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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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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让脚夫来取那箱子。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这时我们又走到先前往回折的地方了，“它很远吗？”
“在黑荒原那儿，”他说。
“那么远吗，先生？”我怯怯地问。
“挺远的，”他说，“我们要坐驿车去，有六英里的路呢。”
我是那样的虚弱和疲乏，想到还要走六英里，我真是受不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说我头天夜里就什么也没吃过了，并说如果他允许我买点吃的我会对他非常感激。他听说后，显得很吃惊——我看到他停了下来打量我——他考虑了一小会儿后说他要去看住在不远处的一个老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买点面包或其它什么有益无碍的食品，然后在那老太太家里当早餐吃，在那儿我们还能喝到些牛奶呢。
就这样，我们来到一家饼店向那橱窗里望，我不断提议，想买下那家店里每一种易消化的食品，而他则不断予以否决，然后我们决定买了一小块黑面包，那花了三便士。然后，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们又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咸肉，为这我付出第二个亮闪闪的先令而得到的找头是那么多，以至我想伦敦是一个东西便宜的地方。收起这些东西后，我们穿过一片喧嚣和嘈杂，这一下使我那本已疲累的脑子乱得无法言传，然后我们又走过一座桥，无疑，那就是伦敦桥（的确，我认为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我当时处于昏昏半睡的状态中），最后我们来到穷人住的房子，从那些房子的外表和大门前的石刻上，我知道这是济贫院的一个部分。石刻上说这些房子里是用来收容二十五个贫穷女人的。
萨伦学校的教员把那些小黑门中的一扇门闩拔掉，那些小黑门都很相像，每一扇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门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子。我们走进那些贫穷女人中的一个住的房子，那女人正在吹火，想把小汤锅烧开。那女人看到教员进去后，便不再拉她膝盖上的那个风箱，说了句什么，我觉得那话听起来是在说“我的查理！”但是看见我也进了屋，她便起身，搓着手行了一个含含糊糊的礼。
“请你为这位年轻的先生热热早餐，可以吗？”萨伦学校的教员说。
“我可以吗？”那老妇人说，“我可以，当然可以！”
“菲比茨恩太太今天怎么样？”教师看看坐在火炉边一张大椅子上的另一个老妇人说，那老妇人是那样像一堆衣服，以至我至今还为当时没弄错坐到她身上而感到侥幸。
“啊，她很不好受。”第一个妇人说，“这又是她不好受的一天。万一火炉的火过了气，我能断定她也会过气，而且再也不会回过气了。”
他俩看她时，我也看她。虽然那天很暖和，她却看上去除了火炉什么也不想。我想象连火炉上的汤锅也遭她忌妒呢；火炉竟被用来煮我的蛋、烤我的咸肉，她对此十分气愤，我得出这结论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看见她（用我那惶恐的眼看见她）在炉上烹调操作正进行时对我晃了晃拳头，那时其他人都没看她。阳光从小窗口里流泻而入，可她却把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的背朝着阳光而坐，把整个火炉挡在她身前，好像是她在给它暖气，而不是它给她暖气，她那架式就像满怀戒备之心地监视那火炉。我的早饭做好后，火炉空了出来，她竟为此高兴得大声笑了起来——我得说，那笑声委实不动听。
我坐下吃我的黑面包、鸡蛋和咸肉，还有一小盆牛奶，这真是可口的一餐。我正津津有味享用时，那房里的老妇人对教员说：
“你带着笛子来了吗？”
“带了，”他说。
“吹一下吧，”那老妇人用讨好的口气请求道，“一定要吹哟。”
于是，教员把手伸到衣裾下，拿出那只分成三节的笛子用螺丝旋紧接好，便马上吹了起来。经过多年考虑，我的感受是：世界上再没人吹得比这更糟的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声音中，天然的也罢，用各种方法发出的也罢，只有他吹的最为让人凄惶。我不知道他吹的什么曲调——我怀疑他的吹奏中有没有曲调——但那吹奏声在我身上的影响是：首先，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恼，直到忍不住热泪往外淌；其次是夺去了我的食欲；最后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至抬不起眼皮来。眼睛开始合上，我开始打起瞌睡，这时回忆又涌了出来。那个角橱敞开的小房间，还有房里那张方靠背的椅子，以及通到上面房间去的小楼梯和壁炉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记得，我一进门就捉摸：如果那只孔雀知道它的华美羽饰注定会落个什么下场又会怎么想——全从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我入睡了。笛声也听不见了，传来的是车轮声，我又上路了。马车颠簸了一下，我一下惊醒，笛声又回来了，萨伦学校的教师两腿交叠地坐在那儿吹得如泣如诉，而房子里的妇人兴冲冲地看。又轮到她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笛子，没有教员，没有萨伦学校，没有大卫·科波菲尔，没有一切，只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梦见他吹奏这凄惶的笛声时，那房子里的老妇人心怀赞叹地走到他身边，从椅背后俯过身去热烈地使劲搂了一下他脖子，这使他的吹奏中断了一小会。不是当时就是那以后，我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因为当他重新吹奏时——他的吹奏中断过，这是事实——我看到也听见那老妇人问菲比茨恩太太那是否美妙（指的是笛子），菲比茨恩太太回答说：“哎，哎！是啊！”她还朝着火炉点点头。我相信，她把吹奏之功全归结给了火炉。
我仿佛打了一个很长的盹，萨伦学校的教员才把笛子拆成三节后收起来，带我离开了。我们在附近发现了马车，便上到车顶上。可我太想睡了，当我们在路上停下让别人上车时，他们把我放到车厢里，那儿没有别的乘客，我就睡得很熟，直到发现车正在绿叶中往一个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会儿，车停了，终点站到了。
一条短短的路把我们——我是说那教员和我——带到了萨伦学校，一座高高的砖墙围住这学校，它看上去死气沉沉。墙里的一个门上方是萨伦学校的校名匾牌。我们拉门铃时，一张阴沉沉的脸从门的栅栏里仔细打量我们，门一打开我就发现这脸属于一个大块头的男子。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样，他支着条木头腿，太阳穴外突，头发齐脑门剪得很短。
“那个新生。”教员说。
那支着条木头腿的人把我周身打量了一番——这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个头并不大——把我们身后的大门锁上，拔出钥匙。我们朝座落在阴暗浓密的大树中的房子走去，这时他在我的向导背后叫道：
“咳！”
我们回头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手里拿着一双靴子。
“喏！鞋匠来过了，”他说，“那时你出去了，梅尔先生，他说他再也没法修它们了。他说这靴子一点原来的样子也没了，他为你还想修补而奇怪。”
他说着就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过来，梅尔先生便回头走了几步把他那双靴子捡起。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时，他看着那靴子（恐怕他是很伤心的）。我这时才看到他穿的靴子已坏得没法穿了，他的长袜有一个地方破了，像嫩芽尖一样绽开。
萨伦学校是一座带耳房的四方形砖结构建筑，外表没任何装饰而光秃秃的。除此之外，学校四处都静悄悄的，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我认为学生们都不在学校里。可他对我不知道时值假期显得很惊奇。所有的学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和克里克尔太太及小姐去海滨了，我是因为犯了过失才在假期内送到这里作为一种处罚，这些都是我们一块走时他告诉我的。
我睁大眼盯着他带我走进的课室看，这是我所见过的地方中最寂寞最荒凉的了。它现在还历历在我眼前。这是个长长的房间，里面放了三行课桌，六行长凳，墙上钉满了挂帽子和石板的钩子。脏兮兮的地板上尽是些零零散散的旧写字本和练习本。用那些旧本子的纸做成的蚕房也散乱地放在课桌上。在用硬纸板和铁丝做成的散发霉味的阁楼间，两只被主人抛下的可怜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来穿去，它们瞪着两只红眼睛向每一个角落打量，想搜到什么吃的。一只鸟在一个比它大不了什么的笼子里，它在那二寸高的栖木上跳上跳下，翅膀拍打的声音令人感到悲哀，可它就是不开口叫也不开口唱。屋里弥漫着一种怪怪的不卫生气味，就像厚灯芯绒裤发了霉，甜苹果没有通风，书籍变腐。假如这房间建成时就没有顶，一年四季从天上往屋里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吹墨水风，也不会有这么多墨水溅在这屋里。
梅尔先生离开了我，把他那双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楼上去。我轻轻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并打量我经过的一切。突然，我发现一张书桌上平放了一块纸板告示，上面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当·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书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我慌张地向四处看却怎么也看不到它。我还在张望时，梅尔先生回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去。
“请你原谅，先生，”我说，“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这不是狗吗，先生？”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严肃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个学生。我奉命，科波菲尔，把这告示挂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开始就这样，可我只能这么做。”
他说着把我抱下来，把那专为我做的告示纸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个背包那样；打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它。
没人能想象我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难。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总觉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转过身看到没什么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为无论我的背向着什么地方，我总认为有人在那里。那个支条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难更深。他有那权力；只要看到我靠着树，或围墙，或房子边，他就用那大嗓门从他的屋里往外吼：“咳，你这先生！你这科波菲尔！亮出那块告示板来，要不我就告发你！”操场是一个只铺了石子的院子，光秃秃的，正对着学校和勤杂房的背后，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板看到它，面包师傅看到了它。一句话，早上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每一个到学校来的人，无论从哪儿来，都会看到它：要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当时也开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当成一个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场上有个旧门，学生们有在门上刻自己姓名的传统。门上满是这种刻痕。我好怕他们在假期结束时会回来，所以我读着这些名字时就不能不想象·这·一·位会用什么腔调又如何强调地读：“当心他！他咬人。”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杰什么，姓斯梯福兹的——总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还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准会用有力的声音来读告示，然后就扯我的头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汤米·特拉德尔的，我怕他会拿这开玩笑，并装出很怕我的样子。第三个是乔治·邓普尔，我想象中他会把这告示当成歌来唱。我看着那扇门，像一个提心吊胆的小动物那样看着门，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都声称和我不往来，并用各自的口气大声叫：“当心他。他咬人！”梅尔先生说，当时学校有四十五个学生。
对着书桌和长凳，我这么想。我去自己的床上时，爬到床上后以及向其它空空的床铺看去时，我还是这么想。我得一个夜晚接一个夜晚地做梦，梦见我母亲像从前那样和我在一起，或梦见在皮果提先生家的聚会，或梦见坐在马车车厢外边的地方旅行，或梦见又和那个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无论是什么情形，都梦见人们瞪眼看我并尖叫，因为他们很不快活地发现我只穿了件小睡衣，还挂着那块告示板。
那单调的生活，还有那对开学的不断焦虑，真是令人痛苦得难以忍受！每天，我得和梅尔先生一起做很久的功课，由于没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一旁，我能不受什么指责就都做完。做功课之前和之后，我都散步——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在木头腿的人监视下散步。我记得多清楚逼真啊——学校那房子四周的潮气，院里裂开了的绿色石板，一个漏水的旧桶，还有那些变了色的狰狞树干，雨天里这些树比别的树更往下滴水，阳光下这些树比别的树透过的风要少。一点钟时，我们——梅尔先生和我——在一个长长的饭厅的一端吃饭，那饭厅里放满了松木桌，一股油腻的气味在饭厅里荡漾。然后我们再做功课，直到喝茶。喝茶时，梅尔先生用蓝茶杯喝，我用一只锡罐喝。整整一天里，梅尔先生就在教室里他那张单独摆在一边的书桌旁努力工作，用笔、墨水、尺子、帐本和写字纸算上半年的帐（据我所发现），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晚上他收拾起那些东西后就拿出笛子来吹，一直吹到我几乎觉得他要把自己一点点吹进笛子最上面那个孔，然后从键上一点点漫出去。
我看到小小的我手支着头，坐在灯光幽暗的教室里，一面听梅尔先生吹奏，一面记诵第二天的功课。我看到我自己把书合上，仍然在听梅尔先生那哀切的吹奏，从笛声中我听到了家里往日的声音，听到了雅茅斯海滩上的刮风声，我感到伤感和孤独。我看到我自己走过那些没有人住的屋子去就寝，我坐在床边，因为听不到皮果提的安慰而哭泣。我看到我自己早晨走下楼，在楼梯旁窗子上一道阴森的破口处向外张望那挂在外层屋屋顶上的校钟，外层屋屋顶上还有一个风标；我好怕那钟叫杰·斯梯福兹和其它人上课的时刻会到。在我预先的种种忧虑中，那种时刻的可怕仅次于木腿人把生锈的大门打开让克里克尔先生进门的时刻。在这些种种场合中，我不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在这些场合中我得背着那块板发出同样的警告。
梅尔先生和我说得不多，但对我从不苛刻粗暴。我想，我们已经成了不交谈的朋友了。我忘了提到这点：他有时自言自语，冷笑，捏拳，咬牙，扯头发，那样子真是无法形容。可他就是有这么一些特别之处的人，开始也叫我好生害怕，可不久我就习惯了。
第六章 我扩大了我的相识圈子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月左右，那木腿人便开始拿着拖把和一桶水拐来拐去，于是我估计他是在做迎接克里克尔先生和那些学生的准备工作了。我这估计没错；因为不久那拖把就伸进教室把梅尔先生和我赶了出去，我们俩有那么几天能在什么地方住就在那儿住下来，能在那儿怎么过就那么过下去。在那几天里，我们总会遇到两、三个先前几乎没露过面的年轻女人，由于我们还不断处于浓浓灰尘包围中，我也不断地打喷嚏，好像那萨伦学校是一个巨型鼻烟盒一样。
一天，梅尔先生告诉我说克里克尔先生当晚就要回来了。那天晚上喝过茶后，我听说他已经到了。在上床睡觉前，我被木头腿的人带到他那儿去见他。
克里克尔先生住的房子要比我们住的舒服得多。他还有一个小花园，和那灰扑扑的操场相比，这花园真是赏心悦目了。那操场实在是一个小型的沙漠，我想除了双峰或单峰的骆驼外，谁也不会在那里感到自在惬意的。我浑身打颤去朝见克里克尔先生，竟注意到走道舒适，我觉得这真是够胆大的了。我刚进屋时就那样被克里克尔先生的威严慑住了，以至除了他以外，我几乎没看到克里克尔太太和克里克尔小姐（她俩当时就在场，在客厅里）。我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克里克尔先生这个大块头先生，身上挂着一束表链和些饰物，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旁边放着一个大杯子和一把壶。
“啊哈！”克里克尔先生说，“这就是那个牙需要锉锉的年轻人了！把他身子转过去。”
木腿人把我的身子转过去，露出了那块告示板，让他充分观察了后又把我身子转过来，使我面对克里克尔先生，而他自己就站到克里克尔先生一旁。克里克尔先生的脸相凶凶的，眼睛小而深陷在脑袋里；他前额上暴着粗大的青筋，鼻子很小，下巴却很大。他的头顶和后脑勺都秃了，每侧太阳穴上盖了稀稀落落的湿头发，那头发刚开始变白，在前额上会合。他整个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没嗓音，只能小声说话。他这么说话时，由于紧张，或由于自觉用那么小的声音说话，使他本来很愤怒的脸更加愤怒，那暴出的粗大青筋更加粗大。回忆这一切时，我对我当时把这些视为他的主要特征一点也不惊奇了。
“那么，”克里克尔先生说，“关于这学生有什么报告吗？”
“还没发现他的什么过失呢，”木腿人答道，“没有机会呢。”
我想，克里克尔先生这下很失望了。我想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这时我才瞟了她们一眼，她们都很瘦，一声不吭）没有失望。
“过来，先生！”克里克尔先生向我招手道。
“过来！”木头腿人也那么打着手势说。
“我有幸认识你的继父。”克里克尔先生拉住我的耳朵小声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吗？嘿？”克里克尔先生说着又恶意捉弄我似地拧着我的耳朵。
“还不呢，先生，”我痛得咬住了牙说。
“还不呢？嘿？”克里克尔先生重复道，“可你很快就会的。
嘿？”
“你很快就会的。嘿？”木头腿人又跟着重复道。后来，我发现他总是这么做——用他那粗嗓门为克里克尔先生做传声筒，把话传给学生们听。
我很害怕，便说我也希望如此，如果他高兴这样的话。他把我的耳朵拧得好痛，我那时觉得我耳朵都像火辣辣烧着了一样。
“我要告诉你我是个什么人。”克里克尔先生小声说，并狠狠地拧了我耳朵一下而终于放开了它。他最后那一拧使我泪水涌出了眼眶。“我是一个鞑靼。”
“一个鞑靼。”木腿人说。
“我说我要做件事时，我就做。”克里克尔先生说道：“我说我要做成一件事时，我就要做成。”
“——要做成一件事时，我就要做成。”木头腿人复述道。
“我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克里克尔先生说道，“我就是这么样的人。我履行我的职责。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我的亲骨肉——”他说到这儿时向克里克尔太太看去，“如果反对我，就不是我的亲骨肉了。我甩开它。”他对木头腿人说，“那小子又来过吗？”
“没有。”这是那回答。
“没有。”克里克尔先生说，“他明事点了。他了解我了。让他躲开。我说让他躲开。”克里克尔先生说着，一边拍着桌子，一边盯着克里克尔太太，“因为他了解我了。你现在也开始了解我了，我的小朋友，你可以走了。带他走吧。”
听到叫我离开的命令我真高兴，由于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都在擦眼睛，我为她们像为我自己一样感到不快。可我心中怀着一个请求，这请求于我至关重要，我不能不说出来，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勇气是否充足。
“对不起，先生——”
克里克尔先生小声说，“哈！什么？”他眼睛朝下盯住我，好像要用他的眼睛把我烧成灰烬。
“对不起，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如果允许我（我的确为我以前的所为后悔，先生），在学生回校前，把这告示板摘下——”
克里克尔先生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是当真还是只想吓唬我一下，我不知道，不过在他从椅子那儿走开之前，也没等木腿人押送我，我就慌慌张张地撤离了，一步也没停地回到了我的卧室。来到卧室里，我发现没人跟在我身后追上来，我就上了床，因为就寝时间到了。我在床上不住发抖了两个来钟头。
第二天早上，夏普先生回来了。夏普先生是首席教员，地位高于梅尔先生。梅尔先生和他的学生一起就餐，而夏普先生早饭和晚饭都与克里克尔先生共同进餐。他挺软弱，看上去有些体力不支的样子，我这么认为。他的鼻子很大，他的头总歪向一边，那样子好像这头对他都太重了些一样。他的头发光滑卷曲，但据第一个返校的学生告诉我说那是假发（还是二手货的假发，那学生说），而且夏普先生每星期六下午去把它卷一次。
告诉我这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托马斯·特拉德尔。他是返校的第一个学生。他对我作自我介绍时说，我可以在那扇大门右上角顶闩上找到他的名字；我一听这话就说“特拉德尔？”他回答说：“正是。”然后他请我把我自己和我家详详细细说给他听。
对我来说，特拉德尔第一个回校真是幸事。他对我那块告示板那么感兴趣，每当有学生返校，无论他们是大还是小，他都马上向他们这样介绍我：“瞧这儿！一种游戏！”这下使我不会显得或感到尴尬难堪。也幸好大部分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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