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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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他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枢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墓中成为不可
能。
　　　　决议于　31　日傍晚执行。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把斯大林的棺木放进去后，并没有往里填土，而是
运来了几卡车水泥浆，浇灌到墓穴中的棺木上。墓上立起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又刻上了简单的碑文：“约。维。斯大
林”。
　　　　诗人叶甫图申科在一首题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诗中描述了这一情景：
　　　　大理石墓碑默然无语，
　　　　水晶棺无声地闪光熠熠。
　　　　守陵的士兵们站立一旁，
　　　　几缕青烟在灵枢上缭绕，
　　　　恰似青铜塑像在微风中肃立。
　　　　似有生的气息从缝隙中漏逸。
　　　　卫兵扛着遗体走出列宁墓大门，刺刀的寒光是那么凄厉，
　　　　他也那样不言不语，静得令人不寒而栗。那双涂有防腐剂的拳头，仍紧紧地攥在一起。窥视的目光透过缝隙？？
　　　　他的主意已然策划完毕，此刻的安息只是小憩。
　　　　我要向我们的政府大声呼吁：增添两倍、三倍的哨兵，把这具棺木看守严密，千万别让斯大林东山再起，
　　　　以免重演历史悲剧。
　　　　静得令人不寒而栗。
　　　　仍紧紧地攥在一起。
　　　　他的主意已然策划完毕，
　　　　我要向我们的政府大声呼吁：
　　　　把这具棺木看守严密，
　　　　以免重演历史悲剧。
　　　　代表大会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大规模捣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的行动。成千上
万的城市、街道、广场、农庄和工厂纷纷易名。早在20大之后，许多斯大林纪念像就已被拆除，矗立在伏尔加一顿河运
河上的巨型斯大林青铜塑像就是在那时被拆除和熔化的，现在所有类似的纪念碑都被从底座上推倒。只是在格鲁吉亚，
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碑依然保留着；一些街道还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当地博物馆里也能看到介绍斯大林生平事迹的
展览。
　　　　官方对斯大林的严厉态度，立即在全国报刊上得到了反映。有关　30　—40年代“悲惨死去”或“遭诬陷被害身亡”
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军队将领的名字和带有此类字样的讣告，大量涌现报端；20大后获得平反的一些受害人
的往事回忆，也开启禁忌，被大量披露出来。有关集中营、流放地纪事或犯其他大忌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章，则以手稿形
式发表在被称为“萨米兹达特”（意为“独立出版”）的地下出版物上。瓦。沙拉莫夫的《科累马的故事》就属于此列。
　　　　22大后“解冻”的浪潮迅速波及科学和艺术各个领域。
　　　　“解冻”原是苏联作家伊。爱伦堡一部小说的名称，以喻个人崇拜的漫长冬日已经过去，坚冰消融，思想解放的季
节业已到来。这个术语代表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变化的特点。
　　　　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苏联文坛流行“无冲突论”。在“无冲突论”的影响下，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为政治
口号作图解的作品，被当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硕果。“无冲突论”的政治依据是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完全相适应”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文艺创作中就要
表现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否认社会上有好与不好之间的矛盾。这时，不少苏联作家感到政治空气压抑。他们想说话，
但是不敢说，也没有地方说。爱伦堡在　1948　年写成的论文《谈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在　1953　年　10
月号《旗帜》杂志上公开发表。之所以要在斯大林死后发表，爱伦堡解释说：“我经过了长时期的犹豫才决定发表这些
有关作家工作的意见。”“我自己问自己：提出有关作家工作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了呢？我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
来了。”斯大林逝世，爱伦堡感到松了一口气，呼喊“解冻了！”实际上，这不仅是爱伦堡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苏联很
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1953年底至　1954　年上半年，苏联的报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性文章。例如，《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文学
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文章。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文章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
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
　　　　文章尖锐地指出，多年来文学作品“凭空杜撰”，制造了种种“升平景象”：农村本来贫困不堪，小说电影中却爱
描写庄员们大摆宴席；工人食堂的情况本来很糟，可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虽没有摆出奶猪冻和烤全鹅，但也看不到黑
面包？？作家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这类弄虚作假、歌舞升平的现象。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树立个人崇拜的形象，美化、
粉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台、书刊、大会小会上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制造种种虚假现象，这已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
社会问题。波麦兰采夫和其他作家、批评家一经在《新世界》上提出这个问题，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
的强烈反响。
　　　　广大读者热烈投入了关于真诚、真实问题的辩论。一读者给《新世界》杂志写信说，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了这种
丑陋现象，并且对之愤恨之极，他们想说但未能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是苏联文学替我们老百姓“说出了这句大胆、实
在、而又公正的话”。他向作家深表感谢，说道：“所有有头脑的、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
　　　　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就此发言说：“我认为，波麦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
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之所以需要向社会良知呼吁，是因为“因循成习的不诚实”，这不只是
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
　　　　这样一来，由文学杂志发端、由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提出的有关真实、真诚的议题，随着讨论的发展、深化，便转化
成一个具有最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并且被赋予明显的政治意义。
　　　　与文学的真诚、真实问题相联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面向人的问题。就是说，文学要不要把有关人的描写放在第一
位，敢不敢真实地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承认不承认人有个人生活的权利。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应该是“人学”。人是
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不是这样。这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倾向：只承认社会利益、集体生活，而不承
认个人利益和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视作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附属物。在革命浪漫主义时代，个人生活、个
人感情往往被置于一边，这在当时被看成人们的行为准则。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用这样的准则规范
文学、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有悻于生活的真实。
　　　　在关于面向人、人该不该有个人生活权利的讨论中，一种把个人生活权利理解为取决于个人内心自由权利的观念，
在青年人中间得到了广泛共鸣。
　　　　文学的“解冻”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冻”。1955—1956年，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
制度下矛盾问题的争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特点和解决方法应当是怎样的？矛盾和
对抗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在争论过程中，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什么
“恶意的蓄谋”和“敌人的诡计”。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远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产生的，
或者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以激化，是由政策错误所引发，或者是因为不善于依据社会主义发
展的客观规律采取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而造成的。当时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选择解决矛盾的时机，在解决矛盾时
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这样，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就破除了教条主义框框，摒弃了阶级斗争尖锐
化的理论，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
　　　　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打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
从现实需要出发阐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力图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上的有关问题。
　　　　苏共　20　大便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20大的召开，尤其是“秘密报告”的逐级传达，更增强了“解冻”的势头。
　　　　在这个时期，文学的“解冻”仍然跑在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前头。斯大林时期成百上千的文艺家遭到不公正待遇，这
是文艺界怨气最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作家会议都发出了加速平反的呼声，还提出了改组作家协会、取消1946年联共
（布）中央决议的要求。文学“解冻”浪潮中引起最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是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
《不单单是为了面包》。小说一发表，就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激起了对社会问题的热烈争论。接着，《哲
学问题》1956年第　5期发表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的落后问题》和《新世界》1956年的第　12　期刊登的西蒙诺夫的《
文学漫谈》，都触及了　30　年代以来行政命令的文艺领导体制和战后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
　　　　这一时期，在全苏展开的清查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的行动，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几百万人获释
还乡，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后得到昭雪，这对社会“解冻”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正当“解冻”势如春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了。赫鲁晓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于是，从　1957　年初，“解冻”的闸门开始收紧，《共产党人》、《真理报》和《文学报》等中央报刊展开了对思想文
化界、特别是对文艺界“不健康倾向”的批判。接着，赫鲁晓夫在1957年　5月　13　日苏共中央举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
作家的会见中，对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把《莫斯科文学》比做“裴多菲俱乐部”。在这种气氛
下，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只得拿到国外出版，竟获得　1958　年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　10　月，苏联作协
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责成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出面发表讲话，向作家发出了“驱逐出境”的
警告。再加上全苏范围对他的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不得不写信给赫鲁晓夫，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
　　　　由于官方的收缩政策，“解冻”的思潮变得平缓了，但并未停止。苏共22大又为此思潮打开了闸门。
　　　　1962年　2月召开了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以往被作为“禁区”的大量问题成了讨
论的题目：经济学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物质刺激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中有关斯大林伪造史实的最尖锐问题也
成为议题；哲学揭露了过去对相对论、共振论和量子论的压制，进一步清理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消极影响。根据　22　大
决议和苏共纲领，会议决定重新修订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教学大纲，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新认识。1962年
2　月　7日，《真理报》刊登了马利歇夫的文章。文章中说，“赢利应该看成是计划的主要指标，只有利润才反映劳动生
产率的变动情况”：“劳动生产率概括地反映在利润水平上”：“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和动力”。
　　　　1962年　9月　9日，《真理报》刊登了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生产、劳
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利别尔曼在文章中提出：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企业能迫切关心最佳的生产效果。利别尔曼
认为，只要把按品种的产量计划和交货期限计划下达到企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利别尔曼提出六条具体建议：
1。产量和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计划全部由企业自行编制；2。根据赢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
种物资奖励的统一基金；3。为各部门以及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统一批准随赢利率而变化的奖金比率
表，作为长期使用的定额；4。控制数字只下达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企业间摊派任务，国民经济
委员会可以检查、评价和改进各企业自行编制的计划，但不得改变作为企业奖励基础的赢利比率表；5。制定从企业利润
中提取的统一奖励基金的使用方法，同时扩大企业把奖励基金用于集体奖励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6。灵活地制定新产
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便促使企业生产更有效的，使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即整个国民经济都能赢利的产品。利别尔
曼文章的总的精神是：建议减少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权限；按赢利率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
　　　　9　月　20　日，《真理报》又刊出利别尔曼的文章。文中认为：把利润作为衡量生产的经济效率的总的（不是唯一的）
指标，可以取得成效；利润应当成为衡量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企业在合同、订货、利润奖额的基础上，可以独立地制
定自己的计划。10月中旬，利别尔曼在《经济报》编辑部举行的讨论会上补充说：“在我的建议中，利润并不是评价企
业的‘模子’，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赢利定额，以便让企业自己努力去提高利润。”
　　　　利别尔曼的文章刊出后，经济学界反应强烈。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对利别尔曼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开展讨论。于是，
由《真理报》编辑部发起，开展了关于完善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佳生产效果”问题开始，
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的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
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成本、劳动生产率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
　　　　《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全国性报刊、其他地方性报刊、各高等学
校和研究机构的学刊都刊登文章，参加讨论。从1962年　9月到　1963　年底，仅《真理报》编辑部就收到　1000　多篇讨论
文章。
　　　　除了刊登文章之外，还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讨论会。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在　1963　年　1月举行大会，对经济刺激问
题、遵守“对社会有利也对每个企业有利”这一公式的途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气氛的认真、热烈，是自列宁逝世以
后所未曾有过的。这场讨论也越出了苏联国界，东欧的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等国的经济学界都对利别尔曼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使之成为一场“国际性利别尔曼冲击波”，冲击了斯大林
模式关于价值规律、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
　　　　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加托夫斯基对一年多
来的讨论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某些参加讨论的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刺激中存在的缺点，回避企
业没有足够的经营主动性以及在经济核算中的重要作用。而另外一些人提出的建议则没有很好地考虑计划经济特点。他
们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脱离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制度。加托夫斯基在总结中还说，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企业
上，这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环节。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提高计划工作的效果，创造能经常推动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
的生产潜力从而加速我国发展速度的指标体系和刺激体系”。加托夫斯基指出：委员会的立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
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
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
　　　　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在对讨论作总结时，还同计划机关、企业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写
出了综合报告，得到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和科学院主席团的赞同。报告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建议，其中包括：改进计划、
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的价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在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
进奖励基金形成的办法，提高奖金的作用；加强对创造和加速采用新技术、科学成就、各种进步的新产品的刺激等。综
合报告肯定了利润是工作质量的指标，是生产发展和刺激基金的源泉。
　　　　这场讨论是在相对宽松的气氛下进行的，它在认识苏联计划经济下利润和奖金的作用等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只
是这场讨论来得太晚了，它在苏联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那时的执政者就不再是赫鲁
晓夫了。这场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争论，尽管受到赫鲁晓夫的鼓励，但它对赫鲁晓夫权力的巩固并未起到些许积极作用。
意识形态主管当局认为，如果继续放任“解冻”，事态将难以驾驭。
　　　　矛盾集中到是否开禁，准许发表以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营为题材的作品。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赞同解冻的。但他面对解
冻的势头确实又显得心中无数，手足无措。他有些担心，害怕解冻会引起洪水泛滥，以至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
一股冲破苏联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他想控制这一浪潮，但又犹豫不决。
　　　　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一书的处理，使他有所感悟。他曾总结说：评价一个作家和评价他的作品是不同
的两回事。如果这本书的艺术质量的确不高，那么应该留待读者去评定。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引起读者共鸣——如果作品
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法不能感动读者——那么，作者就应该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当然，他会在精神上受到挫折。但
是，如果他的作品未能体现和传播某些读者关注的思想，这只有怪他自己，怪不了别人。主要的问题是：应该让读者有
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不应对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出判决，好像他们是在受审
判似的。赫鲁晓夫对当初没有准许《日瓦格医生》在国内出版是很后悔的。因此，1962年　11　月，他批准了索尔仁尼琴
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上公开发表。小说的发表，在苏联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性效
应。数万册《新世界》杂志和印制的小说单行本旋即销售一空。小说的传播甚至使许多政治和社会新闻黯然失色。就连
当时正在参加苏共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也跑遍书市，为购小说而奔走；会上会下几乎每个人腋下都夹着红蓝两本书：
红的是全会文件，蓝的是《新世界》杂志。
　　　　不久，索尔仁尼琴同一题材的小说《克里切托夫卡车站的小事》和《玛特辽娜的一家》又分别在《真理报》和《新
世界》发表。这使文艺界出现了一系列尖锐题材的作品：柯切托夫继《茹尔宾一家》之后，又发表了《叶尔绍夫兄弟》，
作品表现了工人的生活热情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西蒙诺夫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以及
《军人不是天生的》。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战争的惨烈，以更深刻的态度，探讨了获得胜利和遭受失败的原因。马尔
科夫的《父与子》、奥布霍夫的《生活是阻挡不住的》等叙事小说，都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了评价。肖洛霍夫继《一个人
的遭遇》之后又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展现了集体农庄生活的复杂问题、农业生产的困难、以及农村的精神
生活等多层次、多角度场景。小说向读者展示，不管小说主人公达维多夫采取行政手段的意图有多么美好，不管他一看
见田里游手好闲的哥萨克就冒火的动机是多么善良，都没有理由为格列米雅其农庄主席的命令式和最后通碟式的工作方
法进行辩解。在经过一场由于他的辱骂和呵斥而引起的与庄员不顾情面的谈话之后，达维多夫终于开始思考自己行为错
误的程度。当初，他被派来领导农民时，深信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他明白，他不了解这些人，他不懂得他们的想
法和心情。
　　　　为了表示对解冻的理解以及对肖洛霍夫的尊重，赫鲁晓夫特地前往维申斯卡雅，请肖洛霍夫同他一起去美国访问。
肖洛霍夫也去过赫鲁晓夫的别墅，读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最后一章。悲剧式的结局使赫鲁晓夫很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