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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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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斯万夫人行屈膝礼。公主对我们大家露出一个神圣的微笑——它仿佛被她从往昔、从
她青春时代的风韵和贡比涅宫堡的晚会中召唤而出，而且完美无缺地、甜蜜地盖在那张片刻
前还忿忿不快的面孔上——然后走开去，身后跟着那两位女伴；她们刚才仿佛是译员、保姆
或病人看护，在我们谈话时插进一些毫无意义的句子和徒劳无益的解释。“这个星期里，您
挑一天去她府上写个名字”，斯万夫人对我说，“对这些英国人所称作的皇族，还不能使用
名片，不过，您留下名字的话，她会邀请您的。”
①温特哈特（1805—1873），德国画家，擅长画贵族人物肖像。
②即皮埃尔·戈雄。戈雄与Cochon（猪）仅一音之差。
冬末春初，我们在散步之前，有时去参观正在举办的小展览会。斯万，作为杰出的收藏
家，备受展览会上画商们的敬重。在那些寒气未消的日子里，展览厅唤醒了我想去南方和威
尼斯的古老愿望，因为在大厅中，早到的春天和炎热的阳光使玫瑰色的阿尔比伊山闪着淡紫
色反光，使大运河发出晶莹透明的深绿色。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去音乐厅或剧场，然后去
一家“茶室”吃点心。每当斯万夫人想告诉我什么事而又不愿意邻座或服侍我们的侍者听懂
的时候，她便对我说英语，仿佛只有我们两人懂英语，其实人人都会英语，只有我还没有学
会，我不得不提醒斯万夫人，让她别再议论喝茶的人或端茶的人，虽然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但我猜到它绝非赞扬，而这番议论一字不漏地传进被议论者的耳朵。
有一次，在看日场演出的问题上，希尔贝特的态度使我吃惊。那天正是她曾提过的她祖
父逝世的忌日。她和我原来准备和她的家庭教师一道去听歌剧片段音乐会。她摆出无所谓的
神态（不管我们要做什么，她总是表情冷淡，她说只要我高兴，只要她父母高兴，她做什么
都无所谓），但是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去听音乐会。午饭前，她母亲将我们拉到一边，对她说
这个日子去听音乐会会使父亲不高兴的。我觉得这话有理，希尔贝特无动于衰，但无法掩饰
自己的愤怒，她脸色发白，一言不发。丈夫回来时，斯万夫人将他叫到客厅另一头低声耳
语。于是他叫希尔贝特和他单独到隔壁房间去。我们听见哇啦哇啦的声音。我不敢相信一向
顺从、温柔、文静的希尔贝特竟然在这样一个日子，为了这样一件小事而和父亲顶撞。最后
斯万走了出来，一面对她说：
“我刚才说的你知道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饭桌上，希尔贝特始终板着脸。饭后我们去她房间，突然，她毫不犹豫（仿佛一分钟也
没有犹豫过）地惊呼道：“都两点钟了！你知道，音乐会两点半开始。”她催家庭教师赶紧
动身。
“可是，”我对她说，“你父亲会不高兴吧？”
“绝对不会的。”
“不过，他恐怕认为这个日子不大合适吧。”
“别人怎么想和我有什么相干？在感情问题上管别人的闲事，真荒唐。我们是为自己感
受，不是为公众感受的。小姐很少有娱乐的机会，这次兴高采烈地去听音乐会，我不能仅仅
为了使公众高兴而让她扫兴。”
她拿起帽子。
“可是，希尔贝特，”我抓住她的胳膊说，“这不是为了使公众高兴，是为了使你父亲
高兴。”
“希望你别来教训我。”她一面用力挣脱我，一面厉声喊道。
斯万夫妇除了带我去动物园或音乐厅以外，对我另有更为宝贵的厚待，即不将我排除在
他们与贝戈特的友情之外，而当初正是这种友情使他们在我眼中具有魔力。我甚至在结识希
尔贝特以前就认为，她与这位神圣长者的亲密关系会使她成为我最钟爱的女友，如果她对我
的蔑视不致使我的希望（希望她有朝一日带我和贝戈特一同参观他所喜爱的城市）破灭的话。
有一天，斯万夫人请我参加一个盛大宴会。我不知道同桌的客人是谁。我到达时，在门
厅里遇到的一件事使我胆怯和惶惑。斯万夫人总是采用本季节中被认为最时髦的，但很快就
因过时而被摒弃的礼节（例如，多年以前她曾有过hanCsomcab（双轮双座马车），或者曾
在吃饭请帖上印着这是与某某大小名人的会见）。这些礼仪毫不神秘，不需传授便能入门。
奥黛特采用了当时从英国进口的小小发明，让丈夫叫人印了一些名片，在夏尔·斯万的名字
前冠以Mr（先生）。我首次拜访斯万夫人以后，她曾来我家留下这样一张“纸片”（用她
的话说）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人给我留过名片，因此我无比得意、无比激动、无比感激，兴奋
之余，我倾囊中所有订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茶花花篮送给斯万夫人。我恳求父亲去她家留张名
片，并且首先赶紧在名字前印上“Mr”，但他对这两项请求置若罔闻，我大为失望，不过几
天以后我思索也许他这样做是对的。“Mr”尽管只是摆设，但含义一目了然，而吃饭那一天
我见到的另一个礼仪却令人费解。我正要从候见室走进客厅时，膳食总管递给我一个写着我
名字的细长信封。我在惊奇之中向他道谢，看看信封，不知该如何处置，就好比外国人面对
中国宴席上分发的那些小工具一样不知如何是好。信封口是封着的，立刻拆开未免显得冒
失，于是我带着心领神会的表情将它塞进衣袋。几天以前，斯万夫人写信邀我去她家和“几
位熟人”一同吃饭，那天客人竟达十六位之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其中还有贝戈特。斯万夫
人先后向好几位客人为我“道名”（这是她的说法），突然，在我的名字以后，她不动声色
地说出（仿佛我们仅仅是萍水相逢的客人）那位温柔的白发歌手的名字。“贝戈特”像射向
我的枪弹，使我震惊，但是，为了表示沉着，我本能地向他鞠躬。在我面前答礼的是个相貌
年轻的人，个子不高，身体粗壮、近视眼、长着一个蜗牛壳似的往上翘的红鼻子、黑色的山
羊胡。他站在我面前，仿佛是位魔术师：他穿着礼服在枪击的硝烟中安然无恙，而从枪口飞
出的竟是一只鸽子。我颓丧已极，因为刚才被炸为齑粉的不仅仅是那位瘦弱的老者（他已荡
然无存），还有那些巨著中的美，我曾使它栖息在我特别为它营造（如殿堂一样）的衰弱而
神圣的躯体之中，而我面前这位翘鼻子和黑胡须的矮男人，他那粗壮的身体（充满了血管、
骨骼、神经结）上哪会有美的栖息之处呢？我曾用贝戈特作品中的透明美来塑造贝戈特，缓
慢地、细细地、像钟乳石一样一滴一滴地塑造他，可是顷刻之间，这个贝戈特毫无意义，因
为我必须保留他那个翘鼻子和黑胡子，这就好比我们在做算题时不看清全部数据，不考虑总
数应该是什么而求题解一样，毫无意义。鼻子和胡子是无法避免的因素，它们使我十分为
难，使我不得不重新塑造贝戈特这个人物，它们似乎意味着、产生着、不断分泌着某种入世
和自满的精神，而这是不协调的，因为它与他那些为我所熟悉的、充满了平和而神圣的智慧
的作品中气质毫无共同之处。从作品出发，我永远也到达不了那个翘鼻子。而从这个似乎毫
不在意的、我行我素的、随兴所致的鼻子出发，我走上与贝戈特的作品完全相反的方向，我
的精神状态仿佛像一位匆匆忙忙的工程师——当人们向他打招呼时，他不等别人问好，便理
所当然地回答：“谢谢，您呢？”如果别人说很高兴与他认识，他便采用他认为行之有效
的、聪明的、时髦的省略句：“彼此彼此”，以避免在毫无意义的寒暄上浪费宝贵时间。名
字显然是位随兴所致的画家，它为人物地点所作的速写异想天开，因此当我们面对的不是想
象的世界，而是可见世界时（它并非真实世界，因为我们的感官和想象力一样，不擅长于重
现真实；看见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大不相同，我们对现实的略图也和看见的大相径庭），我
们往往大吃一惊。就贝戈特而言，使我更窘迫的不是我对他的名字的先入之见，而是我对他
的作品的了解。我不得不将蓄山羊胡子的男人系在这些作品上，仿佛系在气球上，忧心忡忡
地唯恐气球无法升空。然而，我热爱的那些书，看来确实是他的作品，因为当斯万夫人按规
矩对他说我钦佩他的某部作品时，他对这番为他而发的、而非为其他客人而发的赞词处之泰
然，似乎毫不认为这是误会。他为这些宾客而身着礼服，礼服下是那个贪馋地等待进餐的身
体，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些更为重要的现实，因此当我们提到他的作品时，他微微一笑，仿
佛它们不过是他旧日生活的片断，仿佛我们提到的不过是他当年在化装舞会上扮作吉斯公爵
这件区区小事。在这个微笑中，他的作品的价值在我眼前一落千丈（并且波及美、宇宙、生
命的全部价值），而成为蓄山羊胡子的男人的拙劣消遣而已。我想他曾辛勤笔耕，其实，如
果他生活在盛产珠母的小岛，那么，他不会笔耕，而会经营珍珠买卖。他的创作不再像以前
一样是命中注定的。于是我怀疑独特性是否真能证明伟大作家是其特有王国中的神，抑或这
一切纯属虚构，实际上作品之间的差异来自劳动，而非来自不同个性之间的根本性本质区别。
此时我们入席就坐。我的盘子旁边放着一株用银纸裹着茎部的石竹花。它不像刚才在候
见厅拿到的那个信封（而且我早已忘在脑后）使我如此困惑。这个礼仪虽说对我很新颖，但
似乎不难理解，因为我看见所有的客人从餐具旁拿起同样的石竹花，插进礼服的扣眼中。我
也如法炮制，神情自然，仿佛一位无神论者来到教堂，他不知弥撒是怎么回事，但是众人站
起来他便跟着站起来，众人下跪他也跟着下跪。另一个陌生的，但转瞬即逝的礼仪令我很不
愉快。在我的餐盘的另一边，有一个更小的盘子，里面装着黑糊糊的东西（我当时不知这是
鱼子酱），我不知道应该拿它怎么办，但我决心不碰它。
贝戈特坐得离我不远，他的话语我听得十分清楚，我忽然理解德·诺布瓦先生为什么对
他有那个印象。他的确有一个古怪的器官。最能改变声音的物质品质的，莫过于其中所包含
的思想了。思想影响二合元音的强度、唇音的力度，以及声调。他的说话方式似乎和写作方
式完全不同，就连他说的内容与写的内容也完全不同。他的声音来自一个面具，但它却不能
使我们立刻认出面具后面那张我们在他的文笔中所亲眼见到的面孔。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他
谈话中的某些片断（他所习惯的讲话方式只有在德·诺布瓦先生眼中才显得矫揉造作、令人
不快）与他作品的某些部分完全对应，而作品中的形式变得如此富有诗意、富有音乐性。他
认为自己的话语具有一种与词意无关的造型美。既然人的语言与心灵相通但又不像文体一样
表达心灵，贝戈特的话语似乎是颠三倒四的，他拖长某些字，而且，如果他追求的是单独一
个形象，他便将字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单调得令人厌倦的连读音。因此，一种自命不凡
的、夸张而单调的讲话方式正是他谈吐的美学品质的标志，正是他在作品中创造一系列和谐
形象的能力在话语中的体现形式。我之所以煞费力气才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当时说的
话，正由于它来自贝戈特本人，所以看上去不像是贝戈特的话。这些丰富而精确的思想，是
许多专栏作家引为自诩的“贝戈特风格”中所缺乏的。这种不相似可能根源于事实的另一个
侧面——在谈话中只能隐约看见它，好比隔着墨镜看画，即当你读一页贝戈特的作品时，你
感到那是任何平庸的模仿者在任何时候都写不出来的，虽然他们在报纸书刊中用“贝戈特
式”的形象和思想来大大美化自己的文字。文体上的这种区别在于“贝戈特风格”首先是挖
掘，这位伟大作家运用天才，将隐藏在每件事物之中的宝贵而真实的因素挖掘出来，挖掘—
—而非“贝戈特风格”——才是这位温柔歌手的创作目的。事实，既然他是贝戈特，那么，
不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在实践这种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品中每一点新的美正是他从
事物中所挖掘出来的每一点贝戈特。然而，如果说每一点美都与其他的美相关且易于识别的
话，它仍然是具有特殊性，对它的挖掘也具有特殊性。美既然是新的，便有别于人们所谓的
贝戈特风格，这种风格其实不过是贝戈特已经发现并撰写的各个贝戈特的泛泛综合罢了，它
绝不可能帮助平庸者去预料在别处会发现什么。对一切伟大作家来说都是这样，他们的文字
的美，如同尚未结识的女人的美一样，是无法预料的。这种美的创造，它附在他们所想到的
——想到的不是自己——但尚未表达的某件外界事物之上。当今的回忆录作家，如果想模仿
圣西门①而又不愿太露痕迹，可以像维拉尔画象中头一段那样写：“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棕
发男子面貌生动、开朗、富有表情”，但是谁能担保他找到第二段开头的那句话“而且
确实有点疯狂”呢？真正的多样性寓于丰富的、真实的、意想不到的因素之中，寓于那些已
经缀满春天花朵的篱笆上出人意外地探出身来的蓝色的花枝之中，而对多样性（可以推广至
其他所有的文体特点）的纯粹的形式模仿不过是空虚和呆板——与多样化最不相容的特点—
—罢了。只有那些对大师作品的多样性毫不理解的人，才会对模仿者产生多样性的幻觉或回
忆。
①（前）圣西门（1675—1755），法国作家；维拉尔是他回忆录中的一位权贵，法国元帅。
贝戈特的话语，如果不是与他那正在发挥作用的、正在运转的思想紧密相连（这种紧密
联系不可能立即被耳朵捕捉），那么它也许会令人倾倒。反言之，正因为贝戈特将思想精确
地应用于他所喜爱的现实，因此他的语言才具有某种实在的、营养过于丰富的东西，从而使
那些只期望他谈论“形式的永恒洪流”和“美的神秘战栗”的人大失所望。他作品中那些永
远珍贵而新颖的品质，在谈话中转化为一种十分微妙的观察事物的方式。他忽略一切已知的
侧面，仿佛从细枝末节着眼，陷于谬误之中，自相矛盾，因此他的思想看上去极其混乱，其
实，我们所说的清晰思想只是其混乱程度与我们相同的思想罢了。此外，新颖有一个先决条
件，即排除我们所习惯的、并且视作现实化身的陈词滥调，因此，任何新颖的谈话，如同一
切具有独创性的绘画音乐一样，最初出现时总是过于雕琢，令人厌烦。新颖的谈话建立在我
们所不习惯的修辞手段之上，说话者似乎只是采用隐喻这一手段，听者不免感到厌倦，感到
缺乏真实性（其实，从前古老的语言形式也曾是难以理解的形象，如果听者尚未认识它们所
描绘的世界的话。不过，长期以来，人们把这个世界当作真实的，因而信赖它）。因此，当
贝戈特说戈达尔是一个寻找平衡的浮沉子时（这个比喻今天看来很简单），当他说布里肖
“在发式上费的苦心超过斯万夫人，因为他有双重考虑：形象和声誉，他的发式必须使他既
像狮子又像哲学家”时，听者很快就厌烦，他们希望能抓住所谓更具体的东西，其实就是更
通常的东西。我眼前这个面具所发出的难以辨认的话语，的确应该属于我所敬佩的作家，当
然它不可能像拼图游戏中的七巧板一样塞到书中，它具有另一种性质，要求转换；由于这种
转换，有一天当我自言自语地重复我所听见的贝戈特的词句时，我突然发现它具有和他的文
体相同的结构，在这个我原以为截然不同的口头语言中，我认出并确切看到他文体中的各个
因素。
从次要的角度看，他说话时常用某些字、某些形容词，而且每每予以强调。他发这些音
时，采取一种特殊的、过于精细和强烈的方式（突出所有的音节，拖长最后音节，例如总是
用visage来代替代figure①，并且在visage中加上许多的v，a，g，它们仿佛从他此刻张
开的手中爆炸出来），这种发音方式与他在文字中赋予这些他所喜爱的字眼的突出地位十分
吻合。在这些字眼前面是空白，字眼按句子总韵脚作一定的排列，因此，人们必须充分发挥
它们的“长度”，否则会使节拍错乱。然而，在贝戈特的语言中找不到在他或其他某些作家
作品中的那种往往使字眼改变外形的光线，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语言来自最深层，它的光线照
射不到我们的话语；因为当我们在谈话中向别人敞开心扉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却向自己
关闭。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作品比话语具有更多的音调变化，更多的语气。这语气独立于文
体美之外，与作者最深沉的个性密不可分，因此他本人可能并不察觉。当贝戈特在作品中畅
叙心怀时，正是这个语调使他所写的、当时往往无足轻重的字眼获得了节奏。这些语调在作
品中并未标明，也没有任何记号，然而，它们却自动地附在词句之上（词句只能以这种方式
来诵读），它们是作者身上最短暂而又最深刻的东西，而且它们将成为作者本质的见证，以
说明作者的温柔（尽管他往往出言不逊）和温情（尽管好色）。
①在法语中，这两个字都为“面孔”。
贝戈特谈话中所显示的某些处于微弱状态的特点并非他所独有。我后来结识了他的兄弟
姐妹，发现这些特点在他们身上更为突出。在快活的句子里，最后几个字总是包含某种突然
的、沙哑的声音，而忧愁的句子总是以衰弱的、奄奄一息的声音作为结尾。斯万在这位大师
年轻时便认识他，因此告诉我他当时常听见贝戈特和兄弟姐妹们发出这种可以说是家传的声
调，时而是强烈欢乐的呼喊，时而是缓慢忧郁的低语，而且当他们一同在大厅玩耍时，在那
时而震耳欲聋时而有气无力的合唱中，贝戈特的那一部分唱得最好。人们脱口而出的声音，
不论多么独特，也是短暂的，与人同时消失，但贝戈特的家传发音则不然。如果说，即使就
《工匠歌手》①而言，艺术家靠聆听鸟鸣来创作音乐就难以令人理解的话，那么，贝戈特也
同样令人惊奇，因为他将自己拖长发音的方式转换并固定在文字之中，或是作为重复的欢叫
声，或是作为缓慢而忧愁的叹息。在他的著作中，句尾的铿锵之声一再重复、延续，像歌剧
序曲中的最后音符一样欲罢不能，只好一再重复，直到乐队指挥放下指挥捧。后来我发觉，
这种句尾与贝戈特家族铜管乐般的发音相吻合。不过对贝戈特来说，自从他将铜管乐声转换
到作品之中，他便不知不觉地不再在谈话中使用。从他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更不用说我
结识他的时候——他的声音中永远失去了铜管乐。
①即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工匠歌手》。
这些年轻的贝戈特——未来的作家及其兄弟姐妹——并不比其他更为文雅、更富才智的
青年优秀。在后者眼中，贝戈特这家人嘈杂喧闹，甚至有点庸俗，他们那令人不快的玩笑标
志着他们的“派头”——既自命不凡又愚蠢可笑的派头。然而，天才，甚至最大的天才，主
要不是来自比他人优越的智力因素和交际修养，而是来自对它们进行改造和转换的能力。如
果用电灯泡来给液体加热，我们并不需要最强的灯泡，而是需要一个不再照明的、电能可以
转换的、具有热度而非光度的灯泡。为了在空中漫游，我们需要的不是最强的发动机，而是
能将平面速度转化为上升力的、另一种发动机（它不再在地面上跑，而是以垂直线取代原先
的水平线）。与此相仿，天才作品的创作者并不是谈吐惊人、博学多才、生活在最高雅的气
氛之中的人，而是那些突然间不再为自己而生存，而且将自己的个性变成一面镜子的人；镜
子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尽管从社交角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从思想角度来看，这生活平庸无
奇，但天才寓于所射力中，而并非寓于被反射物的本质之中。年轻的贝戈特能够向他的读者
阶层展示他童年时生活过的、趣味平庸的沙龙，以及他和兄弟们的枯燥无味的谈话。此刻，
他比他家的朋友上升得更高，虽然这些人更机智也更文雅。他们可以坐上漂亮的罗尔斯—罗
伊斯牌汽车回家，一面对贝戈特家的庸俗趣味嗤之以鼻，而他呢，他那简单的发动机终于
“起飞”，他从上空俯视他们。
他的言谈的其他特点是他与同时代的某些作家（而不是与他的家庭成员）所共有。某些
比他年轻的作家开始否认他，声称与他没有任何思想共性，而他们在无意之中却显示了这种
共性，因为他们使用了他一再重复的副词和介词，他们采用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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