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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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有便秘，我们家四个女孩都有，住在江边贫穷地区的女人，很少能幸免。尽管我母亲再节约，也肯化钱从店里买消过毒的卫生纸作草纸，不象其他人家用旧报纸、写满字的作业本、包食物的纸。我们从小就知道到近郊农村田坎去挖茅草根，摘竹叶尖，煮水、泡水喝，这类土方能缓解便秘。但清热解毒最有效的是苦瓜籽，熬出的水极涩，捏着鼻子往嘴里倒。喝完后，赶紧用冷水冲掉苦味。这里的女人，与这个地区一样，下水道总是个问题。
　　　　的确，这屎拉得实在不容易，多少双眼睛盯着排泄者的前部器官，多少人提着裤子，脸上冒汗憋着大小便地候着。年龄大的，蹲上茅坑，享受自己一时的独占权。排队的人，则会毫无顾忌地盯着没门挡蔽的茅坑，她们嘴一敞开就难以封住了：谁的谁的子宫脱落，肯定是乱搞男女关系；谁的谁的下身生有红斑湿疹，是婊子，卖逼的，不烂掉才怪。
　　　　排队紧张，上厕所也紧张，我总要带样东西，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有时是蒲扇，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的脚，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还得装随意，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否则，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人？
　　　　那天我在关茅厮看见人吐蛔虫时，突然失去了便意，轮到我，我却走开了，排队的人稀奇地看着我。
　　　　后来我的嘴里也冒出过蛔虫，见过一次这种事，身临其境就不那么恐怖。我没晕倒，但反应依然不太对劲：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饭豆，那些红豆子煮烂后，吃起来很粉，易饱。刚走到天井，豆子扒进嘴里，还未咀嚼，便哇地一声从嘴里钻出蛔虫，整整一尺长灰白色肉虫子，掉在地上还在蠕动。我未尖叫，而是把手中的碗当球一样，朝上抛去，用劲太足，碗竟搁在瓦檐上，豆子从半空坠落下来。地面的青苔上洒了乌红的一颗颗豆子。我闭上眼睛，泪水夺眶而出，不顾一切地猛踩那在地上甩动的蛔虫。
　　　　这件事，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一件本是很痛苦的事，被我的动作弄成魔术表演，大半滑稽小半可怕。
　　　　父亲带我去石桥的药铺抓了三副药。父亲说，中药好，中药没副作用。乌梅，川楝子，槟榔片，木香，川椒，干姜，大黄等等一大串奇奇怪怪的名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入盛了水的瓦罐里，微火熬。熬好的汤药，我盛了一碗又一碗，狠着劲往肚子里灌。要是母亲在家多好，一星期才能见到她一次，以前我无所谓，这一天才觉得非常想念她。
　　　　当天晚上，我的肚子就气鼓气胀，象有妖精闹腾开了。
　　　　我拔腿往院门外跑。
　　　　别去厕所，父亲叫住我。待我进屋后，不等我闩门，父亲在外面把门反扣了。他在堂屋坐着，把守着门，不让我的姐姐哥哥和邻居们闯入。
　　　　　3
　　　　每天傍晚，太阳落山之际，便有近郊农村生产队来收粪便作肥料。
　　　　“倒桶了！”担着大木桶的农民，天热下雨，头上都一顶旧草帽。他一声吆喝，整条街的人都从自家门后、床下、用布帘遮住的角落里，端出存放粪便的尿罐、马桶和夜壶，小心翼翼，象捧着祖宗八代的灵位似的。不知从哪年做下的规定，倒尿罐是我的任务。往收粪便的木桶里倒完后，用淘菜水、洗衣水和竹涮子涮干净，再捧回家。洗尿罐的脏水顺着石坎流下坡，那一坡树长得又粗又壮，枝叶繁茂。
　　　　万一我错过了农民收粪便的时间，就只得把笨重的尿罐，提到公用厕所的大粪池去倒。雨后路全是泥水，溜滑，好几次我跌倒在地上，屎尿泼了我一身，黄陶泥的尿罐摔成几瓣。我爬了起来，赶紧奔回家，用篼箕装灶坑下烧过的煤灰，铺在泼洒在坎沟沿和泥地的粪便上。再扫进簸箕，倒进粪坑。弄脏的地很难清除干净，自家灶下的煤灰都扒完了，还不够用，又去求邻居同意扒他们灶下的煤灰。我怕过路的街坊骂街直指父母祖宗的本领，不管有多远，被挨了骂的父母一定能听见，当然要把气出在我头上。
　　　　每次闯下这种烂祸，我总是觉得哥哥姐姐，还有父母，和街坊一样漠然地站在院外的台阶上，俯视我满身恶臭紧张地忙乱。
　　　　或许他们那样做，不过是为了提醒我，做错事就得挨罚。但我却无法往心宽处想。他们为什么不肯伸出手帮我，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记得十二岁那年一个下霉雨天。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就问我怎么还不走？学校已敲过头遍上课钟声了。
　　　　我手吊着书包带子，怯生生说，老师说就我未缴学费，放学后，我已被留下来两次。
　　　　母亲的腰伤应早好了，不知那天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坐在了床头，看着我说：“好象刚缴过学费，怎么又要缴了？”
　　　　“那是上一学期，”我的声音不大，但脸已涨得通红，要钱是我永远也学不会的，哪怕向父母要钱。
　　　　母亲半晌没作声，突然发作似地斥道：“有你口饭吃就得了，你还想读书？我们穷，捱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没这个钱。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
　　　　每学期都要这么来一趟，我知道只有我哭起来后，母亲才会拿出学费。她不是不肯拿，而是要折磨我一番，要我记住这恩典。母亲对姐姐哥哥们，就和我不一样，最多让他们要二三次便给了，不象对我。母亲对我不是有气，而是有恨，我对她说：“当初你就不应该生我。”我把书包紧抱在怀里，身体蹲在门槛边，咬住牙齿，生怕眼泪掉下来。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可是母亲没说这句话，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来的，那目光冷极。我扔了书包，出房门，穿过堂屋阴暗的光线，我的心在嚎叫：我不想活，这个家根本就不要我！
　　　　楼梯在我脚下吱嘎响。我没有抓扶手，而是三步并二步地奔上阁楼。
　　　　我站在布帘前的床边，摸出四姐枕下一面小圆镜，举起来照自己。如同每次梳头后的动作，可这个清晨我左照右照，都看不见自己的脸。
　　　　四姐走进阁楼，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听见我的话，双眼马上睁圆了，吓死一般冲下楼梯，大声喊叫母亲，叫二姐，叫三哥。她的声音尖厉悠长，象唱歌一样悦耳。我面对镜子，镜子仍是镜子，没有我。镜子坠落在地板上，没碎裂，只是反了个面，两个胖娃娃拥抱麦穗玉米的丰收景象。
　　　　我不再属于自己了，我感到自己倒在地板上，双脚奋力朝外一蹬。
　　　　一片喧哗声，有人凑近盯着我说：“她收尸了。”
　　　　我收尸了？我死了，才十二岁，就这么死去？我的结局原来是这样。这一刻，我轻飘飘地，不着边际，没根没依的，原来死如此简单、轻快和松驰。
　　　　很快，另一种感觉升上来：追悔莫及，难以言说的懊丧。我渴望再活一次，哪怕比前一生更痛苦。我还刚刚开始活，我不必死，我就是要活！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长大！
　　　　我在围拢的人群中察寻母亲，我想对她说，要她烧掉我的日记，它在床底下。我看不见母亲，我在拚命找她，用一种只有她和我才明白的语言，继续对她说：别留下我的模样，烧掉我仅有的那几张照片——只要能允许我继续活。
　　　　仿佛有人在扳起我的头，很重，很痛。上楼梯的脚步声不象是母亲。
　　　　4
　　　　天井里人极多，站着蹲着，以舒服但不雅观的姿式，围着一个走街串户的中年男人。无论他在哪个院子停留，都会带动一批人观看。
　　　　他捉住乳毛未干的鸡公，反剪双翅，小鸡便乖顺地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可怜巴巴地瞧着众人。中年男人去掉绒毛。带刀刃的铁勾轻快地插进去，“擦”地一下拉出一块血肉。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去掏。被阉割的鸡的卵子被放进碗里。鸡主人一般都要卵子，拿去熬汤喝。
　　　　这里人相信吃啥补啥。杀鸡鸭，经常把苦胆摘下往嘴里吞，说是要大清热，还得趁新鲜。鸡胃鸭胃的内皮剥下，洗净晒干，一个能卖二分钱，化食，通气。菜市场肉案上，牛鞭粗长地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阉鸡的主人若不留卵子，可以少付一角钱。中年男人将就小刀叉起卵子，从裤袋里摸出盐瓶，撤上盐，然后用一块不知原来是何种颜色的布，对折包好后，放入帆布包里。
　　　　被阉割的小公鸡，歪倒缩在堂屋楼梯角落，不再有雄性的高叫，没人看它一眼，人不知道鸡也会痛。
　　　　烈属王妈妈的孙女，有张苹果脸，很稀罕。这条街的孩子，在成人之前，都瘦骨仃伶。院子里的人端着饭碗，到院门外吃走走饭。她要上小学了，有人问她长大做什么？
　　　　“骟鸡巴。”她一清二脆地答道。
　　　　这个女孩如果明白她说的是什么，长大必是个最彻底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南岸的人认为她没出息，女孩被父母打了一顿。遇到人问她长大做什么时，她不作声了，有时候还是冒出一句：骟鸡巴。她可能脑子有问题，阉割鸡巴血淋淋的场面，对她刺激太大。
　　　　我想我可能生病躺了一天，也可能是两天。
　　　　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脚吊在床边，伸进圆口单扣黑布鞋，觉得阁楼不象睁开眼睛时那么旋转，墙仍是墙，桌子仍是桌子，一旁布帘仍挂挡着另一张床。屋里就我一人。我右脚先下地板，落在肉墩墩的一个东西上。我惊异地跳开，低头去看，一个比我脚还大一二公分的老鼠，抽也未抽动一下，躺在那儿。
　　　　从床底下抽出两根细条的木柴，我把老鼠夹起，一步步走到阁楼门外小木廊，准备下楼梯。老鼠象活了似的，从夹着的木柴中蹦出，弹在楼梯口上，直落在堂屋地上。我终于止不住大叫起来。
　　　　天井里只有个剃头匠，用一个刷子清扫一个男人的脖胫。还有两个男孩在院门坎上，给白晃晃的蚕喂桑叶。天井靠水洞边，有人在倒涮祸水。
　　　　我惊骇的叫声，不过是又尖又细的轻轻一嚷。院子里的人仍是各做各的，我叫第二声时，父亲从楼下探出脑袋问：“六六，什么事？”
　　　　我指着楼梯下死老鼠躺着的方向，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父亲眼睛不好，看不到。对门邻居程光头动作快，拿着夹煤球的火钳，一边夹一边说：“哟，见血了。”
　　　　“见血了？”他的老母亲这会儿耳朵特清晰。
　　　　“见血了！”他回答。
　　　　“见血就好，就顺当。”老太太说。
　　　　“是一脚踩死的？”他扯开喉咙朝我喊。
　　　　我点点头。
　　　　“一脚踩死好。”不知老太太怎么看得见我，虽然她在自家门口内的圆凳坐着。“一脚踩不死，不能再添一脚，就得用别的方法，”她慢吞吞说。
　　　　“会啷个样呢？”程光头比他的老母亲还煞有介事。
　　　　“补第二脚，耗子哪怕死了也有二道命，就会生鬼气，缠得院子里鸡飞狗跳喽。”老太太说得很肯定。我听得倒抽一口凉气，回到阁楼里。
　　　　这天晚上，四姐和德华未回家。大姐也没回家，不知上那儿去，她一定是故意不回家，为了避免我的纠缠，她知道我不向她刨根问底是不会罢休的。夜里又响起婴儿的哭啼，挑人心烦。我感觉身体好多了，手摸额头，温温热热，不象昨夜那么发烫，最多后天就能打起精神去上课。
　　　　5
　　　　第二日上午，我听到楼下有人在问我的名字，声音熟悉极了。我赶快走到阁楼外小木廊上，历史老师站在堂屋。在父亲注视下，我慌忙请他走上阁楼。
　　　　“没有你坐的地方，”我结结巴巴地说，同时手脚紧张得不知如何搁才是。我站在小桌子边。生活和幻觉总难一致，但也许是我想象得太多了，他才会竟然会在我未想到的情况下，来到我这个阴暗发霉的阁楼。虽然我从不讳言家穷，现在他到我的家，一下子逼近了我的私人生活，我没作好准备，我强烈地感到赤贫的耻辱。
　　　　“你愿意，你就坐床边，”半晌我才说，我仍旧站着。
　　　　“你生病了？”他就坐在我的床边，看着我。“我猜着了。你昨天没来上课。晚上我的辅导课，平时你都来的。”
　　　　我没作声，他的声音在阁楼里听来有点浑厚，也比在教室里清晰。他说：“没事吧？”
　　　　我头一歪。
　　　　他见我没话，这才去环顾四周，说比他料想的条件还差些，但他很喜欢这个我从生下来就住的阁楼。“你说你经常从天窗望天上的云，与在江边看云不一样：云不是朝同一个方向飘。”
　　　　他记得我说过话，记得很清楚。但感动我的不是这个，而是他说他喜欢我家的阁楼。
　　　　这时，历史老师拿出一个大牛皮纸信袋，递给我。
　　　　“给你的，”他说。
　　　　“书？”纸袋是封好的，一拿过手我就猜，“什么书？”
　　　　“你等会儿没人时再看，”他眼光似乎有点发颤。
　　　　我抬起脸来，没说谢谢，我感到自己有好多话要对他说。但我喉咙堵塞着，说不出一个字，我继续望着他，傻痴痴的。
　　　　他却站了起来，说上完课，正好有其它事路过这一带，他就拐下了野猫溪副巷，顺便来瞧瞧。
　　　　原来他并不是专门来看我的，我正失望的时候，突然感到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头，我的手握着纸袋，紧张又激动。我怕他的手从我的肩头移走，他的手真就移走了。他表示要走，“你想出去走走吗？”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去爬爬山，怎么样？”
　　　　我没吱声。我若和他一起走出去，院子里的人会搬弄是非。
　　　　我的想法看来被他揣摸透了，不等我说话，他就说他先走，下午2点30分左右，他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口等我。
　　　　我送他下楼，在天井石阶前停住，直看着他的身影从院门口消失。
　　　　“谁呀？”石妈的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
　　　　我想果不其然，这个多嘴婆，说不定就一直守在我家的楼梯下，算着时间。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有个成年男子来找我。
　　　　“你不说，我也晓得，他父亲是个牛鬼蛇神，不就是满南岸打爆米花胡豆的糟老头家老大嘛？这个人成了家有老婆孩子，哼，他来找你做啥子？”
　　　　“不关你的事，”我冷冷地说，朝堂屋里走。
　　　　正对着我家房门的板墙上，挂钟指着11点45分。这个钟要么迟二分，要么快二分，发条定时上，及时扳正钟点，也没用。
　　　　上阁楼后，我仔细地撕开纸袋，从中抽出一本挺厚的书：《人体解剖学》。封面写着是医学院的课本。我糊涂了，一翻开，就看到插图，男人的裸体，正面背面；女人的裸体，正面背面，都插了长针似的标明名称，乳房、阴部、阴毛、睾丸等等，全是些我从说不出口的字眼。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赶紧把脸埋在书页里，过了几秒钟，才抬起头迅速地朝四周的墙看，小阁楼还是原样，只有我一人。我再低下头来，看生殖器官图，我第一次感到我的阴唇好象在微微启开，阴道里象有一条舞蹈的火蛇，扭动得使我难忍难受。
　　　　“该死！”我骂道，“我的老师是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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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1
　　　　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非常好听，有调有韵，不太整齐，朗读就前呼后拥，波澜起伏，跟戏班子一样。听久了四川话朗读毛主席语录，人极易生幻觉，半醒半睡的。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有好几年，经常有“反标”出现学校厕所里，在校门口石墙上，有时干脆写在地上，一般都是简单而干脆的“打倒毛主席！”。既然打倒，为什么还尊称主席？不能问，因为这是极端反动，不能“扩散”的。公安人员和学校对每一桩反标当大事清查，突然袭击收缴全校学生的书包，查对学生笔迹，直到最后抓走小反革命分子，然后再逼供出隐藏在其身后的老反革命分子。小孩放回，开除学籍，大人就可能十几年回不了家。每次都兴师动众，满街谈论。
　　　　公共厕所里，相互对骂娘之痛快，这城市或许是全国第一，少儿写“反标”犯罪，也几乎占全国之首。“反革命”三个字，是最危险的罪恶，最吓人的灾祸，乱涂一笔就跳了进去，轻轻一挥捅大漏子扰得满城风雨，如此诱惑，使好些无知的小手痒痒的，既恐惧又刺激，渴望试一试不能写的那几个字。
　　　　有一次打扫学校公共厕所，一起打扫的同学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止不住想乱写一些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的字。我没写成，没把自己和家里人弄成反革命，是因为我掏铅笔时，看到一幅实在太怪的图画，木炭画的，画得很拙劣，器官不成比例。看得我脸发红，透不过气来。听人说这些都是男孩子，半夜爬进女厕所干的。
　　　　反标大部分也是男孩子写的，公安局查人时却不分男女，一视同仁。
　　　　我把历史老师给的《人体解剖学》埋在枕头下，不放心，又放进书包里，生怕家里人瞧见。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这种图画，但这次完全不一样：照片上被枪毙的男人，天井里洗澡的男人，他们的器官叫我恐惧厌恶，脏得如同厕所里的画，而这本医学书上的裸体与器官，我却感觉洁净，甚至很美，危险而诱惑。我手按住胸口，全身开始出虚汗。
　　　　楼下房里挂钟“当”地响了一下，1点了。我与历史老师约好2点30分。走江边的路，抄小道爬上位于半山腰的第五人民医院，时间来得及，可慢慢走，我的腿软得几乎迈不动了。我想责问他，给我那么下流的一本书，居心何在，算什么老师？
　　　　2
　　　　自来水管前，排着长队，没水，水桶都候着，顺路边歪歪扭扭，站五六个人。
　　　　太阳出来得较晚，但在午后突然变毒。屋阴下站着人。我高兴自己出门前抓了顶天晴下雨都用得上的草帽。房檐下的人在抱怨：“再不来水，莫说人要渴死，连桶也要爆开了！”
　　　　往野猫溪轮渡方向一直是下坡路。
　　　　一个全身脏兮兮的女人，站在废品收购站门前的小石桥上。每次走到这一带，就可能遇见她。小石桥连接两个被溪水隔开的山坳，但溪沟里淌着的都是附近工厂流出的污水，在阳光下闪着深黑红色的油星，有时发出绿蓝的光。这女人真是很脏，身上的衣服遮得也不是地方，据说有三十几了，还是一个女孩子的脸庞，乳房也是一个女孩子样的。她的身体饱满，有着丰腴的大腿和臀部。每隔一两年她的肚子就大起来，春天隆起，夏天挺起，秋天就会蔫下去。谁也不知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后弄到哪里去了，就象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来历。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遭人追打，饿了就吃馆子里的剩饭或路上小孩掉在地上的馒头，夜里走到哪就睡在哪。
　　　　人们说，她是花痴。
　　　　收购站的石桥栏是她最喜欢呆，也是唯一任她呆的地方。收购站里的两个老头，一个将旧报纸、塑料鞋子、烂布片、坏胶鞋、碎玻璃、烂铜铝锅等等，从门口搬进屋；一个记帐，拔着算盘，对着一个小窗口递出皱皱的毛角分币。
　　　　我有记忆就看见花痴了，她的眼睛混浊，十根手指黑乎乎的，身上能搓成泥条。冬天穿一双大大的臭胶靴，夏天光脚，收购站前满地是玻璃片，她的脚毫不在乎。不管见男人或是女人都有可能趴下裤子，但她总是张开嘴笑呵呵，不象所有正常人那么仇恨人，成天开会批斗阶级敌人。
　　　　四年前，街道委员会传达“四人帮”被捕。会一开完，老百姓很高兴又一批大人物倒台，又一批整人的人被人整，一户户人提着脸盆、脚盆、烧饭锅、炒菜锅，敲打着出自家门上街游行。锣鼓，铙钹，红绸，二胡，爆竹，噼里啪啦就游上了大街，赤着胳膊光着上身吼着口号。跟着游行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小孩子最多，图个稀奇，但也壮了声势，没人管地大闹一场，冲着石桥广场马路游去。
　　　　我也在游行的队伍中，走上中学街的石阶。这个世界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动，我不太懂，只知道毛主席死了，要悲伤，“四人帮”被抓了，要庆祝，大家都得一个样。正在这时，我看到花痴逆着我们走来。秋日白灿灿的光线下，她脸不怎么脏，头发被人剪得象个男孩，但浑身湿漉漉的，可能被人耍弄推到江水里去过，一件破旧的男人制服紧贴她的身体，肚子扁平。她与游行队伍交错而过。
　　　　我退出游行队伍，走到路边的电线桩桩后面，着迷地看着花痴。她走得专心专意，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
　　　　江水还是黄澄澄的，长江比嘉陵江更脏，看着热，脚浸入，却是凉爽舒服的。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对江水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远离江边的人，欢喜只是一股劲，背过身去，就会把江水忘却。我们住在在江边的人，和不住在江边的人，一旦走在同一旅程上，那么，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和江水靠得近些走。不住在江边的人，嘲笑我们傻劲，老是拾起石片打水漂。他们说，江嘛，看看就是，江很讨厌，过江过水，耽误时间，误事不说，翻船的话，连命也搭上。
　　　　但江水就象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生来是江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