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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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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能在这儿一起多住两星期，我们会觉得很有面子呢。”
这么热情殷切表示了居停之谊后，皮果提先生走到屋外，用一满桶热水洗他自个儿，并一边说道：“冷水绝对洗不净我的污泥。”不一会儿，他又进屋了，外表大为改善，只是太红了，以至我不禁想他的脸在这一点上和海虾、螃蟹、龙虾相似——进热水前很黑，出热水后就是红红的了。
喝过了茶，门又已关好，缝缝眼眼也已塞住（那阵的夜晚雾气重，冷森森的），我觉得这就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可爱的隐居处了。听着海面上吹过来的阵阵风儿，知道屋外冷雾正偷偷爬过荒凉的滩地，看着火炉，想到这儿没有别的房屋而只有这一所，而这一所又是一艘船，简直让人觉得太妙了。小爱米丽已战胜了羞怯，和我一起坐在那最低最小的柜子上，这柜子刚好够我们俩坐，也正好能放进烟囱的那个角落。系着白围裙的皮果提太太对着火炉坐着织毛线。皮果提从容自在地用那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盒和那块蜡烛头做针线，那样子就像那些东西一直就是放在这儿的一样。先前已给我上了扑克牌启蒙课的汉姆这会又拼命想记起一种用这副脏牌算命的方法，他翻动扑克牌时把拇指上的鱼腥味全留在牌上了。
皮果提先生抽着烟斗，我觉得这是谈知心话的时候了。
“皮果提先生！”我说。
“少爷，”他说。
“你给你儿子取名汉姆，是不是因为你们住在一种方舟上？”①皮果提先生似乎认为这是个寓意挺深奥的问题，但仍答道：
“不是的，少爷。我从没给他取过名字。”
……
①据《圣经》的《旧约》中记载，制造方舟的诺亚之次子便名为汉姆。
“那么是谁给他取的这名字呢？”我用教义问答的第二个问题问皮果提先生道。
“哦，少爷，他父亲给他取的呀。”皮果提先生说。
“我先前还以为你是他的父亲呢！”
“我的兄弟，是·他·的父亲，”皮果提先生说。
“他死了吧，皮果提先生？”我满怀敬意地沉默了一下，又问道。
“淹死的。”皮果提先生说。
皮果提先生竟不是汉姆的父亲，我对此好生惊诧。我开始想我是否已把这里的一切人之间的关系都弄错了。我极想把这点弄个明白，于是我决心向皮果提先生问个清楚。
“小爱米丽，”我瞟了她一眼说道，“是你的女儿吧，对吗，皮果提先生？”
“不是的，少爷。我妹夫汤姆是她的父亲。”
我忍不住了。“——死了，皮果提先生？”我又满怀敬意地沉默了一下后问道。
“淹死了，”皮果提先生说。
我觉得再就这话题谈下去挺不容易的。可我并没有问到底呀，怎么着我也该问到底呀。于是我说：
“你就没·什·么孩子吗，皮果提先生？”
“没有，少爷，”他笑一下说，“我是一个单身汉呢。”
“一个单身汉！”我大吃一惊道，“哦，那么那是谁呢，皮果提先生？”我指着系着白围裙正织毛线的人问。
“那是高米芝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高米芝，皮果提先生？”
但就在这时，皮果提——我是说我的那个皮果提——示意我别再问下去，于是我只好坐在那里，看着静静坐在那儿的大家，一直到上床的时间。在我自己那间小卧室里，她才告诉我，汉姆和爱米丽都是失去父母的侄儿和甥女，当他们分别被抛下时都是什么也没有的孩子，皮果提先生就打那时收养了他们。高米芝太太是和他在一条船上一起干活的一个人的寡妇，那伙伴死于贫困潦倒。他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说，不过他像金子一样好，像钢一样真——她这么比喻说。她告诉我，唯一能让他暴怒或诅咒的话题就是谈他的这些义举。
如果他们中有谁说到这事，他就用右手重重朝桌上捶一下（有一次还打破了一张桌面呢！）并说出一个可怕的诅咒；如果还有人再提到这事，他就得离开并永不再回，或者受到“锅埋”①。我问后得到的回答，似乎没人知道“受到锅埋”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人人都认为这是最可怕的诅咒。
……
①Gormed是God—damned的讹音，意为遭天谴。
我充分感觉到主人有多么好，随着睡意变浓，我更觉得心情舒畅了。我听着女人在船的那一头另一间类似的小室中就寝，听着他和汉姆在屋顶上我先前看到的那些钩子上挂起两张吊床。睡意渐渐偷袭着我，我同时仍能听海上咆哮的风那么凶猛地吹过海滩，我不禁对这夜间起伏翻腾的大海感到一种朦胧的不安。可我宽慰自己，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一条船上呀；而且就算会发生什么，有像皮果提先生那样的人在船上就不会有什么不好。
但和白天一样，什么也没发生。晨曦刚照到我那镜子的贝壳镜框上，我就起了床，和小爱米丽一起出去，到海边捡石子。
“你完全是个水手了吧，我想？”我对爱米丽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么想过，可我觉得我得说点什么才算有礼貌；而且正好那时有一张离我们很近的船帆在她明亮的眼睛中映出那么好看的小影子，所以我就一下想起了这番话。
“不，”爱米丽摇头答道：“我怕海。”
“怕？”我看着大海，做出很勇敢的样子说，“我就不怕。”
“哦！可海太残忍了，”爱米丽说，“我看到过它是怎么残忍地对待我们的一些人。我看到它把一艘像我们房子那么大的船撕成碎片。
“我希望那船不是——”
“不是我父亲随其淹死的那艘？”爱米丽说，“不。不是那艘。我就没见过那艘船。”
“你也没见过他吗？”我问。
小爱米丽摇摇头。“不记得了。”
真是太巧了！我马上就告诉她：我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还有我和母亲怎样独立过着我们所能想象的幸福生活，不仅现在这样生活，今后也要永远这样生活。我还告诉她：我父亲的坟就在我家附近的教堂墓场中，被一棵大树荫护着，许多愉快的早晨，我走到树下，听鸟儿歌唱。只是这一点似乎和爱米丽的孤儿生活不同。她在失去父亲前就已失去了母亲，而且没人知道她父亲的坟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他是埋在海底深处的什么地方。
“还有，”爱米丽一边找贝壳和石子一边说，“你父亲是一个上等人，你母亲是一个夫人；我父亲是一个打渔的，我母亲是打渔人家的女儿，我的丹舅舅也是一个打渔的。”
“丹就是皮果提先生，是吧？”我说。
“丹舅舅——就在那里，”爱米丽对着那座船改成的房子点点头道。
“是的。我说的就是他。他一定非常好，我想？”
“好极了。”爱米丽说，“如果我能做夫人，我一定送给他一件带钻石扣的天蓝上衣，一条漂白布的长裤，一件红天鹅绒的背心，一顶卷边的帽，一块很大的金表，一根银烟斗，还有一箱子钱。”
我说我一点也不怀疑皮果提先生是受之无愧的。我得承认，当时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会穿上他那感恩的小外甥女为他设计的服装而仍感自在，我特别怀疑那顶卷边帽是否合适；但我没说出这些想法来。
小爱米丽已停了下来，一边计算这些东西，一边望着天空，好像那些都是一种非常辉煌的景象。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捡着贝壳和石子。
“你想当一个夫人？”我说。
爱米丽看着我笑了，并点点头说：“是呀。”
“我好想那样。这样，我们——我，舅舅，汉姆，还有高米芝太太——就都是上等人了。暴风雨的天气时，我们也不用再担心了——我那么说不光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那些可怜的渔人，真的，而且万一他们碰到什么不幸，我们就用钱帮他们。”
我觉得这想法真合我意，而且看起来一点也不会是不可能的。我对这想法表示了赞同和欣赏；在这鼓励下，小爱米丽又羞怯地说：
“现在你还觉得你不怕海吗？”
现在，海安静得足以使我安心，可我坚信：一旦我看见一个稍大点的浪头卷来，我就会想起她那些被淹死的亲属，并且拔腿就跑。可我还是说“不怕”，我又补充说，“你看上去也不怕，虽说你说你怕”——我这么说是因为刚才我们在旧码头或木跳板上走过时，她总走在边沿处，我担心她会掉下去。
“这种时候我不怕，”小爱米丽说，“当风儿刮起的时候，我就醒来，怕得发抖，想念着丹舅舅和汉姆，并相信听见了他们呼救的声音。所以，我好想当一个夫人。这种时候我不怕，一点也不，瞧！”
她从我身边跑开，从我们站着的地方跑到一块边沿不规则的木头上，那木头一端突出悬在离深水有相当高度的地方，一点围护也没有。这情景在我记忆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果我会画，我一定在这儿把这一切画下来，我敢说，我能把那天的确切情景画下来；还有小爱米丽跳上她的绝命之地（我当时觉得就是这样），面向远方的大海，她那神气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个灵活勇敢又跳跃不停的小人儿平平安安回到我身边后，我马上就嘲笑自己的那份恐惧，还有我发出的叫喊。不管怎么说，叫喊是没有用的，因为附近没有一个人。可是打那以后——一直到成人时还如此——我曾多次想过：在那些不可知的事物的可能性中，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即那孩子突然变得鲁莽是因为有一种眷顾她的吸引力推动她去冒险，是因为被冥冥中她那已故的父亲引诱着向他靠拢，这样她就能在那天终结生命。从那以后，有那么一段时期里我曾猜想：如果她将来的生活已在那一瞥之间向我作了预示（按照一个孩子可以完全理解的方式作了预示），如果只要我援手她便可以得到保全，我是否应当伸出手去救援她？从那以后，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不说这段时期很长，可是曾有过那么一段时期）我反复自问：如果小爱米丽在那个清晨就在我眼前被淹没是不是反而要好些？我曾回答自己说：是的，那样更好。
也许这太早了，我这么认为太操之过急了，也许。不过，由它去吧。
我们悠悠走了好长一段路，往自己身上揣了好多我们认为稀罕的宝物，还把一些搁浅了的星鱼送回水中——就是现在我对这种东西也不甚了解，不知道它们究竟感谢我们那样做还是正好相反——然后就回头朝皮果提先生的住处走。在龙虾外屋的屋檐下，我们天真地相互亲吻，然后才满怀着健康和快乐的心情进屋去吃早餐。
“真像两只年轻的阿美。”皮果提先生说。我懂，在我们当地土话里，这就等于说“两只年轻的画眉，”我就把这当作赞美接受了。
当然，我爱上小爱米丽了。我相信，与我后来那可称最美好的爱情相比，我那时对那小孩的爱情也同样真挚、强烈，还更加纯真和高尚，尽管前者是那样崇高伟大。我相信，从我对那个蓝眼睛的小孩所抱的幻想中升华出某种东西，并使她在我心目中成了天使。即令在哪个晴和的早上，她展开一双小翅膀从我眼前飞走，我也决不会认为不可思议。
我们常常相亲相爱地在雅茅斯雾朦朦的老海滩上散步，走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日子就这样被我们悠悠地度过，时光就像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在自得地戏嬉。我告诉爱米丽，说我爱她至极，如果她不承认她也爱我至极，我就只好用刀杀死自己。她说她爱我至极，我也深信她爱我至极。
说到什么不门当户对，太年轻，或其它的障碍困难，我和小爱米丽压根没这种感觉，也没这种苦恼，因为我们就没有将来。我们根本不去设想如果长大了会怎么样，也不去设想如果我们更年幼会怎么样。晚上，我们亲亲热热地并肩坐在小柜子上时，我们就成了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夸赞的对象，她们常小声说：“天哪！多好看哪！”皮果提先生在烟斗后对我们微笑，汉姆整个晚上什么也不干就只咧着嘴笑。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可爱，就像他们会觉得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袖珍的罗马剧场模型可爱一样。
不久，我就发现虽然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先生住在一起，她却并不像人们事先以为的那么好相处。高米芝太太的性子相当拧，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住处，她却那么经常地抽泣，弄得大家都不舒服。我想，如果高米芝太太自己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方便房间可以避进去，一直在那儿呆到她精神振作了再出来，那于大家都要好得多。
皮果提先生不时去一家叫快活地的酒店。我们到后的第二晚或第三晚他没在家，高米芝太太就抬头望着那个荷兰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她说他是在那个地方，还说她一早就知道他会去那儿的，所以我知道了这事。
高米芝太太一天到晚都怏怏不乐。上午火炉冒烟时，她就哭了起来。当那不愉快的事发生时，她就说这话：“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我过不去。”
“啊，烟就要散开的，”皮果提说——我说的还是我们的皮果提——“再说，这烟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不待见，我们也都不待见它。”
“我觉得它更不待见我。”高米芝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彻骨。火炉前专属高米芝太太的那个位置在我看来再暖和惬意不过了，而且她的那把椅子也是最舒适的。可那一天偏偏什么都不如她意。她一个劲埋怨天气冷，怨冷气不时袭击了她的背（她管那种袭击叫“偷偷地爬。”）最后，她为此流泪，并又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她过不去。
“当然很冷，”皮果提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高米芝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上菜时，我是被视作贵客而享受优先的，给我上完菜后就马上给高米芝太太上。鱼小而多剌，土豆又有点糊了，我们也都承认对这有点失望。可高米芝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她又哭了起来，并且十分悲伤地又把前面那番宣言再陈述了一番。
于是在皮果提先生晚上九点左右回家时，情形总是这样——高米芝太太总是心境极凄凉痛苦地坐在她那个位子上织毛线。皮果提一直挺快活地做手工。汉姆在补一双很大很大的水靴；我呢，就和小爱米丽坐在一起，并念书给她听。除了叹气，高米芝太太什么话都没说，而且打吃茶时候起，就没抬过眼睛。
“咳！朋友们，”皮果提先生坐下时说，“你们大家都好啊？”
我们都说点什么，或表示出什么神情以示欢迎他，只有高米芝太太对着她的毛线活摇摇头。
“这么不快活，”皮果提先生拍一下手道，“快活一点儿，好妈妈！”（皮果提先生的意思是说“好姑娘。”）
高米芝太太没表现出半点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掏出一条旧的黑手帕擦起眼睛来，而且擦了一下后不但不把它放回口袋，反而拿在手里又擦了一下，而且依然不放回口袋，随时准备再用来擦眼睛。
“这么不快活，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没什么，”高米芝太太答道，“你是打快活地回来的吧，丹？”
“可不是，我今晚在快活地休息了一小会儿，”皮果提先生说。
“我真抱歉，把你逼到那里去了。”高米芝太太说。
“逼？我可不是被逼着去的，”皮果提先生说着坦诚地笑了起来，“我可是巴不得去那儿呢！”
“是啊，巴不得，”高米芝太太说着摇摇头，又擦起了眼睛，“是呀，是呀，非常巴不得。我真抱歉，是因为我你才这么巴不得去那儿的。”
“因为你？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皮果提先生说，“别信这个。”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高米芝太太哭着道，“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个苦命的孤婆子，不但什么事都和我过不去，我也和所有的人都过不去。是的，是的，对这点我比别人还感受得多，也表现得更多。这都是我命不好。”
我坐在那儿看到这一切时不禁想：这不好的命都延伸到这个不是高米芝太太的家的每个成员身上了。但是皮果提先生没这么反驳，他所做的回答只是恳求高米芝太太快活起来。
“我不是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高米芝太太说，“远远不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烦恼把我弄得性子别扭。我总感到那些烦恼，就是它们使我性子这么别别扭扭。我希望我能感觉不到那些烦恼，可我就是做不到。我真巴不得我能对那些烦恼无动于衷，可我也做不到。我使这个家不快乐，对这点我一点也不怀疑。我让你妹妹整天不快乐，还有卫少爷。”
这时我一下就软化了，并叫了出来，“不，你没有，高米芝太太。”那时我心里内疚极了。
“我这么做太不应该，”高米芝太太说，“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最好进济贫院去死了算了。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最好别在这儿和别人过不去。如果事事都和我过不去，我又非要和自己过不去，那就让我回到我先前的教区去过不去吧，丹尔，我最好去济贫院，死了算了，省得让人嫌。”
说罢这些，高米芝太太就去睡了。她走了以后，一直除了深切的同情而没有再表示任何情绪的皮果提先生看了看我们大家，一面仍然满脸挂着真挚的同情，一面点着头小声说：
“她在想那老头子呢。”
我当时还不太明白大家认为高米芝太太一心想的老头子是谁，直到皮果提送我上床时她才告诉我，那是已故的高米芝先生。她的哥哥总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当然的理由，而这理由也总能使他感动。那天夜里，他爬上吊床后，我亲耳听到他反复对汉姆说：“可怜的人！她在想那老头子呢！”在我们住在那里的后来一段时间里，只要高米芝太太忍不住又那么做时（次数并不多），他总十分怜悯谅解，并说那样的话。
两个星期就那么溜过去了。仅有的变化只是潮汐引起的变化，而这变化改变了皮果提先生进进出出的次数，也改变了汉姆的工作繁忙程度。汉姆没什么话可以干时就和我们一道散步，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只指给我们看，有那么一、两次还带我们去划船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尤其在联想童年时，总认为某一组平平淡淡的印象与一处的联想比别的要密切，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要一听到或读到雅茅斯几个字，我马上就会联想到某个星期天，在海滩上响起唤人们去教堂的钟声，倚在我肩头的小爱米丽，懒洋洋地往水里扔石头子的汉姆，远处海面上刚冲出重雾的太阳，它显示出影影绰绰的船只来。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能忍受与皮果提先生和高米芝太太的分别，但离开小爱米丽却使我心里痛楚万分。我们手挽手来到行李车夫住的酒店，在路上时我答允一定给她写信（后来我履行了诺言，那字写得比手写的召租广告还大）。分别时，我们都很难过。如果我这一生中有过什么缺憾，那天我就造成了一个。
当我在外作客期间，我对我的家真是忘恩负义——很少或根本就没想到过它。但是当我一开始往回家的方向走时，我那嫩稚的良心就开始自责，它好像用一个坚定的手指头指着家的方向；在我心绪低落时，格外觉得家就是我的巢，母亲就是安慰我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朝家走的时候，我有了这种感觉；于是越离家近，所经过的事物越熟悉，我就越急于回到那里，投入她的怀抱。可是皮果提不但没有我这种感觉，反而——虽然很和善地——
要平抑它，而且她看上去很不安，心情也不那么好。
可是无论她怎么样，只要行李车夫的鸟乐意，总会到布兰德斯的鸦巢的。而且也果然到了。我记得多分明：那是一个冷嗖嗖的下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就要下雨。
门开了。我又高兴又激动地半哭半笑着找母亲。可是不是她，却是一个从没见过的仆人。
“怎么了，皮果提！”我伤心地说，“她没回家吗？”
“她回了，她回了，卫少爷，”皮果提说，“她已经回家了。
等一会儿，卫少爷，我有些事要告诉你。”
由于激动加上她下车时那种没法改的笨手笨脚，皮果提这会儿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最离奇的大彩球了，不过我当时由于觉得太扫兴和太意外而没把这告诉她。她下车后，拉着我的手，把满心疑云的我带进厨房后关上了门。
“皮果提！”我很惶恐地说，“发生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保佑你，亲爱的卫少爷！”她强作高兴的样子答道。
“一定有什么事了，我敢肯定。妈妈在哪儿呀？”
“妈妈在哪儿呀，卫少爷？”皮果提重复道。
“是呀。为什么她不走出大门来，那我们又到这儿来干什么？哦，皮果提！”我眼泪汪汪，我觉得我要跌倒了。
“保佑这宝贝心肝样的孩子吧！”皮果提紧紧抓住我叫道，“怎么了？说话呀，我的宝贝！”
“不会也死了吧！哦，她没死，皮果提？”
皮果提叫了声“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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