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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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御史邹应龙又上疏弹劾严嵩父子，列举了父子二人的种种罪状，其后，又有徐阶推波助澜，力劝世宗处分严嵩父子。终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世宗下旨令夺去严嵩的一切官职，并发配回江西老家；严世蕃也被谪戍雷州卫．另外，严嵩的两个孙子及几名私党也都被遣戍边。
　　　　严世蕃在谪戍雷州的途中，逃跑回家，在家中躲了一阵子，见无人追问，胆子又大了起来对立项见“原则同格论”。，开始四处活动，他伙同严嵩的死党、也是在戍边途中私逃的罗尤文，二人相互勾结，网罗党徒，招纳叛卒，夺人子女、劫掠民财，勾结倭寇、图谋不轨，半年之内，就作案二十七起，情节恶劣，气焰嚣张，真达到了无法无夭的地步。严世蕃还役使工匠四千人，大造私第，修建亭台园林，雕梁画栋，穷奢极侈，排场、气势，一如往昔。严府的豪奴悍仆，仍旧挟持相府余威，凌辱官民，为非作歹。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月，御史林润又上疏弹劾严世蕃。世宗听说严世蕃逃跑回家，继续作恶，勃然大怒，下旨将严世蕃逮捕治罪。
　　　　严世蕃这次虽被关进了狱中，却并不害怕，他知道邹应龙和林润在疏中只揭发了他招财纳贿和聚众为这两大罪状，他又极为了解世宗的秉性，等到他旧日的心腹来狱中探望他时，便对心腹说：“邹应龙和林润参劾我两条罪状，都不算什么。招财纳贿，自古有之，就是当今皇上，也未治过多少贪官；至于说聚众为逆，还无真凭实据，大可不必过虑。我想沈鍊和杨继盛两案，廷臣经常谈论，算做我家人命案，可是他们的奏疏中并未提及，现在烦请各位在外多加宣扬，就说沈、杨两案不加入，怎能扳倒严氏？他们听了信以为真，再去上疏，那时我便可以出狱了。”他的心腹不明白个中蹊跷，问他：“沈、杨两案若再加入，罪行愈重，怎么还可以出狱？”严世蕃说：“沈、杨被杀，虽由我父拟旨，终究是皇上批准，着重新提及，必然触怒皇上，皇上会加罪于他们，那时我不就可以出狱了吗？”心腹们听了频频点头，依计而行。
　　　　果然，一经严世蕃的心腹当众游说，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纷纷堕计。也难怪，人们对沈鍊和杨继盛两案至今记忆犹新无产阶级就不能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规定了党的，每次提起，都义愤填膺，恨不能立即向严嵩讨还血债。
　　　　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历沈鍊上疏世宗，历数严嵩祸国殃民、欺下媚上、贪赃枉法十大罪状，请求世宗诛戮奸臣，以谢天下。奏疏呈上后，沈镰鍊被以“低诬大臣”的罪名遭受廷杖之刑，并谪佃保安。在保安教习乡中子弟时，他把严蒿和李林甫、秦桧相提并论，大加贬抑，严嵩知道后，恨之入骨，便诬陷沈辣图谋反叛，把他逮捕处死，沈鍊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害。
　　　　继沈或上疏之后，刚刚升任兵部武选司郎中的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奋笔写了一份《请诛贼臣疏》，冒死上疏。杨继盛在奏疏中也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五大奸计，请求世宗讯拿严氏父子，以正国法；或将其逐出朝廷，削籍为民，以全国体。严嵩看到后，却反咬一口，诬陷杨继盛目无君上、阴谋反对世宗，挑拨皇上大动肝火，将杨继盛投进诏狱。严嵩指使他的爪牙对杨继盛进行严刑拷打，杨继盛在狱中关了三年，备受杖答拶夹之苦，大腿上的肉被打成了碎片，整个人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剧烈的创痛常常使他半夜醒觉，他就打碎瓷碗，用破碗片刮去腐肉和浓血，狱卒看得毛骨耸然，而他却神态自若。就这样，严嵩把杨继盛拆磨得差不多了，又使奸计将他处死。
　　　　黄光升等人以为机会终于来了，便把沈、杨两案加入疏中，准备上奏世宗，重审旧案，严办严嵩。上奏前王引之等。，他们把奏疏拿给徐阶过目，徐阶一看，大吃一惊，说：“诸位是想替严世蕃脱罪吗？”黄光升等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说道：“小严一死，尚不足抵罪，怎能替他脱罪？”徐阶便说：“各位弄错了，沈、杨被杀，虽是严嵩所害，但终是皇上批准，此疏上奏，无异于归罪皇上，皇上震怒，各位必然获罪，而小严反倒会逍遥法外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徐阶的眼光。于是，徐阶把黄光升等人引入内室，屏退家人，动手修改奏稿。第二天，奏疏送进宫中，世宗看后，感到严世蕃罪恶滔天，立即命令将他送交都察院、大理寺和锦衣卫会审定罪。
　　　　严世蕃在狱中听说黄光升等人中了自己的奸计，高兴得抵掌大笑，拉着罗尤文的手说；“我等且尽情畅次，不出十日，定可出狱，那时再找徐阶、邹应龙和林润算帐不晚！”他做了一晚的如意美梦，不料，第二天就被提审，徐阶将奏稿扔给他，严世蕃一看，立即吓得瘫软在地，和罗龙文抱头大哭，悲叹道：“此番休矣！”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将严世蕃和罗龙文绑赴西市斩首。京城中的百姓听说这个消息，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呼朋唤友相邀着来到西市看刑，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恶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严世蕃临别时，家人捧过纸笔，让他写封家书，算作遗书。他接过笔纸，只是流泪不止，浑身筛康般颤抖着，怎么也写不成一个字，往日作威作福的劲头早已吓得无影无踪。
　　　　严世蕃被斩后，其家产全部抄没，严嵩也无家可归，只得寄食墓舍；老景凄凉。两年后，在贪病交加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狗特务汪直
　　　　明宪宗成化年间，一天，宪宗皇帝与往常一样，带着几个近臣在宫中随意游玩，忽然传来一个醉汉的叫骂声，宪宗眉头一皱，对近臣说：“何人如此大胆，给我拉下去。”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小太监跟跟跄跄地跑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旁若无人地又骂起来，一个近臣训斥他说：“圣上在此，不得放肆！”小太监仍然照骂不误；近臣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一听，拔腿就跑，边跑边嚷。“现在人们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宪宗听了，心有所感，想起前几天太监尚铭向他密奏汪直结党营私、胡作非为的详细情报，又考虑到自己多年来一直重用江直，只怕汪直势力不小，万一形成尾大不掉的情况，岂不是养狗反被狗咬？于是，宪宗决定疏远汪直。
　　　　实际上，如果宪宗不是这么健忘的话，他应该记得，近几年来朝臣不断上书揭露汪直党同伐异、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罪行，宪宗就是置之不理，就是前几天尚铭的密奏也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于是尚铭就编导了那幕剧，搞了个戏谏。从此，宪宗不再信任汪直，又过了两年，朝臣再次上疏弹劾汪直弄权祸国，乞求宪宗惩治汪直，汪直一伙的势力才灰飞烟灭。汪直虽然倒台了，而他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阴影却难以驱散。
　　　　汪直，是广西瑶人，明宪宗成化初年，他家乡人民起义抗暴，明政府派兵镇压，汪直被明军俘获，见他长得机灵，便将他阉割，送入宫中，派他到万贵妃昭德宫中服役。万贵妃是个城府极深、善于玩弄权术的女人，她虽然比宪宗年长近二十岁，但很会迎合宪宗，很得宠爱，还被册封为贵妃。汪直入宫后，一直在万贵妃身边服侍，他事事小心，处处讨好，万贵妃和宪宗对他十分满意。汪直本来就很聪明，加上宫中争权夺势生活的磨炼，万贵妃玩弄心机的耳儒目染，他渐渐地也学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
　　　　汪直刚被提升为御马监太监不久，宫中发生了一起阴谋刺杀宪宗未遂事件。为了加强防范、及时了解官民的动静，宪宗进一步强化了特务统治，不断派出心腹四处侦探。成化十二年，汪直接受宪宗密旨杜勃罗留波夫（dIWMVKX‘VRWJKNaLMSIThMiLMF，乔装打扮，穿戴成老百姓的模样，开始了一年多的侦探活动。他行动诡秘、侦察细密，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从议论国事，到街谈巷议，全都被他搜入情报，定期直接向宪宗面奏。宪宗对汪直的卖力表现极为赞赏，对他更加宠信。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设立了嫡系特务机构——西厂，命汪直主管。汪直当上西厂特务头子后，为向宪宗表示忠心，以骗取更大的信任，便指浑手下如群狗出动，四处捕捉猎物。正巧，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为非作歹，骚扰州县，殴打典吏，滥杀无辜，激起民愤，汪直得到消息后，想趁机为自己捞取资本，立即下令逮捕了覃力朋，拟处斩刑。通过此次事件，汪直名声大振，被视为执法如山，秉公办案的忠良义士，得到宪宗进一步的倚重。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汪直拉帮结伙，大力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与御史王越、锦衣卫百户韦瑛等人臭味相投、结为心腹，策划阴谋、制造冤狱，滥杀无辜，然后谎报皇上，邀功请赏。
　　　　成化十三年（公元1647年），从二月到五月，短短的几个月里，汪直纵容手下特务张口定罪、举手杀人，制造了十多起冤狱。并派爪牙到各地肆无忌惮地抓人、杀人，闹得全国上下鸡犬不宁、人人自危。二月，汪直制造的杨泰、杨晔父子冤案中，杨晔惨死狱中，杨泰被处死刑，礼部主事董屿、兵部主事杨仕伟及不少人都连坐遭贬。三月，汪直指使西厂特务开展了遍及全国的“捕妖言”运动，特务们上行下效，设下圈套，诱使百姓“犯法”，然后加以“乱民”、“要犯”的罪名逮捕入狱，无数生灵蒙冤而死，特务们却邀功领赏、升官进阶。后来，有人上疏告发西厂为害百姓、乱杀无辜，宪宗明知西厂弄虚作假，骗取赏赐，却并不追究，这就更加纵容了汪直一伙。四月、五月，汪直唆使韦瑛罗织了几起大案，将礼部郎中乐章、行张廷纲、刑部郎中武清、浙江布政使刘福、御史黄本等人或逮捕入狱、或革职为民。
　　　　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扩大，汪直越来越不可一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排场十足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只要他走在路上，其他行人，不论官民，都要下马回避，主动让路，否则将会大祸临头，轻者遭受皮肉之苦，重者性命难保。即使是朝中命官，对这个无赖也只得忍让三分，倘若与他路遇，大都慌忙改道回避，惟恐惹出是非，蒙受不白之冤。兵部尚书项忠在朝中也是地位较高的重臣，一天早朝，路遇汪直，项忠没有主动让道，从而得罪了汪直，汪直当场破口大骂，并指使爪牙围住项忠百般凌辱。
　　　　汪直倚势欺人、骄横跋扈，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激起了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大学士商辂等大臣联名上疏，参劾汪直，列举了十一条大罪。宪宗仍然执迷不悟，商辂等人又当延力谏，据理力争，太监怀恩、兵部尚书项忠一齐响应，终于迫使宪宗下诏撤消西厂，将汪直调回御马监，放逐贬满了汪直的心腹干将。
　　　　西厂被撤、汪直受挫，但他并不准备有所收敛，反而咬牙切齿暗恨群臣，虎视耽耽伺机报复。他向宪宗进谗言诬告跟他作对的朝臣，矫旨斥逐了黄赐、陈祖生，革除了项忠的官籍。
　　　　西厂被撤仅一个多月，宪宗下诏又将其恢复，并仍委任汪直掌管。汪直变本加厉地打击异己，明目张胆地报复，并大力安插亲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似一股卷土重来的阴风，使全国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仅用了几个月时间，汪直就逼走了带头反对他的商辂，罢免了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膝昭、程万里、左都御史李宾等几十名朝臣，并将自己的亲信、私党—一安插在重要职位
　　　　汪直罗织冤狱、陷害无辜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凡是不与他同流合污的人。他都要残酷迫害、睚眦必报，重掌西厂大权后，他先后制造了无数件冤案。为泄私愤，他伙同陈钺诬陷了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牟俸。又大耍流氓手段，栽赃陷害，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文升案件，大发“顺我者猖、逆我者亡”之淫威。
　　　　纸终究包不住火，汪直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把战争当儿戏的汪直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一个仲夏的夜晚，皇宫大内仙乐飘缈、花影绰约，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年轻的英宗皇帝正手把金爵，双眼迷离地观赏着宫女们宛妙的舞姿，良辰美景、花好月圆，英宗深深地沉醉着。回想起即位之时，年仅九岁，正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正该满宫里跑着玩，却被众人摆布着、当作偶像供奉起来，还教他说些莫明其妙的话，尽让他做不喜欢的事，那时觉得当皇上真是一种痛苦。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英宗逐渐体会出当皇上的乐趣了，整天前呼后拥，美人环绕；为所欲为，及时行乐；国事有王振代管，奏折有王振代批，自己一点儿心都不必操，乐得做一个神仙天子。想到此，英宗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王振；这位教自己识字，伴自己长大，替自己分忧解难，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老太监，是最值得自己信赖的人。英宗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与惬意。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喧哗声，英宗向王振递了个眼色，王振刚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声音高喊道：“有急务须面奏圣上！”英宗顿觉扫兴，命王振出去处理。可是，那个人却擅自闯入，跪倒在英宗面前事奏说：“边地告急。蒙古人犯我边境，我军抗敌不利，北部军事重镇大同受到严重威胁，请求朝廷速派兵救援。”英宗一听，怒气全消，惊得目瞪口呆。这真如晴天霹雳，脆弱的英宗简直受不住这个打击，他又把目光投向王振，求援似地看着他。
　　　　其实，王振心里比谁都清楚蒙古人为什么入侵。
　　　　在明成祖永乐年间逐渐强盛起来的蒙古人，当时又称作瓦刺人，与北方各族联合，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王振听说蒙古草原出骏马，便指使他的心腹配的，上帝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提倡“以神为中心的，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制造大量的箭矢，供给蒙古人侵略、扩张之用，并索取蒙古良马做为回报。王振暗地里与蒙古人打得火热；出于私情，在与蒙古人的国事交往中，他对蒙古贡使给予最惠待遇，加礼优待。明朝外交制度规定：蒙古每年到京来的贡使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而蒙古人为了多得赏赐，每年都多派贡使人京；王振只要蒙古人多给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乎国家财物的流失，法规被破坏。正统十四年，蒙古竟派了两千人组成的使团赴京，还嫌不足，在上报人数时又多报了一千人，想冒领三千人的赏物。这次，王振因为蒙古人送给他的礼物不满意，坚决不允许蒙古人占便宜，他指示部下按贡使的实际人数发给赏物，并拚命压低蒙古贡马的价格，仅付给应付钱款的五分之一。蒙古贡使又恼又羞，回去向太师也先诉委屈。也先听了，勃然大怒，决意报复，便纠集诸部，招募了两万骑兵，亲自挂帅，举兵南犯。
　　　　蒙古人本来就骁勇善战，此次更是兵精马壮，士气高涨，不几日，蒙古兵长驱直入，勇不可挡，明朝边防军节节败退，北部军事重镇大同成为虎口之食，于是边报频传，连连告急。
　　　　王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恨不能赶快平息这场战乱，但他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异想天开地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以天威震慑也先，迫敌退兵。英宗也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定能马到成功，便急于一显身手，他也不与朝巨商量，轻率地作出了决定，下旨诏示群臣。文武朝官听到御驾亲征的诏令，万分吃惊，其程度不亚于接到边地告急的情报。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及支部尚书王直苦劝英宗千万不要亲自率兵出征，其言发自肺腑，入情入理，陈述道：“天气炎热，旱气未回，青草供应不足，水泉犹塞，人畜所需，确有困难。况车驾远行，四方急奏，不能既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请求英宗选派干将援救大同。可是，英宗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受王振一人蛊惑，当即下令：如有再进谏者，杀无赦！
　　　　第二天，英宗聚集了五十万人马，带着一百多名文武官员，仓促起程。
　　　　由于备战不足，指挥不利，明军在行进过程中几次出现严重失误，兵部尚书邝野被乱军济下战马，跌成重伤；不少军士因粮饷供给跟不上活活饿死；加之不断传来前线战事不利的消息，军心涣散、士气颓丧，随驾大臣几次恳请英宗回銮，都被王振阻止，他不仅当面辱骂劝驾的大臣，还罚他们跪在草地上“反省认错”。
　　　　到达大同后，听说周围有伏兵，贪生怕死的王振慌忙传令军队撤出大同，数十万人马争相撤退，军容大乱，自相践踏。也先乘机奋起追击。
　　　　王振开始命令军队向他的家乡蔚州撤退，他打算借此机会让英宗及文武官员看看他在家乡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院，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走着走着，王振又后悔起来，他想到几十万兵马远道而来，又缺少粮草，到了蔚州，难保不拿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充饥。于是，他又改变命令，改道东行，急奔宣府。
　　　　王振把五十万大军呼来唤去，使兵士疲惫不堪，满腹怨言。更糟糕的是，贻误了军机，为敌人争取了时间，明军退至狼山，便被也先追上了。为了掩护英宗撤退，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勇士奋勇抗敌，不幸陷入重围，为国捐躯。
　　　　王振跟着英宗逃命，逃到离怀来县城约二十里的土木堡，王振突然发现载有自己私人财物的一千多辆军车尚未跟上来，为了不使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他不顾皇上及数十万将士的安危，下令就地宿营。大臣们进言应该入城宿营，王振将意见压下不报英亲。
　　　　只一夜工夫，也先率兵逼近，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交通要道，包围了英宗和明军。
　　　　土木堡地势较高，缺少水源，几十万明军饥渴难耐，咽喉冒火，士兵们怨声载道，骂不绝口。王振见局面有些失控，害怕有人拆穿他的底细，就严禁大臣们接近英宗，他和几个心腹寸步不离英家左右，把英宗严严地蒙在鼓里。
　　　　蒙古兵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明军挡了回来，也先感到兵力有些不足，便使用计谋，打算智取。他派人前去讲和，走投无路的王振毫不怀疑此中有诈，当即满口答应。趁明军放松警惕之机，也先指挥蒙古骑兵杀人阵营，将明军杀得落花流水，毫无准备的明军晕头转向，顷刻之间，数十万大军全线崩溃，个个抱头鼠窜，哭爹叫娘，争相逃命，又有许多人互相践踏而死。半数以上的将士死在乱营之中，剩余的二十几万人马、连同作战物资、武器装备、统统成为也先的俘虏和战利品。
　　　　眼见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英宗及随行的文武官员失声痛苦，英宗护卫将军樊忠怒火中烧，一手揪住祸首王振，抡起铁瓜锤，狠命向王振头上砸去，顿时砸得脑浆迸裂，结果了王振罪恶的性命。王振罪有应得，一生害人也为自己所害，但是，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却无法起死回生了。
　　　　战场的情况万分危急，英宗在卫士的护卫下几次想冲出重围，都没有成功，英宗绝望之下，索性下马，面南而坐，准备束手就擒。
　　　　土木堡之战，明朝五十万精兵烟消云散，从征的一百多名文武朝臣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皇帝也被蒙古人生擒活捉，这是有明以来的奇耻大辱
　专权坏政的大太监汪直
　　　　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英宗刚刚长到十六岁，七年来临朝理政、养护幼主的太皇太后张氏因病逝世。国丧之中，全民哀悼。沉浸在悲哀之中的英宗皇帝眼中不时流露出茫然的神情，失去祖母，如同失去为他遮风挡雨的大树，他这棵孤零零的小苗，从今后要独立应付风云变幻的宫庭生活，他感到前景难测。朝中一些大臣也在替他们的小主子担心，遥想正统初年，皇上虽然仅有九岁，年幼无知，幸喜有精明能干的太皇太后及德高望重的内阁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协理国事、辅佐幼主，国家倒也太平无事。如今三杨死了二杨，杨溥虽然在世，但已老得不能动弹了，无力过问政事；年富力强的阁臣又都是新近提拔的，资历较浅，难当重任，更别说主持朝政、左右朝中局面，就怕有奸人乘机跳出来窃权乱政，使国家陷于危难之中。
　　　　大臣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果然，时隔不久，就有一伙人公然拆除了宫门上那块高三丈、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这块铁牌，曾是太皇太后张氏设置的一座镇妖塔，它镇住了心怀不宄的太监们的阴谋活动，使所有企图干预朝政的宦官望而生畏、恨之入骨。如今，太皇太后尸骨未寒就有人迫不急待地毁坏铁牌，可见此人久己觊觎国家大权。这位阴谋者就是掌管司礼监的太监王振。
　　　　王振，明山西蔚川（今河北威县）人，先后做过儒士、教官，燕王朱棣起兵夺位成功后，大量招收宦官，王振遂自阉入宫。因为他有些文化，就被派了教育小宦官的差事。不久，太子册立，他又被任命为东宫局郎，成为太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