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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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养革命武装。9月底，叶剑英先期到达广州。　
　　广州自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害，进步组织被破坏，处开革命低潮。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为了对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遗将去潮汕增援。张发奎乘机命令黄琪翔率第四军从粤北开进广州城，准备排除桂系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很高兴。但是，他的到来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煞有介事地说：　
　　“蒋介石那样信任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来广州！”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张劈头就问：　
　　老叶，你回来了，可有人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出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肯，还是留他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叶剑英于是更加谨慎，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逍遥，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广东省军委工作的黄锦辉同志，汇报了教导团南下情况。黄锦辉介绍了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准备发动起义的指示，交待给叶剑英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敌军动态；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扩大革命力量，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马脚。　
　　遵照党的指示，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教导团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侧重进行基战的训练。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于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去上海之机，张、黄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叶剑英根据党的部署，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即刻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非常痛恨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未能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还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就在张、黄庆祝胜利、妄图镇压和消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　
　　面对这样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连忙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　
　　叶剑英乘机劝张、黄出兵，保卫广州。他分析敌情后，主张先打部队虽多但多属杂牌的西路，先拿黄绍竑开刀，柿子先拣软的捏。　
　　张发奎非常高兴，接着叶剑英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向张发奎建议：“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决定全力以赴，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十二、二十六师进击黄绍竑；其余主力也都调出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任给叶剑英，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防务空虚，一时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为了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　
　　叶剑英马上面晤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有意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　
　　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将三百多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五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这样，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他的机智果敢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敌人无法意料。　
　　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阶段。　
　　12月7日，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2日起义。　
　　不料，正当准备就绪，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来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只因没抓到大的把柄，加上叶剑英暗下保护，敌人才没有下手。这次不同了，暴动的迹象过于暴露，张发奎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去见张发奎，说明所谓暴动的情报不可靠，并以教导团“老团长”的身份担保教导团不会出事。同时将有关情况随时报告党组织，暗里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不被敌人袭击。　
　　根据情况，起义决定提前举行。　
　　11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警卫团和三千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了市内的战斗，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也反戈一击，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在总指挥部里，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同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部队经过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极其危险与艰难的境况下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巧妙的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捕捉战机，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举行立下了不朽功绩。　
3．3　长征途中立奇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即致电中央，支持南下，诬蔑中央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张国焘造谣生事，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妄图篡夺领导权。他指使他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的名单，请他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一些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此同时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处处同中央离心离德，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明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　
　　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就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即转给陈昌浩，但陈正讲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　
　　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处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作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叶剑英说：　
　　“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毛泽东嘱咐他谨慎从事，并寻机脱险。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报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周、博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失一路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难道留给张国焘吗？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当时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地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发了个电报要他们立即赶回。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　
　　“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二十多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要赶紧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高级干部会，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并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的话，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陈昌浩为了向张国焘有所交待，派人送信给彭德怀，企图阻止北上。只有李特等几个人不愿跟中央北进，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带回巴西去了。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六十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　
　　“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先把他打死再说！”　
　　叶剑英听后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不然今天都不知到哪国去了！”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电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仍旧执迷不悟，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还给一、三军团发电报，危言耸听地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他南下。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揭露了其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周恩来则引用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在这场挽救革命的斗争中，以自己的高尚品质和过人胆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3．4　“叶剑公舌战群儒”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眼巴巴地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惨重，恼羞成怒，便决定于是年三月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此时叶剑英因天雨路滑，不慎胳膊被摔伤。接到会议通知，去还是不去？一般参谋长会议如果不去也可以。叶剑英鉴于当时国内外严重形势，预感到蒋介石可能要搞阴谋，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能不去，而且可能还有一场“恶战”要打。于是他和同志们进行了积极而紧张的准备工作，带伤赴会。　
　　果然不出所料，会场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蒋介石对会议内容早有安排，一开始他就把共产党、十八集团军大骂了一通，诬蔑我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破坏抗战等等，造成了冬季攻势任务的未能完成。蒋介石声言要调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他讲完后就规定了会议发言时间，每人不得超过三十分钟。这实际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准我们进行充分的反驳。　
　　会议前两天，国民党要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言都集中攻击第十八集团军。　
　　久经沙场的叶剑英对此处之泰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到第三天，当他们的诬蔑攻击都讲完了，叶剑英才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开始他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发言。　
　　叶剑英身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国民党内是追随孙中山的元老，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之一，在国民党军队中负有盛名。他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对他的发言，无不全神贯注。　
　　叶剑英的发言，针锋相对地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作战与摩擦问题。　
　　对于作战问题，叶剑英主要讲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我军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他说：　
　　“我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作战，英勇牺牲，抗战两年半共歼敌八万余人，争取伪军起义一万九千余人，缴获步马枪二万余支，轻重机枪四百余挺，各种炮一百余门，破坏交通一千一百七十余次等。这些战绩不仅为敌人所承认，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所称道，而且有些也曾得到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嘉奖。敌人对我军恨之如骨，怕得要死，与贵部有些部队一见敌人望风而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叶剑英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战略上、战术战役上彻底粉碎了对十八集团军所谓“游而不击”的诬蔑，巧妙地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为名，加罪于我军，进而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诡计，使蒋介石等人啼笑皆非，无从辩驳。　
　　关于摩擦问题，叶剑英一开始就承认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担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责任在于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看待，这是许多摩擦发生的根源。他说：　
　　“我们与友军之间的摩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抗战大局下的一种局部的暂时现象。目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属的，我们决不能搞颠倒关系，更不应把局部摩擦有意去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他的话使一些国民党要求抗战的左派听得频频点头。　
　　接着，叶剑英针对国民党军有关参谋长提出的河北、山西和陕甘宁边区的摩擦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他们的诽谤和攻击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驳斥。　
　　针对河北摩擦问题，叶剑英用事实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