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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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民主革命一样，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找出自己的道路。为此，我们在上述２０年间走了些弯路。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地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确定了以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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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整套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不是凭主观想象来的，它们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面地深刻地总结了以往的经验而得到，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

　　　　十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各方面的规律都已经全部掌握了。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如果抱着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不可能解决一切应该解决的问题，就不可能继续胜利地前进。

　　　　毛泽东５０年前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论述，以及其他有关的论述仍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主观主义的对立面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反对思想僵化，提倡解放思想。

　　　　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要实事求是，就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我们才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十几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这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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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下取得的。我们的事业面前还有未知的或未完全知的领域，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征服这些领域，为此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继续解放思想。

　　　　（五）

　　　　实事求是就是要避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做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主观认识表现为理论、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等。它们是否正确，决定于它们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只有根据正确的认识去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完全符合是不容易做到的，并不是只要有这种要求就能做到，而是要通过实践来逐步达到的。

　　　　毛泽东在１９６３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精粹的文章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承认认识有个发展过程。对一个新的事物，从不知到知，中间要经过不完全的认识，有时甚至还要经过错误。我们既要反对主观主义，又不能因为任何时候认识不完全符合实际，就说这是主观主义。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地让认识经受实践的考验，通过实践提高和充实已有的认识，并且改正错误，以逐步达到认识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对于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如果不经过实践就自以为有了完满无缺的认识，那倒是主观主义。

　　　　如果停留在已有的认识上，不去倾听实践的声音，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来排斥认识的发展，那就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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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１胡绳文集

　　　　（六）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思潮。

　　　　它们的阶级根源是资产阶级。

　　　　就它们的方法论、认识论来说，也无非是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修正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往往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割裂引用个别的语句作为依据，或者简直把资产阶级书本上的某些观点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它们又常常以某些片面的局部的经验为依据。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根本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是最大的主观主义。

　　　　所以，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度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七）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像毛泽东所说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那是战胜不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事实证明，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僵化，失去生命力；在一定的情况下，转过来会给修正主义造成滋长的土壤。这就是说，用一种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另一种主观主义的，用“左”的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右的主观主义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大地上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通过实践继续丰富和发展这条路线，并且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这样，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八）

　　　　５０年前的整风，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同时，还提出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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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风。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党八股往往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八股曾猖厥一时，现在它在党内已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报纸刊物上还有许多文章，不对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论证，不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只有一些老话，读了使人生厌，甚至简直读不下去。我以为，我们的理论界、著作界，应该根据５０年前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精神，在改进我们的学风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文风。

　　　　１９２年２月２５日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２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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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读书笔记

　　　　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

　　　　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理想，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是一个古老的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过古代人并没有用这样的名词，例如中国古代有过“大同”的思想。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这类不能实现的想望当然与资本主义无关。到了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出现了种种更成形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时期，是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理论表现。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不认为他们的理想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任何瓜葛。

　　　　十七八世纪直到１９世纪初期的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理想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会之所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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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３４１

　　　　今还没有能出现，只是因为理性和正义未被人们所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一旦有先知的天才掌握了这种认识，并使这种认识推广开来，那么一个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最合理的社会就能实现。这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取决于有无这样的先知的天才，而不受任何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恩格斯说：按照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２０７—２０８页）。

　　　　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但完全不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及以往的各种剥削制度，其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走入迷途，背离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或者简单地说，是由于人类犯了错误的缘故。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清除这种错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以摩莱里和马布利作为１８世纪提出“直接共产主义理论”的代表（同上，２０７页）。

　　　　摩莱里（法国人，生世不详，其著作写于１７４７—１７５年间）在他所著《自然法典》中，向“治理人民的凡人”说教道：“你们要按照自然规律去纠正政治和道德的缺点。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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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获得胜利，你们一开始就要使真正英明的人士具有充分的自由，以便与支持私有制精神的谬见和偏见作斗争，当私有制这个怪物被打倒以后，你们就通过教育来巩固这个幸福的改革制度。然后，你们就不难使你们的人民采纳类似我所拟订的法律“

　　　　（摩莱里：《自然法典》中译本，１２１页）。他的书中写出了他所拟订的公有制社会的“法律”。

　　　　这位空想家所设计的新社会，和正在开始形成并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毫无关系的。

　　　　恩格斯所提到的另一个１８世纪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人马布利（法国人，１７０９—１７８５）

　　　　，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在一个气候宜人，水流清洁的“荒岛”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这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

　　　　（《马布利选集》中文版，１７０页）。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荒岛？当然是为了同“走错了路”的社会割断关系。

　　　　但是，人们的想象终究不过是现实的某种影子。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其实是借鉴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来设计他们的理想社会。

　　　　摩莱里的“法律”

　　　　所规定的理想社会，是以由同样数目（１０或１０的倍数）的家庭构成的“部族”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又以多少个部族构成城市，构成省，构成民族）。凡２０岁到２５岁的公民都从事农业，２５岁以上的一定数量的人成为各业的工人（手工业工人）。

　　　　人们的产品都交到公共仓库，生活用品和生产中所有的原料都从公共仓库中领取。公民之间的买卖或交换绝对禁止。这实际上不过是个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是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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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的“社会主义”。所以摩莱里强调，在一切公民的衣食住方面都严格禁止奢侈（摩莱里：《自然法典》中译本，１２０—１２页）。

　　　　产生于资本主义初起时期的这些空想，在人类思想史中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它们只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花。这些空想家猜到了私有制的社会终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他们并不懂得为什么私有制必然会转变为公有制，不知道到达公有制的现实的道路。他们所设想的新社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绝无关系的。他们越是精心地周到地设计新社会的图样，越是表明他们和历史发展的实际相脱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第一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演变为阶级社会，这并不是由于人类犯了什么背离人类本性的错误，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不同的剥削制度的嬗变，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必然出现的过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建筑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憎恶、厌弃的态度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进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就是说，它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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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桎梏。

　　　　结果是，“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４６８、４７１页）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明。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阶级社会发展中的最高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周期发生的危机中，看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自己所不能解决的矛盾。

　　　　《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曾经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同上，４７１页）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来说，这个判断仍然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终于成为它自己所产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桎梏。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更大发展。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这种革命之所以可能发生和可能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它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没有这个物质前提，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公有制。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只能陷入空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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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７４１

　　　　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个意义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关系。

　　　　但是，仅仅看到这种对立关系是不够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及其国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继承下来。

　　　　如果不继承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就不能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

　　　　不妨简单地说，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

　　　　为什么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就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第一，就没有足以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这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第二，当然也没有无产阶级。

　　　　只有后一点而没有前一点还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就产生了，而仅仅有无产阶级并不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实现。

　　　　列宁曾经这样论述１８世纪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他们是现代无产者的最早的代表人物：“雅各宾党人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是因为１８世纪法国在大陆上被极端落后的国家所包围，同时法国本身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银行，没有资本家的辛迪加，没有机器工业，没有铁路。”

　　　　（《列宁全集》第３０卷，３４７页）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生产力，是不言自明的。他们早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就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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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５１页）在一代代阶级社会间是如此，从阶级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

　　　　列宁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开始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继承关系不能不予以较大的注意。

　　　　十月革命前夕，１９１７年８月到９月，列宁写了他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这本书中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就在这篇论著中，列宁也谈到社会主义要以资本主义的成就为基础。他说：“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

　　　　，他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国家的职能（《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４１页）。他又说，“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

　　　　，等等（同上，４６页）。

　　　　１９１７年９月底，列宁又写了题为《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的论文，其中驳斥了“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的说法。他重述《国家与革命》中的论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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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９４１

　　　　说：无产阶级“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２９６页）。然后他又谈到“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

　　　　（同上，２９—３００页）。

　　　　可见，列宁是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的问题分成了两个方面：压迫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必须“打碎”它；而组织大生产的国家机构，以银行为代表（不过列宁说明，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

　　　　，则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拿过来，在割断它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后，它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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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１胡绳文集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间，俄国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

　　　　他们所提出的错误观点之一，就是把凡是沾染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必须抛弃的。列宁为克服这种幼稚的观点做了很大的努力。领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建设的列宁，的确可说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但是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反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