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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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１９５３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完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４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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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著作选读》，７２０—７４４页）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第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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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

　　　　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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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毛泽东在上述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到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还说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有种种新的想法。

　　　　例如陈云同志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见《陈云文选》，１３页）。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要发展成为足以代替旧的体制的新的体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

　　　　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过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

　　　　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

　　　　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作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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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

　　　　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话也应该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在利用前一时期的经验的时候，当然必须区别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时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为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阶级斗争观念动员和凝聚了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用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就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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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路，受到许多损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时期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在１９７６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２０年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危险局面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方针政策。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的２０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

　　　　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１９５６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是有两条路好走。

　　　　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二十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这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

　　　　在建设中遵循苏联的样板和成为它的“卫星国”虽然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是密切联系的。历史表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经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斯大林的后继人并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和错误进行科学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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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他们在一笔抹煞斯大林的时候，继承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作风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党”的地位，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干预和支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中国才没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从５０年代后期起，毛泽东不顾苏联方面来的异议，坚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苏联领导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的敌视。赫鲁晓夫以逐出教门相威胁，直接向中国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命运的要求，毛泽东领导全党对此作出了毫不妥协的答复。我们现在不来评论６０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两党的大论战中的细节。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权力是完全正确的。把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指挥棒的权威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也并不过分。由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坚持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维护党和国家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态度毫不含糊，中苏两党的决裂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期作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作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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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

　　　　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

　　　　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１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３０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作出的决策。

　　　　如果那时不作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作出同样的答复。

　　　　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３０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３０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

　　　　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得出了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其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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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

　　　　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

　　　　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

　　　　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

　　　　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

　　　　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１９７９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

　　　　８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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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６月１３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

　　　　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

　　　　（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

　　　　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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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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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为这次学术研讨会我提供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这篇文章已经在１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篇幅也比较长，所以我现在不来念它。我假定同志们已经看过这篇文章，我希望得到同志们指正。现在我就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遇到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几点意思。

　　　　第一点，这篇文章里引用了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评论的一句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０３—３０４页）。

　　　　这句话如果再引用得全一点，是这样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是在１９８０年说的话。小平同志在这以前两年，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候，还这样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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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就没有新中国。

　　　　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３８页）。小平同志讲的这两段话，可能引出一个问题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是历史的必然，和个别领导人的关系应当怎样看？有同志曾经和我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有深厚的历史社会基础，也可以说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不大一样。自然界（当然这是指没有人为作用的情况下）是完全自发地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前进的，不过也会有偶然的因素来干扰。人类社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