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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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以推进经济建设为标准来看待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固然生产关系不那么纯，是会发生很多问题的。

　　　　１９７年后，香港还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里还有赌博、色情营业，有黑社会，甚至还有一些反共反华的人在那儿跟我们捣乱，这是麻烦事。

　　　　同样的，我们有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有个体经营，这些都会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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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麻烦。但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看这些问题。要看到公有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公有制以外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存在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如果不要这些麻烦，回头去搞纯而又纯，那么经济上不去，就会有最大的麻烦。

　　　　现在归结一下，所谓防“左”

　　　　，一防以阶级斗争为纲，二防对改革开放动摇。要防止这两个方面，就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小平同志十分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他还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经过许多曲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所以不能变。防”左“

　　　　，我认为就是这个含义。

　　　　当然要警惕右。

　　　　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因此，也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去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克服它，那就是右的倾向，这也危险。但是，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革开放，我们也坚持不了社会主义。

　　　　右的倾向必须反对，但是不能用“左”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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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右。

　　　　第二个问题。先说为什么会产生“左”。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左”的错误。为什么会产生“左”呢？这个问题党史界、理论界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说，“左”

　　　　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指出它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１９８１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没有沿用这种说法。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里，也没有这样写，没有用这个说法。我们不是否定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在社会上，当然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存在于这个社会里，它会受到党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简单地说“左”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未必恰当。

　　　　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譬如民主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难道都以为越革命越好？都只要斗争，不要团结？很难这么说（第一个历史决议也说到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

　　　　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站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即使真是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由于看事情在认识上有偏差，于是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可能是严重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产生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资产阶级思想。那样解释虽然简单，但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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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解决实际问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我们认为，“左”的倾向之所以容易产生，还是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特殊性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确实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对的确实只有一条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固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但是还必须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实际出发。对实际的认识，以及在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方面，如果发生偏差，就会发生错误。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很久以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左”比右好。

　　　　这种思想至今还有较深的影响。刚才我说的“左”之所以产生，可以由于认识方法上的偏差，那么，这似乎是证明“左”比右好了。所以我稍微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要求是要作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一定要用得恰当。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小资产阶级总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好吧。

　　　　其实这样简单地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不可取的。党内产生右的倾向，我看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

　　　　革命队伍里右的倾向，也可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造成。

　　　　譬如说，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的陈独秀等人，和一些有右的倾向的同志，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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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不能那么说。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有右的倾向，导致投降主义。

　　　　但是犯这种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

　　　　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那么就说共产国际一会儿代表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代表资产阶级，也讲不通。所以说，在革命队伍中，在一定范围内的“左”和右，都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当然，右的倾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变成对革命灰心丧气，完全失望，甚至脱离革命，跑到敌人队伍里去。

　　　　这的确很严重。但是，我们不能以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右倾错误，跟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错误对比，说是“左”比右好，这当然不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达到个人野心而推行“左”的一套，已远远超出了党内的范围。而且极左会诱发出或转化为右，那就更不能说什么“左”比右好了。

　　　　我们要看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历史证明，“左”倾错误可以把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搞垮。

　　　　３０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错误持续四年，几乎把革命搞垮了。

　　　　“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造成经济停滞，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这样搞法，只能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前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可以使革命瓦解、垮台，而且还可以引出右的错误来。

　　　　所以我们不能说“左”

　　　　比右好。

　　　　还是小平同志讲得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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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的错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而”左“

　　　　的错误不大容易识别。

　　　　小平同志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我们要很好地运用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提高鉴别“左”的错误的能力。

　　　　为了防“左”

　　　　，我们在实践中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不能有任何动摇。

　　　　对理论界来说，警惕右，防止“左”

　　　　，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怎样做？我想，不是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我曾强调，要解决一些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联系的思想理论问题，解决一些比较尖锐甚至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

　　　　要真正讲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关于防止“左”的问题，既然小平同志讲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么这里面的确有好多文章要做。既结合历史的经验，又结合实际，说清楚一些问题，这才能真正防“左”。比如说，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之间，在防止和平演变和扩大开放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

　　　　到底有什么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都能从深层次讲清楚了，就有助于防“左”。所以我认为在警惕右、防止“左”中，理论界应该做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也就是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给予更深入、更深刻的论述。总之，针对可能产生的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对许多问题给予理论的论证和说明，这样才有利于在实践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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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１９２年４月２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局级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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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报告总结了１４年的伟大实践和经验，说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基本路线，也是邓小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视察南方时重要讲话的基本精神。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基本政策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十四大贯彻了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强调党的基本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变。

　　　　那么，党的基本路线能不能坚持，会不会变？

　　　　大家知道，这条基本路线的取得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是花了许多代价才取得的。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

　　　　１９５６年八大时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但并不是很明确的。以后２０年，实际上把中心转到阶级斗争上去了。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才将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进行了改革开放。

　　　　１４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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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１胡绳文集

　　　　经验证明，这个基本路线是正确的，确实使中国得到很大发展。既然如此，好像应该说我们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实践证明不这样做不行。但是，是不是有动摇的危险？鉴于十四大报告和小平同志讲话那么严肃地提出坚持不变，就应该看到，动摇的危险不是完全没有的。

　　　　只有克服动摇的危险，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坚持下去。从历史上看，比如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抗战到底”

　　　　，就是说要坚持抗战。

　　　　其所以要提出这口号，首先就因为有中途妥协的危险。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抗战是三心二意的，不坚持抗战，转过来反共。我们要拉住他抗战到底，就要克服他的动摇。坚持抗战这个口号，对我们党自己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抗日战争要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遇到各种风波、各种问题；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动摇这个基本的看法，即民族矛盾超过国内的阶级矛盾。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要为任何情况所动摇。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我们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了，搞得比较好。

　　　　１９３８年以后，国民党开始搞反共活动，制造摩擦，但是我们稳住阵脚，坚持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就是处理皖南事变这样的事情，仍然坚持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要服从于民族矛盾这个根本原则。

　　　　这样，抗日战争虽然发生许多风波，但是我们确实坚持抗战到底了，而且把蒋介石也拉住一起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个经验值得汲取。抗日战争说长期，也才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可真是长期了。过去往往把社会主义估计得时间过短，现在我们说初级阶段是个长时期。党的基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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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一百年不变，是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大体算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在这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坚持现行的党的基本路线。

　　　　为什么会有动摇的危险呢？在这么长的时期中，客观上会发生一些事情冲击我们，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好像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是中心，但是有时候会受到一些事情的冲击，国内的阶级矛盾冲击了民族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也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１９８９年发生了一场动乱，这就是个冲击。如果全世界都太太平平，国内也太太平平，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能毫无阻难地一直执行下去。

　　　　但国际国内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来冲击我们。发生冲击就是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坚持住。当然，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侵略那样的情况，那就只好暂时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把敌人打出去。除了发生这种情况，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所以要坚持几十年并不容易。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容易，还因为要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很好地统一起来。

　　　　就是说，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下去。改革开放是新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中会遇到许多困难。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强国之路，必须走这条路。但是，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再好的事情也有弊病，会有副产品，有时出些毛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病，可能使我们对坚持基本路线发生动摇，这是必须预计到的。总之，必须估计到会发生各种可以想象或者想象不到的事情来冲击我们，也要设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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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中间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某些弊病，动摇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有客观根据的。首先就是，我们要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主要矛盾就表现在我们生产力很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这是个主要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有没有？有的。国内在一定范围内有阶级矛盾，甚至在某种条件下会激化；国际间也存在着阶级矛盾，只要世界上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着我们和帝国主义的矛盾。阶级矛盾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主要矛盾。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十四大报告，在许多文件中我们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客观事实的反映。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还有一条，就是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要成功，就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然不会老不变，是要变化的。有变化就是要改革。但是，现在说的改革，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改革。简言之，就是要改掉那种只靠计划经济的模式，改掉一切都由国家统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必须向世界开放，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先进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吸收这些东西就无法存在并发展起来。客观上存在着坚持基本路线的根据，但同时也存在发生某些事情冲击基本路线的可能。所以关键在于我们主观方面，是否真正看清楚客观形势，始终坚持这个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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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是发生过动摇的。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但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我们离开了这个中心，走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路上去，结果错过了时机，丧失了时间。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经验，看到首先必须把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的根本性的转变。正像江泽民同志报告说的，１４年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我们都没有动摇这个中心。就是说，如果我们因处理不好这些重大事件而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方面，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动摇。

　　　　但是，我们没有发生动摇。这１４年里，我们走过的路是不平坦的。

　　　　１９８９年发生政治风波。十三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的领导机构。当时新的党中央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基本路线要不要变？江泽民同志报告里说，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新的党中央仍然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没有因为出现这场风波而动摇。

　　　　回顾近三四年，我们确是遇到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一些足以影响我们坚持基本路线的观念的事情。什么事情？一个是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一个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一个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制裁”。这三个的确是客观事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从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如果对这些事情不能正确对待，处理不当，就会对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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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１胡绳文集

　　　　对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

　　　　１９８９年动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一个后果，有中央领导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个事情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是，在这里不能把阶级分析任意地扩大，好像那次动乱标志着中国有一个反对我们党的阶级兴起了，认为中国十几年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它正在向我们挑战。

　　　　这样一种结论，完全不符合事实。恰恰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经过这十几年间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明显地改善，大家得到了实惠，我们才能够顶得住这场风波。中国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有一些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人，这并不奇怪，他们遇到某种机会就会起来捣乱。

　　　　但是，从这里就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显然是简单的、错误的。

　　　　苏联东欧剧变确实是世界史上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有人得出结论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种右倾势力。这固然是事实。但是，苏东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右倾势力起来了么？

　　　　为什么右倾势力会起来呢？

　　　　为什么一起来就能够把党和国家的面貌都改变了呢？看来根本问题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没搞上去，经济停滞，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差距继续不断地扩大。当然，再加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经济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死守着原来苏联那种经济模式，一切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管起来。这种模式把经济搞僵死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势力一下子就起来了，起来就得手了。所以参考苏东剧变得出结论，不是说现在就要倾全力去反对右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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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经济体制要改革，而且要改好。

　　　　如何看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制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我们１９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