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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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群还交代了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
　　　　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是，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免被动；
　　　　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
　　　　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睛表示自己的感情。
　　　　得到指示，“将”“相”们立即行动做好各种准备，到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他们昨晚连夜赶印的那份领袖论天才的语录，就出现在各小组会场上，而且在会上发言积极涌跃，陈伯达尤其突出。
　　　　他在华北组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反对“天才论”的言行。说：
　　　　“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夭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所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
　　　　叶群在中南组，则用很气愤的神情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也猛烈炮轰张春桥：“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反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李作鹏同样不甘示弱，在中南组对张春桥也作暗示性的攻击。他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的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还反毛主席的风，还反林副主席的风”。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他们这么攻击张春桥，既是他们两派之间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林彪的一着高棋，想通过这么一攻击，就没有敢反对林彪的意见了。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在起草政治报告时相互争功，乃至反目成仇，所以陈伯达这次表现比谁都积极。他还把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修改整理后，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马上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都看到了他的讲话。
　　　　简报把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说成是“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的，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还要揪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人，把他们斗臭。
　　　　林彪看完后，称赞说：“还是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李、邱看到了陈伯达抢了头功，很不服气，也纷纷争着出简报，并增加许多“尖端性”的词语。
　　　　可是，就在他们干得热昏了头的时候，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他对许世友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他回去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江青则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告状，求救。庐山风云骤然紧张起来了。
　　　　25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五巨头”会议上严肃地作出了三项指示：
　　　　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然后又对着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也许是顾着“第二号人物”的面子，用较为缓和的语气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陈伯达听着毛泽东的话，觉字字句句都象针刺一样难受，不可一世的神气一下子瘪了下去。
　　　　林彪听后虽觉得有点尴尬，但在心里却直惋惜唉！没想到败得这么惨，这么快！彻底完了！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会议的气氛立即降温，吴、李、邱、叶感觉很紧张，心也凉了半截，为了脱身，有的急忙把自己的发言记录收回。
　　　　8月26、27日，吴、李、邱、叶被周恩来找去谈话，要求他们向会议作检讨。
　　　　陈伯达跳得最高，当然也就摔得最重了。会议很快转入了对陈伯达的批判。
　　　　但对林彪，鉴于他是“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尽管知道他是头目，但为了不引起震动，只好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能一锅端了，只是借一典故暗示他注意。林彪听到主席说：“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矣”，虽听不懂，但又不好当面问。后来查清后，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已把自己看作“纣王一样的人”，但又留有余地说“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林彪又觉得有点安慰。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弃车保帅”了，对其他同伙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
　　　　9月5日，会议以批判陈伯达而告结束。登机返回时，林彪再次回首庐山，默然无语
　野心家林彪坏我长城
　　　　“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后，一场夺权的风潮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了。先是上海市委的大权被夺，接着便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省委大权被夺，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林彪听在耳里，喜在心头。在他看来天下大乱，就是天下大好。可高兴之余，不免又深深地遗憾竟没有一个军区的大权被夺的消息传来。他虽是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较大的军权，但他对军队里那些不怕他、不吹他、不捧他、不服他的人，总看不顺眼，而且把他们看成眼中刺，要拔掉而后快。他曾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的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挖出那些“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江青也跟着起哄说：“武汉、成都，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可要“冲”军队，谈何容易。在军队里不仅有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正直的老帅们把着关，而且还有“军委八条命令”在管着。这八条是老帅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安全，为了保卫军事机关免遭冲击而拟定的，是毛主席亲自批阅通过的。所以林彪即使有想搞乱军队的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但后来，毛主席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却给军队的不稳定制造了隐患。不久，就有涉及军队的武斗事件传来，而且是林彪、江青所痛恨的武汉军区。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当事者是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派和武汉军区。事件的发生是由武汉和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占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而引起的。他们占领大楼后，于2月9日利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制造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然后，造反派开始了更大的冲杀，甚至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广大军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打砸抢很不满意，纷纷要求武汉军区对2月9日的社论表态。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月9日社论。并于3月7日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了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等人。3月21日，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所属组织。社会秩序趋于安定。
　　　　这种事的发生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梦寐以求的。从这一件事中，他们看到了实现他们“抓军内一小撮”阴谋的突破口。于是，马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他们的授意下，19盯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另立新说，成为儒学的主要反对派。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和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不久，中央军委又颁布了由林彪策划口授的否定“八条”的《军委十条》。其表面上看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在社论和“十条”的鼓动下，本已平息下来的事态，重又被激化起来了。武汉造反派马上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致使“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执行“三支二军”任务的解放军常常遭到造反派谩骂甚至围攻，惨案时常发生，武斗有增无减。
　　　　而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别有用心地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说：“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行为，无异于鼓励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到达武汉处理问题，同时，谢富治、王力也从重庆赶到武汉。经过协商，16日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承认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但王力和谢富治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的晚上，就违反了周恩来的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有意识地与造反派谈话，暴露身份。周恩来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下去后，他们却公开采取压一派支一派的手段人们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的概念。这种观点被称，逮捕了13名“百万雄师”派的负责人。在周恩来飞回北京后，又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还提出所谓“四点指示”：军区支左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种公开支持造反派的做法，激怒了武汉的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7月20清晨，愤怒的群众来到东湖宾馆，要找王力说理，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群众忍无可忍，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军委大院批斗。7月20日至23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此期间，“百万雄师”收到了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这就是影响很大的“七·二零事件”。
　　　　这一事件中王力被批斗，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事件的发生则是林彪、中央文革推波助澜的结果。可林彪却反咬一口，危言耸听地说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并把“七·二零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为他们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奠定了一个基调。对这一事件的直接引起者王力和谢富治，则捧为英雄，在北京西郊机场为他们的回来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仪式。
　　　　北京街头也一夜之间，贴满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字报。这预示一场指向军队的大批判就要开始了。
　　　　7月25日下午他们又在天安门前召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林彪本不想参加，但在快要开会时，又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表示要亲自参加，说：“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列宁文稿列宁著作集。共17卷。实际上是《列宁全集》，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下午五时，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
　　　　7月26日上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又把该会开成了批判会，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武汉事件徐向前是有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徐向前愤然退席。会上不仅不听陈再道的解释，吴法宪还带领几个打手冲进会场，抓掉陈、钟等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让他们讲话。会议休息期间又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对他们进行武斗。会议开得很长，吃过晚饭后再开，陈等人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陈便对坐在那里不讲话的康生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还没说完，康生就恶狠狠地打断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他们这样大加讨伐，主要是为了吓唬人，让人不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否则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的科学客观世界相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的世界。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有了这一顶顶可怕的大帽子，陈再道、钟汉华想在劫逃脱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钟的职务。但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不过是他们的借口、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全国、全军范围内掀起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因此，他们在批斗陈、钟的同时，也着手大搞舆论宣传。7月22日，也就是王力、谢富治乘机返回北京的当天，林立果就迫不及待地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零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中央文革在研究“七·二零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他说：“为什么不能搞军内一小撮？”7月25日，他告诉王力，谎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除了大搞宣传之外，他们另一手就是发动各地造反派去闹，以造声势。
　　　　7月30日，蒯大富在清华召开有各地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上传达林彪的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党内的—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掀出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一时间，浊浪滚滚涌来，铺天盖地。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造反派冲击军队，揪“陈再道式人物”的事件。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领导同志被打成了“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区负责同志惨遭迫害会主义的建立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政治结构的简单转变，，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地造反派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的指挥陷于失灵状态。
　　　　就在他们干得起劲，干得高兴的时候，毛泽东震怒了。1967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关锋起草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毛泽东看后挥力批示说这是“大、大、大毒草”，怒喝：“还我长城”。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多次划掉了“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批示说：“不用”，退给了林彪。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林彪、江青一看情势不妙，立即慌了起来，急着找借口为自己解脱责任。叶群立即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队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只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谁加上的呢？江青、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而且他还是舆论总管，主要怪他。陈伯达处境危急，只好求助于第一夫人。考虑到把陈伯达打倒了会引起全国反对“中央文革”，因此江青、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不久姚文元探听到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吓得急急地辩解说：“《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关抛出去最合适。
　　　　正好这时有人提供新材料：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宣传要点”的清样上的亲笔签字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王力正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宣传组组长。关锋主管《解放军报》。这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关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到了王、关的头上。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机溜了。毛主席同意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关锋。
　　　　其实最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康生，不过其老谋深算，改口道：请示毛主席，主席根本就没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说法。不仅如此，康生连夜翻查王力的档案，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关锋也被定为“特务”。后来，俩人受到隔离审查，这是罪有应得。不过他们绝不会想到的是竞会被自己的同伙以如此之罪名投进监狱
　女皇江青借尸还魂
　　　　一夭，吴晗刚从外面开会回到家里，妻子袁震就拿出昨天的《文汇报》递给他。吴晗看了妻子一眼，觉得她脸色不对，忙问；“你不舒服吗？”袁震说：“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了。”
　　　　吴晗打开报纸一看，一行大标题《评吴晗新编历史剧》跳入眼帘，作者是姚文元。吴晗带着一种急切的心情仔细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不禁眉头一蹙。
　　　　文章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作品产生的背景”是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的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富农的罪恶统治。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卑鄙，无耻！吴晗忍不住气愤地骂道，重重把报纸摔在桌上。至此，他终于明白了妻子为什么今天有些反常。
　　　　吴晗在屋子踱来踱去，在思考着，他的思绪重又飞回当初写海瑞时的岁月。
　　　　那是1959年5月，有一位领导同志把毛泽东要求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落实的事告诉了吴晗，并把毛主席怎样对海瑞感兴趣，怎样向有关同志讲海瑞故事的背景讲给吴晗听，希望他利用自己对明史比较熟悉的长处写写有关海瑞的文章。
　　　　毛泽东对海瑞感兴趣的原因是由于57年反右，伤害了一部分人，58年“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助长了瞒和骗的作风，不敢说真话成了一股风气在党内蔓延开来，这会严重地危害党的事业。毛泽东就想通过宣传海瑞的敢说真话的精神，为我们的干部树立一个榜样。
　　　　吴晗接受了这个要求，不久写成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内容突出一个“敢”字，发表于6月16日《人民日报》上。之后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都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的精神的。
　　　　至于《论海瑞》这篇文章，在将要发表时，尽管因听到一位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毛主席讲海瑞，提倡的是真海瑞，而不是假海瑞；是左派海瑞，而不是右派海瑞而加上了一段反对右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