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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杯茶葛瑞格·摩顿森-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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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生们读得这么辛苦，但比起几个月前，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小儿科医生纳兹尔·阿布都说，塔利班统治喀布尔的时候，禁止所有附有插图的书籍，一旦找到就公开烧毁。在上课时“道德监察局”的督察就站在教室后头，确保教授不在黑板
上画任何解剖图示。
“连最基本的医疗器械都没有。 ”阿布都医生说，“我们成了只会读教科书的医生。我们没钱买血压计和听诊器。身为一名医生，我这辈子连显微镜都没用过。 ”
阿布杜拉用结痂的双手驾着车子，绕过满地的弹坑，前往喀布尔西边由八十个村庄组成的迈丹城镇。摩顿森知道，大部分抵达阿富汗的外国援助都只能留在喀布尔，所以他更关心阿富汗的偏远地区。但迈丹城夏哈布定中学的三百名学生所需要的，不光是他们从出租车上卸下的铅笔和笔记本。
夏哈布定的老师在生锈的货柜厢里给低年级男生上课。高年级有九名男生，他们的教室是一辆履带被坦克炮轰掉，烧得焦黑的装甲运输车。摩顿森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射击口爬进去，学生为他们展示了自己收到的礼物——瑞典救援人员送的排球。
“瑞典人有长长的金发，样子很像山羊 ！”一个有着明亮眼睛的男孩用流利的英文对摩顿森说，虱子在他的小平头上来回跳着。
最让摩顿森心痛的，是学校的女孩子们得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户外上课。
“八十名女学生被迫待在户外。她们很认真，但风不是把沙子吹到她们的眼睛里，就是把黑板吹翻。 ”有了新的笔记本和铅笔她们都很高兴，紧紧抓住不让风吹走。
摩顿森一行走回出租车时，四架载有地狱火导弹的美军攻击直升机从他们上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掠过，她们的黑板被旋翼的劲风卷起，在岩石地上摔得粉碎。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见美国军机和直升机。”茱莉亚·柏格曼说。
第二天，摩顿森带柏格曼去见杜尔哈尼高中的校长乌兹拉·费札德，准备把援建学校的建材物资运过去，正好看见学生们从木头梯子爬进二楼的教室。在炮击中幸存的二楼教室，楼梯全毁，学生只好用木头做了个临时楼梯。又见摩顿森，乌兹拉很高兴，邀请他们到她家里去喝茶。
乌兹拉的丈夫在对抗苏联的战争中牺牲了，她
就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过着修女般的生活。塔利班统治期间，她逃到北方的塔卢坎，在城市沦陷后偷偷给女孩子们上课。现在她回到了喀布尔，公开倡导女性教育。把唯一一扇窗户的粗麻布窗帘拉上后，她把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的“布卡”脱下来，挂在一件折得整整齐齐的羊毛毯上，这是她仅有的财产。然后她蹲在一个小酒精炉前煮茶。
“在我的国家，女人们会问，既然塔利班已经不在了，为什么阿富汗的妇女还要穿‘布卡’ ？”柏格曼问。
“我是个保守的人。”乌兹拉说，“这种衣服适合我，穿着它比较有安全感。其实，我坚持要求女学生上市场时必须穿‘布卡’就是怕有人找借口干扰她们读书。 ”
“自由惯了的美国女人都想知道，当你们必须透过那块小小的纱窗往外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受压迫了？”柏格曼继续问。
摩顿森第一次看到了乌兹拉的微笑。令他惊讶的是，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已经 50岁的她依然
美丽。
“我们阿富汗女人是透过教育看到光亮的， ”乌兹拉回答，“而不是透过布料上的纱窗。 ”
乌兹拉把泡好的绿茶端给客人，一边抱歉地说她没有糖。“有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客人们都喝过茶之后，乌兹拉说，“美国人把塔利班赶走后，一直告诉我们薪水很快会发下来，但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大家都还没收到。您能不能帮我问问美国方面的人，看他们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
摩顿森先用中亚协会的钱付给乌兹拉四十美元，又给没收到薪水的九十位老师每人二十美元。把柏格曼安全地送上联合国飞往伊斯兰堡的包机后，他开始调查老师们薪水的下落。他往快倒塌的财政部一连跑了三次，在空荡荡的部局会室问来回奔走，最后终于见到了阿富汗的财政次长。他问为什么老师们领不到薪水时，次长无奈地两手一摊。
“他告诉我，布什总统承诺的援助经费中，实际到达阿富汗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又从原本就不足的经费中抽出六百八十万美金，‘重新分配，
到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用于修建军用机场跑道、扩建军事补给站，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很快就要打伊拉克了。 ”
摩顿森先搭乘阿里安娜公司的波音 727班机赶到迪拜，转英航班机飞伦敦，再转机抵达华盛顿，怒气冲冲地直奔自己国家的政府。
“我们错过了弥补伤害的最好机会。飞往华盛顿的路上，我几乎坐不住了。”摩顿森说，“如果我们连最简单的事——让乌兹拉这样的英雄拿到他们一个月四十美元的薪水——都做不到，我们怎么可能完成击败恐怖主义的艰难任务 ？”
国会议员玛丽·波诺给予的帮助让摩顿森十分感动。
“我刚抵达华盛顿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好像被丢在阿富汗的偏远村庄，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摩顿森说，“玛丽·波诺陪了我一整天，告诉我这里的运作方式。当她带我穿过办公室去往国会山庄的通道时，几十位众议员正要去投票，她向每个人介绍我，说：‘你得认识这个人，这是葛瑞
格·摩顿森，他是真正的美国英雄。 ’弄得我脸都红了。 ”
波诺在国会山庄一间公开会议室为摩顿森安排了一场报告，并把活动公告发给每一位国会议员，邀请他们“来见见一位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造女子学校，对抗恐怖主义的美国人”。
“自从听过葛瑞格的演说后，我想，这是我应该尽的一点力量。”波诺说，“我每天会碰到很多口口声声要行善却光说不练的人，但葛瑞格是真在做这些事。我是他的仰慕者，他和家人做出的牺牲是平凡人难以想象的，他代表了美国最美好的一面，我希望更多人有机会认识他。 ”
摩顿森把最近又用胶布修理过的旧幻灯机架好，转身面对满屋子的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他穿着仅有的一套棕色格子西装，脚上是旧鹿皮雪靴，这一刻他恨不得自己面对的是两百张空椅子。但一想到乌兹拉的问题、老师们薪水的下落，他又鼓起了勇气，开始放映第一张幻灯片。摩顿森先放映巴基斯坦对比鲜明的自然美景和困苦贫穷，逐渐讲到乌兹
拉的薪水问题，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承诺，忍不住越说越气。
一位从加州来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打断了他，“帮孩子盖学校没问题，也是好事，但我们国家最需要的是安全，没有安全，做这些有什么用 ？”
摩顿森胸中又燃起了从喀布尔一路狂烧至此的怒火，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对抗恐怖分子。 ”摩顿森知道自己必须斟酌用词，以免被踹出国会山庄。
“我做这些是因为我关心那些孩子。对抗恐怖主义在我的排序表上只能排在第七八位。但在那里工作让我明白一件事：恐怖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某些巴基斯坦人或阿富汗人突然决定仇恨美国人。恐怖主义出现是因为孩子们缺乏有希望的未来；缺乏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的理由。 ”
在阿富汗看到的伤痛景象鞭策着摩顿森，让原本怯场的他滔滔不绝。谈到巴基斯坦穷困的公立学校时，他说“极端主义宗教学校”像癌细胞一样到处蔓延，那些宗教极端派教长用皮箱装着几十亿美元的现金到这些地区援助“圣战工厂”。在他雄辩滔
滔时，会议室也安静下来，只听得见刷刷的书写声。
演讲结束了，摩顿森开始收拾东西，这时一位从纽约来的国会助理上前自我介绍。“太棒了，”她说，
“为什么我从来没在新闻或是国会简报中听过这些东西？你应该写本书。 ”
“我没有时间写书。”摩顿森回答。
“你应该尽量找时间。”她说。
“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妻子，我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找不到。 ”
做完报告后，摩顿森走在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上，往波多马克河的方向漫步，不知道方才他想传达的讯息，有没有人听进去。他走过越战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只见成群的游客在草坪上漫步，等着时间抚平这个国家的创伤。
几个月之后，摩顿森又来到波多马克河边。一位了解摩顿森工作性质的海军将领捐了一千美元给中亚协会，并邀他到五角大楼演讲。
走在发亮的大理石走道上，摩顿森在将军陪同下前往国防部长办公室。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路上，碰到的人都不看我们的眼睛。”摩顿森说，“几乎人人腋下都夹着笔记本电脑，每个人都走得很快，像火箭一样冲向下一个任务，没人有时间看我一眼。我也在军队服过役，但这里和我所了解的军队完全不一样，这里根本是‘电脑部队’。”
摩顿森走进国防部长办公室时，居然没人请他落座。在巴基斯坦和高级官员会面，无论多短暂匆忙，官员们至少会请客人坐下喝杯茶。穿着新西装的摩顿森尴尬地站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什么。
“我们只停留了一分钟，将军向部长介绍了我而已。”摩顿森说，“我很希望能告诉你，当天我跟拉姆斯菲尔德部长说了些什么了不起的话，让他重新思考打击恐怖主义的方法。但事实是，大部分时间我只是盯着他的鞋看。 ”
“我对名牌没有研究，但看得出来他穿的鞋子非常好，很贵不说，还擦得雪亮。他穿了一套很时髦的灰色西装，好像还擦了古龙香水。我忍不住想，尽管五角大楼也被敌人挟持的飞机攻击过，但我们
离真正的战场，离喀布尔那个充满战火和尘土的地方，实在太遥远了。 ”
再回到那条一点儿也不客气的走道上，他们去往另一间会议室，摩顿森将在那里为高级军官们做报告。他不禁担心，身在五角大楼、远离实际战场的感受，会如何影响这些人的决策。如果他所看到的一切——被无辜炸死的马铃薯小贩的孩子，上课时黑板被吹跑的女孩儿们，被集束炸弹和地雷炸伤、在喀布尔街上一瘸一拐的民众们——都只不过是电脑屏幕上的数字，他对这场战争是否会有不同的态度？
在半满的小型会议室里，摩顿森站在穿着制服和西装的官员们面前，毫无保留地说：“我觉得不管我说什么其实都没用，我没办法改变布什政府的战争方式，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 ”
“我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战争。 ”自我介绍之后，他说，“因为我相信，当我们说要帮助阿富汗重建的时候，我们是认真的。军事胜利只是赢得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而我担心我们并不愿意进行接下来的
工作。 ”
接着，摩顿森说明了当地传统部落战争的习俗：双方会在开战前协商，讨论彼此能够承受的伤亡人员数，因为胜利方要负责照顾战败方的孤儿寡妇。
“在那里，他们早就习惯了死亡和暴力。但如果你告诉他们，‘你的父亲死了我很难过，你的父亲是为了阿富汗的自由成为烈士’，然后给他们一些抚恤金，让他们家人的牺牲成为光荣的事，我想那些人至今都还会支持我们。但最糟糕的事，恰巧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就是忽视无辜的受害者，用一句‘附带损害’就交代过去了，甚至都不肯清点死亡人数。当我们忽视受害者的时候，就否认了他们存在的事实，这对伊斯兰世界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为此，我们永远不会被原谅。 ”
一个小时后，摩顿森再度警告说，极端主义的宗教学校已成为培训“圣战”士兵的温床。他用自己在喀布尔街头曾出现的一个想法作结。
“我不是军事专家，”摩顿森说，“我提出的数字也可能不太准确。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
们已经对阿富汗发射了一百四十四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一枚导弹的成本加上激光制导的费用，我想大概是八十四万美元左右。用同样的钱，我们可以盖几十所学校，让一整代人接受教育。各位觉得哪一种方式会让我们变得安全 ？”
在摩顿森演说之后，一位身着剪裁合身的西服，打扮得像民间人士的男子上前打招呼，但他的军方背景没逃得过摩顿森的眼睛。
“你可以画一张地图，指出极端主义宗教学校的位置吗？”男子问。
“除非我不想活了。”摩顿森回答。
“你可以在每一间极端主义宗教学校旁边盖一所学校吗？”
“像星巴克的策略一样，让‘圣战学校’的生意做不下去？”
“我是说真格的。我们可以提供经费，两百二十万美元如何？你可以用这些钱盖多少所学校 ？”男子问。
“大概一百所左右。”摩顿森回答。
“那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 ？”
“那里的人会发现我的钱从哪里来的，然后我的学校就完蛋了。 ”
“没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钱伪装成一位香港生意人的捐款。 ”男子翻着一本列有各种军方拨款记录的笔记本，上头有些摩顿森看不懂的外国名字，还有写在最下面的总数：一千五百万、四千七百万、两千七百万。
“你考虑一下，然后打电话给我。 ”男子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东西后，递给了摩顿森一张名片。
摩顿森的确考虑了，几乎整个 2002年他都在考虑。他在想一百所学校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接受军方经费又可能导致什么后果。
“我之所以能在伊斯兰教地区有些信誉，就是因为我和政府没有关系。”摩顿森说，“尤其是和军方没有关系。”他最终拒绝了这项提案。
那一年他所有的听众都很踊跃，中亚协会的银行存款明显增加，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亚协会光维持在巴基斯坦现有学校的开销已经相当吃
紧，而他又即将在阿富汗推动新的建校计划，他必须非常谨慎。
摩顿森决定先不接受理事会为他加薪到年薪三万五千美元的好意，在中亚协会的财务状况更稳定之前，他仍然支领原来的两万八千美元。时间从 2002年进入 2003年，头条新闻都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美国即将攻打伊拉克的消息，摩顿森被这些新闻弄得辗转难眠。每当半夜坐在电脑前，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当初没接受军方的钱是正确的。
在“9．11”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摩顿森的支持者佩慈·柯林斯督促他勇敢说出真相，为和平奋斗，让美国面临的危机变成他最好的机会。他在美国大陆四处奔走，穿越恐怖袭击留下的纷扰，克服自己的羞怯，尽力传播和平的讯息。但当他第二十七次前往巴基斯坦，再一次和家人分离时，他不禁自问，他想传达的讯息到底有没有人听到 ？
二十二“真正的敌人是屌知”
如果我们妄想只凭军事武力解决恐怖主义，那我们绝不会比“ 9〃11”之前更安全。如果真的想让下一代安全成长，我们就必须明白，最终要靠课本去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炸弹。
——《游行》杂志封面故事 2003年 4月 6日
车子在泥泞道路上颠簸了十个小时后，道路渐渐蜿蜒成巨石间的小径，通往喀喇昆仑山脉高地的山口。侯赛因在路的尽头刹车，乘客一个个爬过塑料布包裹着的炸药箱下车。对摩顿森、侯赛因、阿波和贝格来说，抵达布劳渡河谷最偏远的村子，是回家的轻松。但对凯文·费达可而言，这里却像是地球上最荒僻的地方。
费达可做过《户外》杂志的编辑，后来决定离开办公室，到野外进行实地采访和报道——这会儿他和日籍摄影师桑山照发现，自己真是跑到再“户外”不过的地方来了。
“喀喇昆仑山脉的星空简直不可思议，亮得像一片光团。 ”三颗流星划过天际，欢迎前来科尔飞的客人。
“科尔飞村长和他两位朋友从悬崖上面沿着弯弯曲曲的路走下来。”费达可说，“他们手提中国造的防风灯笼，带我们穿过吊桥，走进黑暗中。我们仿佛走进了远古时代，靠着微弱的提灯光走在石板和泥巴路上。 ”
费达可到巴基斯坦来，是为了帮《户外》杂志撰写高山地区的战争故事，报道刊出时的标题是《最冷的战争》。印巴两国在高山边境的冲突已经延续了十九年之久，但从来没有记者真正来此地采访，费达可应该是第一人。
“摩顿森竭尽所能帮助我们。”费达可说，“他帮我向巴基斯坦军方申请采访许可证，把我介绍给
每一个人，还安排直升机接送我们。我们在巴基斯坦什么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有他，根本不可能把这些事情搞定。摩顿森毫无保留的慷慨协助，是我当记者以来不曾遇到过的。 ”
那天晚上费达可爬上床，用“闻起来像死羊味儿一样的肮脏羊毛毯”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报答摩顿森的善良相助。
“我早上睁开眼睛时，还以为有人在办嘉年华呢！”费达可描述。
“哈吉·阿里去世前，在房子隔壁盖了一间小屋，那是我在巴尔蒂斯坦的家。”摩顿森说，“塔瓦哈亲手用各种颜色的布料布置房间，铺上毯子和坐垫，还把我在科尔飞的故事画在墙上。那房子后来变成了男人俱乐部，外加非正式的村办事处。 ”
费达可起床准备喝他的第一杯茶时，村民大会已经快开始了。
“村民们看到摩顿森都相当兴奋，我们还没醒他们就爬了进来，围在附近。”费达可说，“他们把
茶杯塞到我们手上，一群人开心得像是疯了，又说又笑又叫。 ”
“不管是回到科尔飞还是到其他村庄，我都要花几天时间和村民们开会。”摩顿森说，“总是有很多事必须讨论。我得知道学校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理，学生需不需要新的教材文具，老师们有没有定期收到薪水。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碰到其他问题，例如妇女中心需要添置一台缝纫机、给水工程需要换新水管，等等。这些都是中亚协会的日常事务。 ”
但那天早上，在布劳渡河谷的最后一个村落里，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一位美丽果决的年轻女子冲进房里，跨过三十多个盘腿围坐喝茶的男人，勇敢地坐到帮科尔飞盖学校的男子面前，打断了男人们欢乐的会议。
“葛瑞格医生， ”嘉涵语气坚定地用巴尔蒂语说，“你答应帮我们村子盖学校，你真的信守承诺了。但在学校盖好的那天，你也答应过我一件事，你还记得吗？”
摩顿森笑了。他每次到中亚协会建的学校时，都会花时间和学生们聊天，特别是女孩子，要她们谈谈未来的目标。一开始陪同的村民总是摇头，不理解一个大人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听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希望和梦想。但渐渐地，村民们习惯了耐心等候，看摩顿森和每个学生握手，问他们将来想做什么，并答应如果他们用功的话，就帮助他们达成目标。嘉涵是科尔飞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摩顿森经常听她描述未来的梦想。
“我说过我的梦想是成为医生，你说会帮助我。 ”坐在一群男人中的嘉涵说，“嗯，现在这一天到了。你得信守你对我的承诺，我已经准备好开始产妇医护培训了，我需要两万卢比。 ”
嘉涵打开她准备的申请书，用英文仔细说明她的产妇医护课程。让摩顿森印象深刻的是，她甚至把学费和教科书的费用都仔细地列出来了。
“太棒了，嘉涵，我会找时间仔细看，然后跟你父亲讨论。 ”
“不行！”嘉涵用英文大声说，然后又换回巴尔
蒂语，“你不知道，我下星期就要开学了，我现在就需要钱！”
摩顿森面带微笑看着这位勇敢的女孩儿。她是他第一所学校第一个班级的第一位毕业生，早就完全接受了他希望传达给女孩子的观念——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优秀。摩顿森要阿波把钱包递过来，昔日的老厨师拿出一个很不搭调的粉红色双肩背包给他。摩顿森点出两万卢比 （约四百美元 ）给嘉涵的父亲，作为她的学费。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费达可说，“在这么保守的伊斯兰村庄，这个少女就这样跑进来硬挤进男人圈里头，她的行为至少打破了六重传统。她是这个有三千人口的村庄里最早受教育的女性，她不怕任何人，直接就坐在摩顿森面前。她交给摩顿森的申请书完全是用英文写的，她希望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将来改善村民的生活。那一刻，从事新闻工作六年来，我第一次无法维持客观的立场。我告诉摩顿森，‘你在这里做的事，比我原本要报道的故事重要得多，我必须想办
法告诉大家。 ”’
那年秋天，在高山上采访巴基斯坦及印度士兵两个月后，费达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中途在纽约停留了几天。期间他和老友《游行》杂志的主编拉玛‘葛兰姆共进午餐。“葛兰姆问我采访故事写得怎么样，我却开口就说我跟摩顿森在一起时看到的一切，而且一说就停不下来。”费达可回忆。
“那是我听过的最了不起的故事。”葛兰姆说，“我告诉费达可，就算他说的只有一半是真的，我们也要报道。 ”
第二天，摩顿森地下室办公室的电话晌了起来。“老天，那一切粼县直的吗 ？”葛兰姆用密苏里人特有的悠缓腔调问，
“你真的做了费达可跟我说的那些事吗？在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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