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作者:豆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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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你休息吧。”检察官从椅子上站起来，似乎要离开房间了，却忽然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你写的那首诗是什么意思？特别是那两句，上帝从不宽容弱者，上帝只承认结局而从不问为什么。那是否说明了你对伦理道德的一种理解？”
　　“一个诗人，一个脑子里只有艺术的人，却不得不去从事他一窍不通的商业活动，上帝高雅吗？公平吗？”方子云站起身，冷漠而又自嘲地说：
　　“这首诗写的真不是时候，那是只有成功者才有资格抒发出来的沧桑。看到公司的形势很好，我以为自己成功了，是命运的征服者，谁知这首诗还没来得及修改完美，一切就变了。真是莫大的讽刺。”
　　五
　　冒名刘东阳的人连同他所携走的七十五万美元巨款无影无踪，毫无线索。
　　专案组认定，云阳公司诈骗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高智能经济犯罪，无论后台人物是谁，实施这项计划都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了解调味球的全部生产工艺。
　　二、具备两百万以上的经济实力。
　　三、有精干的执行人。
　　方子云作为产品专利持有人，与罪犯一道来安河市投资，既是股东又是法人代表之一，具备同谋作案的一切条件，有重大嫌疑，被专案组列入首要调查对象。然而，当各路调查结果汇总之后，方子云被排除嫌疑了，他是清白的。
　　于是，作为向方子云提供科研资金的人，宋一坤被列为新的调查焦点，围绕着资料、资金和执行人三个问题，专案组展开了新一轮全面调查。
　　在海口，侦查人员搜查了宋一坤的住所，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主要询问内容如下——
　　侦查员：你连方子云想干什么都不了解，而且他连张惜条都没打，这样借钱给他，你认为合乎情理吗？
　　宋一坤：我自己做的事情，不需要考虑别人是否认为合不合情理，符合我们之间的情理就可以。
　　侦查员：你第二次借钱给方子云，正是你向赵洪借钱的时候，这一出一进，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宋一坤：少了五万元对我来说并不影响夏英杰出国，但对方子云就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侦查员：据我们了解，你可以从许多朋友那里借到钱，却为什么舍近求远，一定要到上海找赵洪借钱呢？其实赵洪并不是大户。
　　宋一坤：因为赵洪借过我的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经济担保的情况下，所以向他借钱比较容易开口。至于是否能从别人那里借到钱，我没有那个自信。
　　侦查员：在你三次离开海口当中，见过方子云几次？是在什么时间？谈了多久？他都给了你什么东西？
　　宋一坤：见过一次，大约是去年十月份，呆了约半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在从机场到长途车站的出租车上。另外更正一下，不是他给我东西，而是我给他五万元现金。
　　侦查员：你为什么不与夏英杰一起出国呢？
　　宋一坤：这是我和夏英杰之间的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对生活的安排，我们也是如此。
　　侦查员：你一个人呆在海口做什么？
　　宋一坤：夏英杰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有前途的作家，我理当
　　帮她一把，所以我搞文学创作理论研究。资料全在电脑里，你们已经看到了。
　　在北京，侦查员对邓文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询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谈谈你对宋一坤的看法。
　　邓文英：我恨他。
　　侦查员：为什么？
　　邓文英：他伤害了我的自尊，仅此而已。
　　侦查员：我是说，他的人格、人品怎么样？你曾是他的妻子，你是最了解他的。
　　邓文英：怎么说呢？他这个人让你觉得非常平淡，淡得没有一点味道，但你又总能感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东西在你头上，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你总是错的，你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渺小，那种感觉让你难以忍受，直想大喊大叫，但你又控制不住自己从心里喜欢他。
　　侦查员：宋一坤在玉南油田借给方子云十万元钱，当时你们还没有离婚，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邓文英：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侦查员：他让方子云用这笔钱干什么？
　　邓文英：方子云打算经商，至于怎么用这笔钱那是方子云自己的事，宋一坤不会干涉，否则就不会借给他。
　　侦查员：方子云一共向宋一坤借了十五万元，竟然连张借据都没写，你认为可能吗？
　　邓文英：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能。他们的关系看似平淡，但境界和文化层次很高，很纯净。
　　在上海，赵洪向办案人员出示了宋一坤借款三十万元的契约，并回答了有关提问，主要内容如下——
　　侦查员：宋一坤惜钱做什么？
　　赵洪：随便他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只相信他到期能把本息还给我。不过我还是告诉你，他借钱是为了给他未婚妻出国筹资。
　　侦查员：宋一坤的朋友不少，借钱对他来说不算太难，为什么他只向你借钱呢？
　　赵洪：那说明我们之间更有信用。
　　侦查员：宋一坤除了借钱，还约见过哪些人？
　　赵洪：在上海，能和他称得上朋友的只有我一个。从他下火车进上海到他上飞机离开上海，我一直都陪着他，不会错的。
　　在江州，王海接受了专案组的询问——
　　侦查员：据我们掌握，你曾两次去海口面见宋一坤，你找他做什么？
　　王海：朋友之间，非得有事才去吗？太势利了吧？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巩固一下关系。
　　侦查员：为什么要巩固？你们不是很好吗？
　　王海：不一样，过去我们之间商业合作的关系多一点，但是我希望有他这样的朋友，和他这样的文化人在一起我会觉得自己有面子。现在社会上对有钱的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太俗，也许我们真的俗。
　　侦查员：他向你借了多少钱？
　　王海：借钱？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想知道什么就照直问，我没必要瞒你什么，你也不要绕圈子。
　　侦查员：我是问，他向你借过钱没有？
　　王海：没有。
　　
　　在深圳，宏远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光接受了专案组人员的询问，主要内容是——
　　侦查员：你与宋一坤在上海分别后，他来找过你或者你去找过他没有？
　　周立光：没有。我们之间有几次电话联系，互相问个好，从没见面。
　　侦查员：电话联系中，你们讨论过什么事情没有？比如向你借钱？
　　周立光：绝对没有，我对我所讲的情况可以负任何法律责任。不过，假如他真有困难找到我的话，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他。
　　侦查员：为什么？
　　周立光：我很敬重这个人，有思想，有性格。
　　另外，专案组在安河市侨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非官方渠道与罗马的某个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华侨取得电话联系，委托他通过适当的方法了解一下夏英杰的生活以及欧亚文化艺术传播公司的资产状态。罗马的信息很快反馈回来，与宋一坤在海口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宋一坤的资产状况是清楚的。
　　对宋一坤的调查是周密细致的，各路调查结果汇总、分析，没有发现疑点。宋一坤的生活从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一切都清清楚楚。在专案组的第三次案情分析会上，对宋一坤的情况进行了论证。
　　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无论策划这场骗局的幕后人有多么高明，策划骗局，决不可能在专利产品研究出来之前进行，这是一个分界线。
　　冒名刘东阳的人首次出现是在安河市，参加一个招商引资大会，时间是九三年十一月中旬，宾馆的记录和招商大会的工作人员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宋一坤与方子云的见面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下旬，两者之间相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假设方子云撒谎了，假设那次见面宋一坤接触到产品资料了，假设宋一坤就是幕后人。宋一坤从接到资料到分析、研究、策划，到筹集两百万元资金，到挑选、确定执行人，到联系、购买各种假证件，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几乎不可能。即使能做到，这种大规模的筹资和突发性的人员变动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痕迹。
　　再者，假设幕后人是宋一坤，他的动机是什么？要知道，云阳公司的前景非常可观，其长远效益决非骗局的利益可比较，没有理由将这样好的形势断送掉。况且，夏英杰出名、出国，他们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有文化层次很高的社会活动，没有必要去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宋一坤没有两百万元的资金条件，没有执行人的人员条件。
　　于是，宋一坤被排除嫌疑。
　　于是，侦查工作陷人僵滞。
　　专案组重新对案情进行研究，认为这场骗局中有两个现象不容忽视——
　　一、冒名刘东阳的人出现的时间与具备策划骗局条件的时间相比较，前者的时间明显超前，这可能说明，在方子云还没有征寻投资商之前，诈骗组织已经存在了。
　　二、骗局是在合法经营利益高于诈骗利益条件下收场的，从策划者利益驱动的心理分析，不符合逻辑，这其中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因此，专案组大胆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
　　策划者是一个专业诈骗集团，具备资金、人员、组织等一系列运作条件，有丰富的金融、法律知识，有一定的诈骗经验和系
　　统的策划能力，专门在社会上物色适合诈骗的对象，一旦发现便能迅速捕捉目标实施诈骗，而不需要任何筹集资金，选配人员，制做证件等前期准备工作。方子云的项目被策划者选中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因为这个项目具备了策划者预先设定的某些条件。
　　策划者在云阳公司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收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担心投资人的身份由假到真、由黑变白的过渡当中出现差错，前功尽弃，所以不得已而为之。二、诈骗的运作资金可能是挪用公款，有严格的使用时间，必须在预定的期限内归位。
　　根据这个假设，专案组重新划出了一个侦查范围：一、策划者十分熟悉安河市，有可能是安河市人或在安河附近。二、策划者具有专业知识强、运作规模较大、周期较长、投入资金额较高，其公开身份很可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三、策划者有可能是金融系统的人，或与银行关系密切。
　　
　　　　　　
　　　　　　　　　　　　　（待续）


第十一章

　　正如方子云所料，这回他出大名了。
　　正如侦查员所料，受害的农民出大乱子了。
　　而方子云在经历了三查五审终于获准离开安河市时，却又节外生枝，跑到安河电视台软磨硬泡，非要复制一套报道云阳公司骗局的录像资料。这个举动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关注，要求方子云做出解释。
　　方子云说：“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频出现在各类报刊上，对这种丑闻性的出名我无话可说，自己无能嘛。这个教训或许一生都会影响我，而教训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我几乎收集了《安河日报》全部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更希望保存一份录像资料。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将来写个人回忆录，都有重要保存价值。”
　　方子云并不在意专案组会怎么想，苦苦在电视台恳求了两天，直到复制了录像资料。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方子云回到玉南。想当初，他是和刘东阳一起坐着卡车开赴安河的，车上装满了设备、原料、样品。而今回到玉南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空空的提箱里只有十几张报纸和一盘录像带，这就是他的全部收获。
　　回到玉南，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费的来源。幸而，报社的几位同事和当地的一些诗友来看他，这个给一百，那个留五十，缓解了燃眉之急。接着，方子云委托朋友将宋一坤那台价值一万多元的音响以八千元的低价卖掉了，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余下的钱足够他生活一段。
　　从此，他闭门不出，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这时候，他已不再属于某个角色，而完全回归了他自己。现在，他可以从容地在脑子里沉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冷静地反思自己，去提炼一种原本就属于他而又被他一直忽略的东西，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了这种东西的可贵，那是一个生命的支点，是最本质，最原始的东西。
　　窗外的世界已经是万物复苏的初春时节，而他的心态却是暮色残秋。
　　有关云阳公司骗局的报道，除了报道事件本身的情况之外，对于骗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受害农民当中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也进行了追踪报道。其中有三个案情较为典型。
　　一、邻省交界山区一所民办小学的校长因集资的六万元被骗，无法向学生及学生家长交待，半夜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上
　　吊自杀了，而这位校长原本是想用挣来的两万元钱改善教学条件的。电视画面从校长的工作笔记移向尸体，移向小树上的那个绳套，画面上的师生、家长们欲哭无泪，欲诉无声。
　　二、某村一位农民四处借了十二万元，被骗之后因无力还债整天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债主们一怒之下将这个农民六岁的儿子绑架了，当意识到绑架是犯法的时候，为掩盖罪行和报复，竟残忍地将小男孩掐死，埋掉。公安机关接到孩子失踪的报案后，只用四天就破获了此案，三名杀人犯落网。电视画面里无论是负债人的家属还是债权人的家属，除了痛哭还是痛哭。
　　三、一位县城的青年借了五万元债款，讨债者纠集多人去青年家中抢家俱抵债，双方发生殴斗，大打出手，借债人头部被铁器连击数下，当场血流如注昏迷过去，经抢救无效死在县医院里，凶手及参与殴斗的人均被拘审。电视画面里，青年的家中被砸得一塌糊涂，遍地都是碎片杂物和血迹，女主人和孩子悲痛欲绝，场面惨不忍睹。
　　在报道结束时，一位女记者沉痛而悲愤地对电视观众说：
　　“云阳公司诈骗案之后果是严重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并不富裕或者十分贫困的农民，这些迫切渴望富起来的农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这就引发了一种恶性的连锁反应。受骗的农民总共有八十三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惨剧是否还会发生，我们呼吁云阳公司骗案的所有受害者要保持冷静，切实加强法律意识让悲剧不再发生。”
　　这些资料，方子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观看都全神贯注，每次都有更强烈、更沉重的感受。他守着电视机，就像守着自己的工作，那情形不由地使人联想起电影《德黑兰43年》的镜头，那位守了半辈子放映机的杀手，那位白发暮年的老人。
　　方子云不愿照镜子，他害怕看到自己这张脸，却又不得不久久凝视这张脸，每次凝视这张脸的时候，他都在心里极度鄙夷地说：“你撒谎了，你撒谎了。”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浸于思考，过去思考是为了做诗，现在思考是为了做人。他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道德、良心。生命、罪恶、痛苦、死亡
　　他至少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事情闹得这样大，后果这样严重；没想到自己的狼性这么微弱，不堪一击；没想到失去心理平衡会这么痛苦，这么让人无法承受，这么渴望寻求解脱。
　　宋一坤的那句话又一次在他耳边想起：“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现在，他不再是贫困潦倒的诗人，价值几十万元的专利还在他手里，不久他将得到五十万元的资金，当然，是以合法的名义被清洗过的。如果他愿意，不久的将来他就能步入百万富翁的行列，出入上流社会，过上等人的生活。
　　然而，他失去了什么呢？天理、良心。尽管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和运作，但他觉得自己更卑鄙、更虚伪，他是被朋友装进保险柜里，以受害者的身份去拿那些沾满血腥和罪恶的钞票，真所谓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他觉得自己的人格还不如一个赤裸裸的妓女。
　　今后还要发生什么事呢？仍然是绝望、自杀、逼债、殴斗，不知还有多少家庭要蒙受不幸，只要不把钱追回来，悲剧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每一幕悲剧都是一笔无法偿还的天理良心债。
　　他知道，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去写诗了，一个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写诗呢？不能让人格的肮脏污了诗的圣洁。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坦然”这两个字，第一次感到了“坦然”的存在和珍贵。对于这两个字，他有着比任何人都刻骨铭心的理解——
　　
　　人的自私和贪婪往往使人原谅自己的不规范行为，所以就增加了坦然的容量，它通常包容许多缺点错误而仍然能够保持平衡，于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
　　人固然有狼性的一面，但狼性的挥发一旦超越坦然所能包容的极限，人便失去了心安理得的心理平衡，生命自身对坦然的需求就会压倒一切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快感，活着本身便不再具有生命意义。
　　坦然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财富，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刻骨铭心地理解它的价值。而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或自杀，或一生的阴暗、惶恐。
　　作为人，你可以不必高尚，因为高尚毕竞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但你不能没有坦然，因为坦然是你生命自身的需要。所以，即使你的高智商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你的行为也要为坦然留点余地，因为下一个对手就是你自己，你人性需要的本能。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生存，或死亡。生存意味着忍受，死亡意味着解脱，他必须在这两者之中作出抉择。
　　经过几天冷静、痛苦的思考，他决定了，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规定了三个原则：
　　一、不可以出卖朋友，没有人对不起你。
　　二、为受害者作一次有益的努力。
　　三、策划周密、合理，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自由了，身后肯定还有警方的眼睛在移动。
　　他明白，自己不具备来一坤那样的城府与谋略，所以他策划自己行动的时候格外谨慎，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理、论证，直到确认安全了为止。当他把整个计划构思完整之后，他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他来到夏英杰的家，夏英杰的父母和哥嫂刚吃过晚饭，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对于他的来访都感到有些意外。一家人对他很热情，这个让座，那个倒茶。
　　云阳公司事件早已是满城风雨，无人不知，所以也不用回避什么。方子云就他们关心的问题简要介绍了一下事件经过，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也安慰了他一番。
　　夏英杰的哥哥关切地问：“以后有什么打算？实在不行，还回报社工作吧。”
　　“我天生不是经商的材料，死心了。”方子云说，“工作的事不着急，我还有时间考虑。我想好了，我还是得在文学方面谋发展，写诗没人看，我可以写点别的，说不定也能像阿杰那样一鸣惊人呢。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想和阿杰联系一下，借点她的光。”
　　夏英杰的哥哥说：“你的事，阿杰肯定帮忙。”
　　提到夏英杰，夏母有些伤感，摇摇头说：“这丫头一走就是一年多，也不说回家看看，就连出国这么大的事也不和家里商量一下，小时候真没看出来她有这么大的主意。还有那个姓宋的，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他什么模样，他也不结婚，阿杰连个名份都没有，他把阿杰一个人放到国外自己却留在国内，到底是女婿呢还是别的什么人？”
　　夏父问道：“方编辑，你和宋一坤是老同学、老朋友，你说说，宋一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宋一坤嘛，”方子云斟酌着词汇说，“他是那种看上去非常平淡，与普通人又有一定距离的人，知识面广，头脑冷静，从不盲目去做一件事。据我所知，宋一坤是被阿杰胁迫到海南的，她很机智地利用了宋一坤的责任感，这说明，阿杰也不是个简单的人，所以她的事业发展这么快。有一点你们可以放心，宋一坤绝对会对阿杰负责，我了解他。”
　　夏母点点头：“这样就好。”
　　方子云问：“阿杰最近有电话来吗？”
　　
　　“没有。”夏母说，“春节来过一次电话，以后就没来过。没什么大事，我不让她打电话，国际长途的收费这么高，打一次电话一个月的工资没了，打不起。”
　　方子云说：“我今天来是想抄一下阿杰的电话号码，有点写作方面的事想请她帮忙。”夏母立刻说：“那就在这儿打吧。很方便。我刚才的话你别介意，我是说没事不要在电话里闲聊，有事当然得打。真的，我不是客套，我现在就去给你拨通，你自己来讲。”
　　夏母起身要去拨电话。看得出，她很为刚才那句话后悔，因为这个巧合太不是时候了，她确实没有怠慢方子云的意思。
　　其实方子云根本没有往心里去，他了解夏英杰一家。他笑着阻止了夏母，说：“看您说到哪儿去了，我能不了解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