他重孝在身，不便人值西苑，所以，公务上的事情还是帮不了严嵩什么忙。没有了儿子的帮助，严嵩深感力不从心，往往将公事处理得一榻糊涂，对于皇上的御札下问，多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有肘急得严嵩团团乱转，一愁莫展，最后只好派人回家询问儿子严世蕃。
严世蕃虽然在家“守孝”，却一点儿不守孝道、整日里大吃大喝，听歌观舞，他有二十七位妻妾，个个珠围翠绕、脂红粉香向所有儿童开放，并从教会手中收回。主要著作有《对自然，严世蕃左拥右抱，和她们寻欢作乐。严嵩派人来询问御札之意，严世蕃自然没有心思琢磨世宗的御札，通常草草作答，语多隔膜，甚至前言不搭后语，使得严嵩大为光火；有时严嵩不得已自己写奏答，更是驴唇不对马嘴，所以，令世宗很不满意。此时已是严嵩执政的晚期，他们父子手中的权力过重，势力过强，大有阴云蔽日之势，世宗心中早已有所猜忌。
这时，世宗正宠信着方士蓝道行，把他看作神仙一般，不说言听计从，他的话也是举足轻重的。严氏父子偏偏把他得罪了，蓝道行就在世宗面前告严氏父子的状。有一次，世宗问蓝道行：“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乘机以仙人的身份回答说：“严嵩父子，弄权专政，奸人不去，病国妨贤。”世宗又问。“如果是这样，上仙何不降灾诛杀他们？”蓝道行神秘地一笑，说：“留待皇上正法。”世宗一听，心有所动，“仙人”既给他指出一条明路，世宗从此便产生了除掉严嵩父子的念头。
不久，御史邹应龙又上疏弹劾严嵩父子，列举了父子二人的种种罪状，其后，又有徐阶推波助澜，力劝世宗处分严嵩父子。终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世宗下旨令夺去严嵩的一切官职，并发配回江西老家；严世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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