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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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吴佩孚对“援鄂”的意见。因为赵害怕吴佩孚支持王占元，所以出兵前必须要探听到他的态度如何。可是，葛豪去后久无回报，于是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他们俩到洛阳后，不知吴佩孚是不想见他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是不与他们单独会谈，成天忙这忙那。无奈，萧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鹤庚、鲁涤平抢先把他拉过来，叫他顺着赵恒惕的心理，提供假情报，说吴佩孚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然的态度。赵恒惕听信萧的说法后，七月二十日，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的决定，赵恒惕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分三路向湖北进军。
　　　　王占元直到七月二十一才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占元立即吩咐湖北路局停止开车。待湘军“援鄂”的消息得到证实后，王占元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宣扬“博爱”、“人，决定派孙传芳为中路军前敌总指挥，在燕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当天还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可是，在湘军发兵前，吴佩孚态度暖昧，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只向葛豪说过一些“私房话”，说他对王占元无所爱惜，但又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是不义之举，并叫葛豪不要再回湖南。因此吴佩孚对湘鄂动武的真正态度如何，一直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不过，当他接到王占元的电报之后，立即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到汉口。这时王占元军与湘军在羊楼司、赵李桥等地进行了八昼夜据说是历年内打得最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此时正是军情最紧的时候，主占元原以为援兵已到起初很是高兴，绷紧的神经不禁为之一松。不料经他几次催促，萧耀南总是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而后鄂军形势急转直下，八月六日，王占元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并发了一封耐人寻味的电报：“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口已逾五日，途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能自由作战”。这些所谓的援兵既然来了为什么又斤斤千“预定计划”而不动，致使王占元的希望破灭呢？其实所谓的“预定计划”不过是吴佩孚故意拖延的托辞。
　　　　在吴佩孚的眼里，湖北不仅是直系的势力范围，而且还是他曾占有的地盘，他早就想据为己有了，只是忙于北方战事，无暇顾及。这次湘军“援鄂”正好为他提供了机会，可以借湘军把湖北的督军赶走，然后想办法取而代之。这次佯派援兵只不顾这人耳目，应付王占元而已，免得落个见死不救的骂名。
　　　　王占元通电辞职后，八月九日北京政府就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利用借刀杀人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一省的地盘据为己有费尔巴哈见“外国哲学史”中的“费尔巴哈”。，在湘军撤退之前，至少已经是名义上了。至此，王占元才醒悟过来，在乘船离开武汉时，吞声饮泣，充满悲愤地对进行的人说：“我六十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
　　　　王占元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吴佩孚不用邀请，即快马加鞭地到了汉口，神气十足，颐指气使，调兵遣将，大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而新任督军萧耀南则活象他的小媳妇一样，忍声吞气，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吴佩孚眼下的目标就是把湘军赶出湖北。为此，他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鹊部开抵汀泅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旅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以待时机。之所以如此强调固守，是由于在吴佩孚到汉口之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自己反而放弃了汀泗桥的阵地。这给吴佩孚敲了警钟，不可轻举忘动，现在湘军刚打胜仗，士气正很旺，如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得住。因此，吴佩孚还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作为回应，赵恒惕也随之立即下停战命令，似乎用不着仔细考虑．
　　　　原来赵恒惕也有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他根本没有准备与直军进行战争，希望取得一定的代价即撤回湘军，将湖北的地盘让给直系。他只提出四点希望：（1）直系承认湖北自治，湖南承认萧耀南的实际地位，（2）吴自动不就两湖巡间使I（3）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4）直系偿还湘军军费五百万元。
　　　　吴佩孚学的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而萧耀南则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一百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佩孚可他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十二日视察前方阵地灭战等作战原则。阐述了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十三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鄂、赵杰等讨论军事，十四日乘舰巡视金口，即使偶然在汉口停留一下，他既不与赵恒惕直接通电，也不肯接见湖南代表。十五日他又回到汉口来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召开弭战国民大会和武汉市民召开弭兵大会。继续回避与湖南代表见面。十六日又派海军司令杜锡珪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簰州一带的湘军左翼发动进攻。在停战和谈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一番忙忙碌碌，吴佩孚把前方部队都布置停当了，就改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扣留湖南代表萧光礼，并向湖南提出了两个反条件；（1）湘军完全退出湖北；（2）惩办甘为戎首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的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不谈到。
　　　　赵恒惕听到这消息后，大吃一惊，他自己原以为直军会害怕受奉、湘南北夹击而不致于不接受他的条件。殊不知，在吴佩孚看来，直皖战争时，直军自动撤出湖南，湘军才因而取得驱张敬尧战争的胜利，这次湘军撤出湖北应算作是对上次直军相让的报答，而不存在直军赔款问题。还有如果湘军要与直军作战，则广东北伐军乘机而入，湖南就会腹背受敌，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吴佩孚从一开始就不真心要谈判，和谈只不过是蒙骗湘军的一个“绝妙”的借口，以便他赢得时间做好军备。
　　　　湘军官兵感到受人愚弄了，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求再战，并订立“生死不退”的誓约。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双方在汀泗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尽管赵恒惕亲自督战，并处决两个作战不力的团长，湘军仍然不敌吴佩孚源源而来的新生力量，加上吴佩孚又有海军在湘军后方岳州参战。而湘军的“援兵”要么调不动，要么远水救不了近火，很快溃败。八月二十八日岳州被吴佩孚的海军攻破，驻在岳州的赵恒惕只得落荒而逃，辗转回到长沙。只见长沙一片萧败的气氛，败兵和伤兵怒容满面，抱怨上级与吴佩孚事讲和，要不然，他们早已登上黄鹤楼，漫步睛川阁了，而如今却流落到伤残乃至死亡的地步。一气之下，一些士兵闯进赵恒惕的总部，把他的勋章、军帽都掳去了。更使赵恒惕感到吃惊的是，一向对湖南陪笑脸的陈光远也派萧安国一旅入侵醴陵，长沙岌岌而危，好在桂军残部沈鸿英部及时赶到，赵恒惕急令其开往浏阳、醴陵一带布防。但一看到自己现在“百事衰”的处境，赵恒惕也步王占元之后尘深深地自责中了人家的缓兵之计。
　　　　突然，第二天，驻湘英国领事忽然前来访问，愿意作湘直之间的“调人”。赵恒惕马上警觉起来，吴佩孚是不是又来个“缓兵之计”编马克思和恩格斯。伦敦编辑，汉堡印刷，共出6期。刊登，但转念一想，自己的资本也差不多赔光了，吴佩孚从自己这里想捞也难以捞到什么好处了，姑且顺其意，进行谈判，以争取时间恢复过来。但这一次吴佩孚是真心要和谈了，因当时陕西问题牵涉到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还扬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军”又已侵入鄂西，吴佩孚已处于不利地位，必须迅速终止湘直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带，才能腾出手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九月一日赵恒惕赴岳州与吴孚谈判，吴佩孚还忘不了派孙传芳奚落他一顿。孙传芳揪着赵的胳膊说：“你为什么要破坏湘鄂联防条约，为什么要进攻湖北！”吴佩孚见机解围说这不关炎午（赵）的事，而是宋、鲁两人的事．
　曹锟贿选当总统
　　　　直奉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吴佩孚就以胜利者的姿态，风尘仆仆地从天津赶到保定，与久已在那里的直系首领人物曹锟紧急商讨解决时局的办法。会上曹锟的左右都认为，现在是直系的天下，解决时局的办法就是拥护曹锟“黄袍加身”，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吴佩孚认为这种粗暴强硬的做法不会取信于天下，只能使本已呈分裂状态的局势更趋恶化。接着，他提出应当首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再利用旧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总统。这样做既可以以恢复国会之名驱除徐世昌，又可以抵制南力成立的护法政府。于是曹锟在直系的保驾下开始了迈向总统宝座的曲折历程。
　　　　5月14日，吴佩孚就迫不及待地密电就恢复国会，请黎元洪复职问题征求北力军阀的意见。当天就得到了江苏、山东、湖北三省军阀的同意。5月15日，孙传芳通电赞同。5月27日，吴佩孚发一密电致徐世昌，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并称这是解决时局的最好办法，而且已得到十余省复电赞同。吴这样做完全是恐吓徐世昌，使他尽快下台。可是徐世昌这位久谙政治权术的北洋元老，心里虽有点慌，但并不急着要下台，而是采取拖延时间，以待变局的缓兵之计。他只是口头上顺着吴的口气佯作谦和地认为吴佩孚的办法确实合法”，以作应付。5月28日，孙传芳又发通电请南（孙中山）北（徐世昌）两总统同时退位，徐世昌也立即通电，表示所陈意见乃“忠言快论”“实获我心”，“一有合宜办法，即便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借以延缓自己的政治生命。
　　　　但形势发展急转直下，容不得他再作保守的防守了。6月1日，旧国会议员以旧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为首，共二百零三人在津开会，发表宣言，指责徐世昌的种种罪恶，宣布徐是“伪总统”，自即日始即由国会行使职权。徐世昌以沉默表示反抗。6月2日，吴佩孚迫不及待了，指使常驻北京代表钱少卿，一日数次打电话到总统府，催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看到北京再也没有自己可站的地方了，才不得不发布“本大总统现国怀病，宣告辞职”的通令，然后溜回天津英租界的私宅。曹锟要当总统的第一个障碍消除了。
　　　　赶走了徐世昌，吴佩孚、曹锟马上又加紧活动，请黎元洪复职。6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请其复任总统。黎似乎知道他们的本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等。，事情就好办得多。”同日，曹锟、吴佩孚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吴佩孚的参谋李倬章、北京内阁代表高洪恩，亲到天津迎接黎元洪。
　　　　黎元洪自张勋复辟被赶下台后，便息影津沽，杜门谢客，不闻世事。但自直奉战争后，直系要人及国会议员不断登门劝驾，黎元洪终抵不住诱惑，决心再往“火坑”里跳。他以前，虽曾把做总统比作“跳火坑”，但而今又想再试一次，也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吧”。6月10日黎元洪正式通电表示接受复职。
　　　　但他的复职，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之外，毫无法律根据。按临时约法，总统任期五年，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袁死于民国五年六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六年七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的，他们代理总统也都是合法的，但所代任期已满。现在事隔多年之后，又把黎搬出来补所谓总统任期，是无中生有，毫无法律基础的。黎元洪也很知趣，在自己的就职通电中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不少人也仅仅承认其为事实上的总统而非合法的总统。
　　　　曹锟、吴佩孚不是不知道这点。但为了能借助于黎元洪恢复法统、恢复国会，使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失去根据，即使有。阵于法理他们也在所不惜。
　　　　而黎元洪可就惨了，这一点为他以后被人耍用和引“祸”烧身埋下了引子。
　　　　先是几次组阁，都因曹、吴的作梗而迅速夭折，黎元洪开始感到了火的灼热了。但紧接而来的国会议员关于他的任期问题所形成的争吵，更是令他尴尬。1923年5月10日附曹派议员范樵、吴莲炬等提出尖锐的解释任期案，说：“黄陂（黎字黄陂）此次复职，法定期限仅一百六十日，而黄陂于客岁六月十一日复任，迄今已三百六十五日，业超过任期一百七十五日，法律资格久已不存。总统任期满而不退位，是总统违法也。为今之计，一面由黄陂自动退位，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以遏乱萌而符法治；一面速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次任大总统”。这些的主张无非是尽量缩短黎元洪任期，加速曹锟早日为总统。此议一出，附和的纷纷涌现，随之而来的同样的提案有二十多起。黎元洪自知不可久留，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咨催两院，准备大选。黎元洪本以为自己所做的完全是为曹锟着想，没想到曹锟及其保定派党徒，却反认为他此举，是运动议员继续选他为总统的阴谋。因而唆使交通总长吴毓麟，掀起倒阁潮，以制宪经费不经阁议通过有违责任内阁制之精神为借口，使全体阁员于六月六日提出总辞呈，且相率离京，政务途无人负责。
　　　　可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头。六月七日，京郊一带的军警五百余人，以内阁辞职、军饷无着为由，到总统府索饷。等到黎元洪答应在12天内，筹拨军饷四百万元，军警始退去。八日，曹锟派边守靖，雇佣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广场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九日，北京全体警察罢岗。十日，有军警数百人到东胡同黎的私宅索饷，纠缠到下午三时才散去。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一千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呼声震天而来。晚上，黎宅电话被切断，自来水管被堵塞。黎不得已向曹、吴通电乞援，但没有回曰。
　　　　6月12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联名呈请辞职，黎元洪下令加以挽留，并派参谋总长张怀芝退还辞呈，冯、王拒而个受。黎元洪在张绍曾辞职后，曾商请顾维钧、颜惠庆组阁，顾、颜知难而退，坚辞不就。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亦请辞职。黎元洪环顾四周，一片楚歌。再加上几天来的不断骚扰，精神疲惫不堪，知道形势不可违，决定离京到天津去。可是，有一点他还蒙在鼓里，就是所有这些所谓的请愿、索饷、辞呈都是曹锟背后搞的鬼，目的是使他早日提出辞职。
　　　　但黎元洪并没有表示要辞职，而只是说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黎在出走前叫秘书刘远驹将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又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十五颗，交其如夫人危氏，并令公府秘书瞿瀛，随之携行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等诸事办理完毕后，黎元洪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在美国顾问福开森、辛博生等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等十余人，及卫队四十余名，乘专车离京赴津。
　　　　黎元洪离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阻拦火车加以搜查。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率警务处长杨以德和军警多人，乘车到杨村站，声称迎接黎元洪总统。车开到后，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承斌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元洪回答说，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答。这时火车早已开动，仍在运行。等到火车到了天津新站，王即命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并派军警千余人，严密包围，禁止下车，催交印信。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火车。黎元洪即叫李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却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忿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直到晚上十点，黎被逼得不得已了，才告以实情说，印信交瞿瀛秘书，随其妻在法国医院，并未出京。黎元洪最后又被逼下车，打电话告瞿秘书及其夫人将印信交与国会。十四日，其夫人危氏始将印信交出。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证实后，又上车，拿出代拟的一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分别要求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声明临行时所发命令无效，逼黎签字，声言若不签名，羁禁车内，永不放行。黎签字后，始被放回宅。黎回家后，即发表通电，宣告被逼交印情形，并声明被迫所签名之文件无效。至此时，黎元洪在直系的怂涌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狼狈出京，时间正好是一年。曹锟为了搬走黎元洪这座自己请来的大山，甘费那么多的周折，劳那么多的神，而黎元洪为了当总统平白地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与难堪。他们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大山搬走了，曹锟本可以一步登“天”了，但为了表示自己当总统的合法性，又玩弄一套“依法”选举大总统的把戏。直系担心曹锟不能当选，所以一方面用钱贿赂议员，另一方面把原来的“先宪后选”程序改为“先选后宪”。贿赂方面规定，在京出席宪法会议的有出席费，出席常会的可以借支岁费，每月有六百元到手，而不出席的在沪的议员每月只有三百元。由于差额大，所以吸引大批议员络绎进京。这样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八月二十四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一百元，自二十七日实行。到九月二日，选举总统的票价虽已规定每张五千元，但保定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而议员则担心投票后保定派不付款，所以保定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为了预测出席人数，吴景濂于九月八日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由于与议员们所要求的条件有距离，会没开成。十日又开，人数仍不足，吴景濂即命秘书冒议员名签到，并虚报出席人数，预备会得以开成。出席议员，会后给五百元出席费。十二日先开总统选举会一次，因票价问题未解决。故出席人数仅四百二十二人，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之五百八十一人，尚差一百五十九人。票价问题经过二十多天的商讨定下来后，于十月一日才开始填发五千元的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舮）、孝记（王承斌字学伯）、兰记（王艈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宇洁卿）四种，分由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付款。选票问题的关键一关总算迈过去了。
　　　　十月四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天出席者五百五十一人，因此流会多次的制宪会议得以开成。吴景濂即以总统会的名义，发出通告，定于十月五日开大总统选举会。五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来回穿梭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得通过。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都亲自到场指挥。无论国会议员还是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担任搜查。
　　　　依选举会通告，应于十时开会，因议员按时到者不多，故临时变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足法定人数为准。到上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