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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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赫鲁晓夫还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并授意苏联的报刊大量地发表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
在　1962　年　11　月到　1963　年　1月间，赫鲁晓夫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先后举行的
党代表大会，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反华活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答辩，从　1962　年　12　月　15　日到　1963　年
3　月　8日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
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七篇重要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从批判南斯拉夫扩大
为批判意共陶里亚蒂和法共多列士，以示回敬。
　　　　1963年　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之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然而又声称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让
步。从这种立场出发，2　月　21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兄弟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但要求公布这一时期双方
的来往信件。经协议，双方在　3月　14　日同时公布上述两封信件。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由于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其现
阶段根本任务的总路线”。信中就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信中还提出举行
苏中两党双边会谈的一些具体建议。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　3月　30　日复信中，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
见，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
“修正主义路线”。尽管苏中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但论战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在苏联境内是否准许散发　6
月　14　日文件引起了外交纠纷，中苏两党的关系愈加紧张。
　　　　为了消除分歧，1963年　7月　5—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率领，苏共
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在会谈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7月　14　日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公开信指责中共中央　6月　14　日信件对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并对
苏共　20　大、21大、22大的决议和苏联共产党纲领进行了“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公开信对苏中分歧和当代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苏中两党会谈于　7月　20　日结束，大论战的帷幕终于
拉开了。
　　　　这场大论战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多。7　月　20　日，中国《人民日报》和各大报
纸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的全国性报刊发表了近　300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1963年　9
月　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
文章，到　1964　年　7月　14　日，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从“二评”起，题目分别为
《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
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段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开始公开指名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或称“赫鲁
晓夫修正主义”），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题，批判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观点。如二评《关于斯
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九评《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主
要涉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涉及尚未
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和六
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是论述各国党如何正确对待国际斗争的问题。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
义者》则论及各国党应如何对待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问题。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报刊上发表了数以干计的文章和材料进行攻击。同时，
世界上　80　多个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围攻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共的党也采取各种方式批判苏共的观点，只有少数党持中
立态度，大论战发展到高潮。
　　　　大论战中，中共和一些兄弟党批评了苏共老子党的错误做法，打破了各国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使它们认识到苏
联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固一时激动提出的口号，如　20　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不正确的。
这使越来越多的党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要求把马列主义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
主地大胆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战使中国最终离开了苏联的道路，摆脱了对苏联的依靠。
　　　　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中国强调“一边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不少做法是照搬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强
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合作化也以苏联为榜样。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按
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在　1960　年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并撕毁协议和合同，此后中国开始独立地
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论战开始前，苏联要求各国党在处理国内外政策时，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
本国问题，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苏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一体化”、“社会主义大
家庭”等。通过论战，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再把一党一国的利益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了，那种把自己比作
别国“母亲党”，要别国党对“领导中心”唯命是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党有了错误，由人家自己去判断，去
纠正，不必过多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国际共运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对槁霸权主义还是要公开反对的。中国
共产党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那就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欺负别人，对此当然可以表态，既
可以从内部交换意见，也可以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不允许批评霸权主义，那
就是没有是非了。论战后，一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不复存在。论战是一把双刃剑。论战从思想上破除了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组织上冲破了苏共一党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独立自
主权。但是，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很多党之间中断了关系。在各国党的内部，
特别是未执政的党，不断出现分裂，有的党分裂成两个，有的分裂为三个，甚至四个。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
斗力。
　　　　论战中，许多党分不清是非，区分不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因此在论战中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大胆地开
展党的活动。由于论战尖锐、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对论战涉及的具体问题忽视了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
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和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论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群众运动中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从
大论战中得出的反修防修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是导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
源。这都是后话，在此无需再提。
　　　　论战使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在中国人的眼里，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
篡党篡权者，总之，声名狼藉。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一年着实不好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8。1％，但比预期的增长率低了　1％。更紧要的是，已有
迹象表明，苏联工业生产率已经每况愈下。根据专家估算，1963年每卢布工业投资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个戈比；
据此统计，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近　1500　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工业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下降，而
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这是　40　年来的第一次。尽管短缺的商品不胜枚举，但滞销消费品仍大量运往市场。积压的钟
表和成衣足够销售两年，书籍、缝纫机、照相机在仓库中堆积如山。在七年计划期间，诸多方面计划失调，出现了明显
的失衡状况。如，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　35　％到　40　％，但是这两个部门所得到的投资额只占工
业总投资的　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比例却高达　30　％，并使用了占全苏　20　％的工人，但它在全
国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仅有　7％。农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63年的农业生产总产量与1962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下降了　10。7　％，比　1958　年的数字还要低。畜牧业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糟心。生猪存栏数从　7000　万头骤减到4100
万头。牛的存栏数也减少了　150万头，羊的存栏数则减少了　600万只。粮食产量的降低与牲畜的减少，除了天灾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
　　　　比如，强行废止土地休耕的做法，使得地力耗尽而无法再生，导致数以百万计公顷的耕地沦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63
年，一场“黑风暴”降临垦荒区。
　　　　5　月份，狂风卷走了数百万吨的黑土，撒落在萨彦岭的山脚下，以致一直增长的耕地面积骤减了　600万公顷。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发牢骚。工人的不满是由于食品短缺，消费品供应不足。养老金
领取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一成不变。农民因自留地减少、牲畜被强行收购而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因
效益不好而无心工作。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忧心忡忡，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浮动。更为要命的是，
党的中层干部开始与赫鲁晓夫离心离德，原因是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这一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
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出色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入
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须有3　／4　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　1／3　；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
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
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全体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可以更长期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
况下，参加投票的共产党员至少须有　3／4　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选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当选。
　　　　说句公道话，赫鲁晓夫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陈代谢，实际上是推行党的干部任期制，废
除终身制，其用意是积极的。然而，这一改革却意味着党的各级干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毕生的职业和终身受
用的特权。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必须寻找别的工作并且学会适应它。由于这些新规定而
受打击尤为严重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中层干部。鉴于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而任何中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
员的最长任期都是　15　年，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改选按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因此在这些机关及其下级组织中的任期
最多只有六年。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对第　25　条没有好感，并迁怒于赫鲁晓夫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按照生产的需要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还惹恼了此前拥戴和支持他的州委书记们。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成了
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按照新建制，原来全面负责所辖地区工作的州党委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全力以赴抓农业，另
一部分专管工业。从一开始，这种新的管理建制的缺陷就显露了出来。例如，州农业党委的任务不光是指导那些集体农
庄和国营农场的共产党员，监督这些农庄农场的党组织，而且还要负责领导所有为农场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
组织和党员。然而，那些为城乡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那些服务项目当中包括维修农业机械的汽车修配厂以及那些生产
农产品包装物的工厂，却都属于州工业党委的管辖范围。问题还不止于此，主管农业的州委书记若要在州首府召开一次
农业工人代表会议，他就非得事先与主管工业的州委书记进行协商；同样，后者如果急于增加城市的蔬菜供应，也必须
同前者进行磋商。一旦收获季节来临，有关组织运输和选派市民下乡支农等工作就又引出来无数的麻烦。
　　　　各州两套州委班子之间的工作分工是有若干指导原则的，相互协调配合也可能行得通，但必要的前提则是绝不能出
现派生的复杂机构，造成重叠复设的局面。而实际情况却正是后者。不仅建立了两个州党委，而且还有两个州苏维埃执
委会，接踵而来的又是一大堆孪生机构：两个卫生局、两个教育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套民兵指挥
部，等等。于是各州党政机关干部数目随之大增，其工作负担也更加繁重，相互协调成为泡影。
　　　　这一建制上的改革实施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机构里不但有中央主席团，而且还设立了中央工业领导局和中
央农业领导局，各局又都下设自己的分支机构。一个规模较大的乡村区如果有工业企业，那么区委书记就不再全面领导
全区的工作；那些在工厂企业的共产党员现在归该地区工业区委的领导，而工业区委机关往往又设在另一处行政管理中
心。按生产性质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建制造成的一连串问题还会不断大量增加，但这一体制自身复杂化的进程却并未就此
停止。随后，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中央主席团又出台了加强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权限的新规定。结果，这些委员会问
世不久，弊端已层出不穷。其下属各部门的分工界限并未消失，不过界限标准并不是依据国家不同职能加以确定，而是
按照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不同管理系统进行划分的。对于那些分别处于不同州域但彼此业务又有联系的企业，
相应的管理工作日益恶化，在全国实行一刀切的简单政策也日益行不通。现在，中央委员会又提出合并一些地方国民经
济委员会，同时建立一个全苏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其职能是协调其他所有地方经委的活动。但是，它的权力仅限于监
督工业，而不能管理各地方通讯、运输、建设、公共事业、电站以及其他同地方行政管理有关的领域。为此，在莫斯科
又设立了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还不是一系列改革的最后一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之后，又组建了几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业务涉及电力
工程、轻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活动。同时还成立了负责监督供应工作的全苏一级机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党政领导建制
系统变得极为繁琐复杂，使得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干部不得不经常求助于挂在办公楼门厅里的机构分布示意图。
　　　　赫鲁晓夫还决定重建党和国家的监察组织系统。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在全苏一级设立了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的
新的监察委员会，而且在加盟共和国、州和区级都设立了相应的监察机构。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监察制度的原则，在斯大
林时期被束之高阁；赫鲁晓夫这一措施旨在恢复以往的原则。但是尽管如此，新建立的监察委员会与列宁的有关学说仍
相去甚远，因为各级监委并非与党委平行，而是处于从属地位。区一级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各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任
；在州级党委，由一名州委书记专管监委工作；在全苏一级，这个委员会则交由一名中央书记主管，当选者是谢列平。
　　　　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中央还宣布了其他一些有关任命事项：尤。弗。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书记，瓦。伊。波里维
科夫担任苏共中央农业局主席，亚。彼。鲁达科夫接任中央工业局主席。
　　　　一句话，政府干部们被类似的无休止“重建重组”活动搞得腻味透顶。赫鲁晓夫作为所有新花样的设计者，更是累
得够呛。年近　70　的他愈来愈感到精力不济，每天回家时都疲惫不堪。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转上两圈，一吃过晚
饭，便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颜色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工作，通常他要工作到深夜。赫鲁晓夫也很清楚他的精力已每
况愈下，而且即将来临的　70　寿辰也标志着一个界限。他愈来愈经常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谈
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随便说说，有时则挺认真。他与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在一起时也不时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应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机会。”他说。“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
谢尔盖耶维奇！您的气色很好嘛！
　　　　您的精力可要比年轻人充沛得多。“同事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权力继承问题在　22　大之后，是他想得比
较多的一个问题。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是定不下来，他想要找到的这个人，首要条件是要年轻、精力
充沛。他终于从众多的候选者中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然而，他却病倒了——中风。赫鲁晓夫从医生
那里得知的情况是，科兹洛夫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至于工作，医生们的回答是：绝对不行，
他会瘫痪，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发作，导致死亡。
　　　　看来，科兹洛夫是不能指望了。科兹洛夫一病不起，使赫鲁晓夫面临更麻烦的问题，不只是谁来接他的班，更紧迫
的是谁来担任中央第二书记这一职务的问题。他为接替科兹洛夫的人选绞尽了脑汁。他认为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既要懂得
国民经济，又要懂得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人。他当初之所以挑选科兹洛夫，也是从这几点出发的。
他认为科兹洛夫在地方上干过，又曾独当一面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如指掌。起初，赫鲁晓夫认为谢列平比较合适：年
纪轻，经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又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对经济工作接触不多。
　　　　赫鲁晓夫建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因为那里有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和优秀的革命传统，经过锻炼
后就可调上来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
　　　　但是，谢列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他觉得挺委屈，认为让他去列宁格勒州工作是要降他的职。
　　　　“真可惜，看来是我对他估计过高。”赫鲁晓夫同人谈话时说，“这也许倒是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出错。
本想让他在列宁格勒呆上几年，成为行家里手，就可以推荐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现在他只能当官僚当下去。不了
解生活，不，谢列平不合适，尽管很可惜，他是主席团里最年轻的一个。”
　　　　排除谢列平后，就是波德戈尔内了。尽管此人精明能干，既懂经济，又能与人共事，在乌克兰有很好的表现，且经
验丰富，但美中不足的是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他始终处理不好交给他的食品工业方面的问题。赫鲁晓夫考虑再三，
认为此人也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至于勃列日涅夫，他经验丰富，懂经济，也了解人。但赫鲁晓夫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
别人的影响和受自己情绪的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勃列日涅夫曾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