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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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派中央代表团慰问广大指战员。一大早，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战士就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戴着眼镜、富有军人气质的人引起了汪荣华的注意，她急忙问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说：　
　　“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呀？”陈明义告诉她：“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从此，刘伯承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汪荣华调到了总参谋部四局工作，与刘伯承在一起的机会多了。这段时间，他们在一起加深了相互了解。　
　　刘伯承常常在繁忙的军务之后，教汪荣华学政治、学文化，给她讲历史，在行军过程中鼓励她前进。虽然当时刘伯承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但他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刘伯承的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使汪荣华更加敬重他，并由此产生了感情。　
　　一天晚上部队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墨，提起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在信封里，让通讯员当面交给汪荣华。汪荣华看过信后，又是激动，又是害羞。与刘伯承相识后，她的确钦佩刘伯承的才华学识和高尚品德，在万里征途中，能有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十四岁就当了红军。参加红军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和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因此，他俩第一次相约在河边散步时，她把心里话掏了出来。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着说：“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贫穷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了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头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　
　　从河边散步回来时，汪荣华对刘伯承关切地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认真啰！”　
　　汪荣华不仅在生活上关怀体贴刘伯承，而且在刘伯承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时，也勇敢地和他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地支持他、鼓舞他。　
　　1936年中秋前后，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之中，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沅河的甘南小镇上，刘伯承和汪荣华结成了终生伴侣，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更没有红烛新房，但他们即感到是那样的幸福。他俩的爱情，就像天上皎洁的月亮，穿过长征路上万里风云，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婚后不到一周，刘伯承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与汪荣华一起前往保安接受新的任务。　
　　拂晓，正当他们沿山沟向保安疾进时，突然，一架敌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接着一声轰响，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弹片横飞，当汪荣华极力从硝烟中抬起头来时，她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刘伯承倒在地上，身边流着一摊血。她心里一紧：“伯承负伤了。”她赶忙跑过去，拨开刘伯承和警卫员身上的黄土，含泪为他们包扎伤口。刘伯承擦着镜片上的尘土安慰她说：“不要紧，打仗挂彩，乃兵家常事。”　
　　这时，刘伯承低头发现汪荣华的腿也负了伤，他抬手抚摸着汪荣华的伤口深情地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现在我们俩都负伤了，但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还面临着敌情。荣华，数你伤轻，赶队伍去吧！”　
　　汪荣华看着受伤的丈夫，摇摇头说：“我不能丢下你，丢下你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刘伯承想到，四周到处都有敌人活动，都呆在这里很危险，随时会有牺牲的可能。于是，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我命令你走，现在能减少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革命保存一份力量。这里离我们的队伍不远，你快走，还来得及。”　
　　汪荣华见刘伯承下了命令，不得己起身向刘伯承和警卫员告别，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　
　　约莫个把钟头，部队收容班的同志赶了上来。由于刘伯承和警卫员伤势太重，只好由战士们搀扶着走。走着走着，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知道这是汪荣华，看着妻子的背影，他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对妻子的敬佩之情。　
　　刘伯承和汪荣华这一对从艰苦征途和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走出来的患难夫妻，在战场上生死与共。婚后他们始终战斗在前线，有了孩子，他们就托付给保育院或是老乡。直到解放后，他们才真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孩子们也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刘帅晚年身体不好，汪荣华以深厚的伴侣之情陪伴、护理刘帅，熬汤喂药、洗漱换衣，无微不至、任劳任怨，十几年如一日，感动了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医务护理人员，他们无不钦佩刘帅和汪荣华的爱情，深深赞叹这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绽开的爱情之花。　
4．2　元帅与他的子女们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　
　　“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跑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着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　
　　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夫妇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　
　　也不允许警卫员、通讯员过多照顾，因此孩子们经常留在后方，和一般干部的孩子一样，艰苦朴素，自立生活。　
　　1946年，刘伯承把儿子太行从延安接到前线。一天晚饭后，父子俩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兴地问：　
　　“太行长得这么大了，上学了吗？”　
　　“还没有，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不太好。”沉吟了一会，刘伯承又问：“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学校怎样？”　
　　“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队伍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们习惯不太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赖着不肯去，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任白戈说。　
　　刘伯承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对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有一些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第一，子弟学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脑子里反映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纯洁是有害处的；第二，在地方学校读书，可以多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一生。”　
　　刘伯承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国以后，他的几个儿女都在普通学校读书，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员。国家配给他的特殊待遇，他决不允许孩子享用，在刘帅家的电话间里，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妈妈。　
　　刘帅的六个子女都在单位和职工们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来看望父母。太行是刘帅的长子，他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肖玉兰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队医院工作，上下班来回得三个多小时，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领导也有难处，肖玉兰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对孩子的学习、工作也要求很严。有一次，儿子刘蒙和父亲谈起学外语，说是记了二、三千个单词，但还是把句子翻错。刘伯承耐心地给刘蒙讲解学习语言的规律，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钱。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你是提它们不起的。”他还详细讲了动词的用法，找到动词的准确含义后再去翻译。这样就不会错。后来，刘伯承还专门给刘蒙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刘蒙按照爸爸说的去做，果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次，刘太行病了，想休息几个月。此时，领导也不大管事，所以，就没有请假。回家后，父亲问他为什么没上班，他照实说了。父亲问：“请假了没有？”　
　　太行说：“没关系，局势这样乱，领导也不管事了。”刘伯承又问太行：“你们领导被撤了吗？”太行说：“没有。”刘伯承听后严肃地批评太行说：“既然你们领导没有撤，党还是把你们交给他管。你有病，我知道，但一定要向领导请假，要遵守纪律。”　
　　刘帅夫妇爱子心切，但教子有方，从不娇惯溺爱孩子。他们的六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女儿解先、雁翎是医生。长子太行是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二儿子刘蒙在军事机关当参谋，他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并同他人一起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刘伯承青年时代》。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做技术工作。二女儿刘密群也是空军司令部的技术干部，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立功受奖，曾荣获“三八红旗手”称号，并光荣的出席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刘伯承元帅几个子女的身上，不难看到帅门家风的可贵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1　徐帅崛起之谜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山西人”。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大元帅？　
1．1　神秘的徐向前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