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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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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至亲,也是同样律己的。他一生好学不倦,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新知识的追求。一九五三年五月,他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负责高级学习组的组长写了一封信,生动地反映了他学而不厌的精神。信中说:“因事不果,要推迟至五月底或六月初才能回来,请不因此影响解答问题之进行。我病了一周,顷已恢复,仍按时阅读并做学习题目。”在病中仍学习不辍,并动手作业,丝毫不因自己是位高级领导人而懈怠,更不因自己学识渊博而有所自满。难怪大诗人柳亚子要赞誉他是“兼资文武此全才”。形势愈是向前发展,他就愈感学习的重要。1957年4月,正当我国在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面临着行将到来的新时期(虽然这种历史进程由于失误而推迟了20余年),他在一篇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中说:
“想到我自己年近六旬,又当着1957年的现代,我个人的知识是如何的不足,是如何不能完全认识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便知道先驱者的伟大处和他们认识问题追求真理的艰苦。”因此,他特别强调应学习李大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正是这种基于对共同目标和对知识的渴求,陈毅和张茜在精神的交流上是极为和谐的,镌刻在张茜使用的铜砚上的铭文正是这种和谐的精神交往的产物:
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
铭文由张茜拟制,但其构思显然可以从陈毅《感事书怀》的诗篇中获得启迪,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起初写照。陈毅亲笔书写了这则砚铭。
4.3 有趣的关照
有一次在北京,开完一个重要会议之后,时已中午。周恩来总理毛遂自荐,要当东家,自己掏腰包,请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特地派人打电话,把两位元帅的夫人张茜和薛明请来作陪。为了助兴,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买来一瓶茅台酒。一打开瓶塞,一股醇番的酒味扑鼻而来,直浸人的肺腑。陈毅品尝了一口,连声赞道:“好酒!好酒”。
酒过数巡,陈毅脸色红润,象关云长的面色,晶莹的汗珠,闪亮着,挂满了脸庞,有的竟滴落下来,洒在桌面上。这时,张茜连忙用左脚踩了一下陈毅的右脚。踩者轻轻,被踩者却用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贺龙忍不住放声笑了,总理忍不住放声笑了,张茜呢,羞红了脸儿,也忍不住漾起一阵笑声。
4.4 “逆来顺爱”
作家铁竹伟曾经叙述过一件罕见的“逆来顺受”的故事。
这个事件的主人是张茜和陈毅。事件发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稍后的一天。
那一日,陈毅请华东区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来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作出邀请他们的临时决定。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
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干!
没有吃菜,也没有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子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他顿了顿又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
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欺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
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份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张茜猛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象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说着,拿起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唔”。陈毅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的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看见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主人则显的陌生。
在什么时候施展个性,在什么情况下逆来顺受,这里面包含着多少暖意,多少情怀啊!
4.5 十年携手共艰危
60年代初,陈毅在反“右倾”运动后,率先以明白无误的言词批判左倾错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们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陈毅之为陈毅,就在于虽也“有些害怕”,但终究不顾这种害怕而说了他要说的话,做了他要做的事。在他一生的某些“忧患”时期,张茜作为他的伴侣和战友、在精神上一直是忠贞不二的支持者和慰藉者。还在1943年秋,陈毅在饶漱石策动的“黄花塘事件”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误解,离开了亲手开创的根据地。张茜在亲人别离的困境中,以极大的毅力承受各种压力,她的心始终向着她所深爱的亲人。“鸣声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触景生情,张茜写下了真切动人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缕缕情思。1954年仲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张茜向陈毅谈起往事,陈毅感慨系之,在《流水日记》中写了这段肺腑之言:“总结结婚十余年,我甚得她的帮助。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愤事。此语信然。”
陈毅一生的“忧患”莫过于在十年内乱中奋起抗争而遭到林彪、江青之流的迫害。陈毅在横遭磨难的晚岁逆境中,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鲁迅在晚年曾赋绝句赠许广平,用来作为陈毅和张茜的写照也是恰当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动乱初期,江青炙手可热。陈毅断然拒绝了她的拉拢,对这位无德无才的“夫人”干预时政极为反感。张茜则对江青邀她坐主席台的举止洞若观火,对陈毅说:“我们无须为过关而投靠任何人,也无须任何人特殊照顾!”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使他们在动乱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虽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乃至自己的生命。
自所谓“二月逆流”之后,陈毅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打击;
八届十二中全会,便完全离开了领导岗位,赋闲在家。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销蚀锐气,他们“闭门心若水”。这期间集中读了许多书,“九大”之后不到半年,陈毅被流放到石家庄。
在逆境中,以往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取消了。张茜自己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悉心照料陈毅。此时陈毅虽感觉身体不适,但保健措施已完全撤消。张茜在去一家制药厂下放劳动的几个月中,凭着自己的聪颖好学,居然在药物学方面有了很大长进。陈毅的腹痛一天天加剧,张茜忧心如焚,考虑再三,写信向周总理报告了病情。这样,在流放一年后,陪陈毅回北京治病。但是,陈毅的肠癌已经到了后期,张茜在整整一年的护理中,心情压抑,呕心沥血,也身患癌症。她振作精神,尽可能多地给予陈毅以慰藉而减轻他剧烈的病痛。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重病在身的陈毅和张茜怀着满腔义愤向林彪这伙乱臣贼子作了一场最后的斗争。陈毅接连两次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揭露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所犯的错误,张茜则帮助整理发言稿。在陈毅弥留之际,张茜特意把齐白石手书的诗词挂轴带到病床前,上面录的是陈毅写于1936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赠同志》:“二十年来说是非,一生能系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春蓓蕾。”陈毅视此诗为“生平为诗,此压卷也”,张茜的用心何等深细。她自己同时也写了一首慰问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当如是看。”即使是在回天乏力的性势下,张茜仍然祈望陈毅能度过他一生中最后的“忧患”期。这真正是几十年患难与共深蕴的痴情。
作为忠实的伴侣和战友,张茜在失去亲人的巨大不幸时刻,“不被哀痛之情所压倒,不被恶疾之势所慑服”,遵照陈毅的遗命,着手整理他的遗稿。陈毅生前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她在动大手术后仅几天就开始整理诗词遗稿。在这项带有创造性的艰巨劳动中,张茜怀着对亡夫的至深至爱至切的情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陈毅生前希望能通过编选诗词来反映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张茜就以编年的体例,从三百多篇诗作中精选出一百余篇,从红军时期,反映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作品依次编至十年动乱初期即景言点的《题西山红叶》。其中有些作品写作年月并未详注,张茜则根据内容作了细致的改证。又如陈毅生前希望对某些未完稿在形式上作必要的修饰,张茜就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在保持原作风格的前提下使之完璧。凡此种种,充分显示了张茜的忠忱和胆识。她在重病中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陈毅词诗选集》,写下了评价中肯的序言,吟成了字字注血的题后诗两首,其中一首是:
“同病堪悲惟自勉,理君遗作见生平。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
波漾流溪冬月影,风回碣石夏潮声。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周总理对张茜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予以很高评价,特别对序言和题诗表示“值得钦佩”。张茜在无意中将自己的名字铸入到陈毅诗词这座丰碑中去了。
张茜为编辑陈毅诗词耗尽了心血,天不假年,她已经无力完成对陈毅其它文字的整理了,“我是踏上了一年前陈毅同志走过的路程,跟着他的脚印一步步走去。”她为不能完成陈毅的遗命而抱憾。她把这件重于自己生命的工作交付给了自己的孩子:“我原来想只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把你们爸爸留下来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不行了。希望你们能够下去。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争斗和虚浮的颂辞都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有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置之呵!”耿耿此心,感人肺腑。
爱情,这是多么奇妙而又圣洁的情感,当她附丽于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事业的时候,可以产生出多么恒久而遒劲的青春活力。而陈毅和张茜的爱情之花给后世留下了特有的芬芳。
陈毅元帅在追念王若飞同志时,有感于亡友对爱情的坚贞,赋出了这样的诗句:“英雄肝胆亦柔肠。”这诗句也正是他的自我写照。
1 辗转求学之谜
人无法选择时代,时代却造就了伟人。少年聂荣臻目睹混浊时局,怀抱齐天宏愿,辗转求学,探寻真理,欲担负拯救积贫积弱民族之使命。终于,他走上了成功之路,而在这路途中,他展示了一种独具的品格,也碰到了玉成他的机遇
1.1 天府之子
1899年(清光绪25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向来是一个出军阀也出将帅人才的地方,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就是从四川崛起的。在江津,聂姓是一个大家族,不过到了聂荣臻出生之时,家境已经破落了。从他记事时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江津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就是为家里的生计发愁,长年累月,养成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典型农民性格。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和抚养后代上。
聂荣臻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正处在辛亥革命酝酿的时期。
由于家境困难,父母把他送到外祖父家里读私塾,外祖父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清末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和他们的本性相乖,因而也就沉闷异常。当时,聂荣臻的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比较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到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年幼的荣臻对城里来的消息感到好奇,觉得他们的争论挺有趣,尽管还不可能懂得共和党是怎么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启蒙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闯入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
本来,由于四川素以资源物产丰绕著称,被誉为“天府之国”,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清政府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另一方面,四川交通不便,运兵进川和运物出川全凭长江水路,李白曾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清政府又有鞭长莫及之叹,加上四川人民对清政府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有各种斗争,所以清政府对四川人又气又恨。聂荣臻小时候曾听大人讲了一个故事,清朝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后来,偏偏有一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纷纷把此事传为佳话,说“骆”字拆开是“马”和“各”,在四川话中,“角”和“各”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这则故事说明四川人有叛逆性格。
因此,清朝对四川的统治手段也特别残酷。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代替。聂荣臻进入新式学校读书,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逐渐开阔了眼界,开始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聂荣臻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事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思考,寻求出路。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寒假时,由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后来,他曾回忆说:“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聂荣臻回忆录》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返校后不久,即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撒传单,贴标语,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当时学生们少年气盛,不考虑后果如何,也未能想到,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一旦烧掉,受损的是中国人自己,而对日本人则无损于皮毛,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对学生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学生们还是把这批日货烧毁。这样以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聂荣臻和其他几个学生代表就离开了学校,他们意识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件事成为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搞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聂荣臻中学时期,军阀之间兵连祸结的事情使他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
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些理论感到新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还是弄不大清楚。不过,他相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1919年暑假期间,聂荣臻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聂荣臻在家里是独生子,起初父母不同意他出国,担心会出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国。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聂荣臻出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2 人在旅途
办好签证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学们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两岸美景使他们心旷神怡。然而,聂荣臻的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忧虑留在江津的同学,他们未能出走,反动当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而生死未卜。加上这次出走,归期未定,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之情,此情此景,汇集在心头,也沉甸甸的。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轮船停靠在宜昌之后,初出四川的聂荣臻外对面的世界感到新鲜,就上岸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他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加激发了聂荣臻的爱国之心。
船到上海后,聂荣臻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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