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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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３年的《猛回头》）

　　　　革命派要推翻帝国主义竭力加以维护的反动的封建政府，因此他们实际上站到了与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

　　　　在１９０３年以后仍然坚持改良派立场的梁启超，成为同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的主角。他反对推翻清朝的革命，为此竭力申述满洲人入关做皇帝并不能叫作亡国（见《新民丛报》８６期，《中国不亡论》）。

　　　　他认为，亡国的危险来自外国帝国主义，而亡国的危险对于汉人和满人是一致的。他说：“中国亡，则无汉无满，而皆无所丽”

　　　　，“满汉相阋，其结果必至于召亡”

　　　　（《新民丛报》８５期，《杂答某报》第四节）。

　　　　梁启超的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并没有能在论战中占上风，因为他避开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日益面临亡国的危险。革命派中虽然有人在谈到满汉关系时，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情绪，但他们是反对清朝政府，而不是要“满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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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断言，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朝，才能救亡，才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取得独立。这种主张显然是符合实际的，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第二，推翻清朝的革命又具有结束两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意义。年青的革命家邹容在１９０３年所著《革命军》中，主张用革命推倒清朝统治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是一次“政治革命”

　　　　，其目的在于“颠覆君主政体”

　　　　，“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

　　　　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政治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年历史。在封建社会末期，虽然思想界开始出现怀疑君主政治的异端思想，但人们设想不出来用什么政治制度代替君主政治。为反抗封建统治而起来的农民，也不可能创建没有皇帝的民主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开始为中国人所知道。

　　　　封建的卫道者认为这是“洋鬼子”的“无父无君”的邪道，新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许多知识界人士则从这里看到了最高的政治理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一致歌颂西方的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但是他们的态度又是不相同的。改良派认为，这种国家制度在中国还只是理想，不可能实现，中国只能实行所谓“君民共主”。因而他们要求清朝统治者实行君主立宪，或者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他们认为，通过革命来实行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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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只会引起大乱，以致造成亡国的危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决驳斥改良派的这些说法。他们把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的直接目的。这样，他们就赋予推翻清朝的革命以民主革命的内容，并以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

　　　　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真正造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康有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以后若干年的国事完全证明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

　　　　但是，革命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革命是不必要的，不可取的。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斗争如同反帝的斗争一样，不可能不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能提出反封建的完整纲领，没有能在革命中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毕竟是对于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及附着于君主专制政治的种种旧观念，进行了一次革命的冲击。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跨出了一大步，这是应该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

　　　　第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顾辛亥革命说：“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

　　　　，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

　　　　学习西方，发展新式工业，是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新风气。从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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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还很少。在这时期的后半期间，私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逐渐增多。

　　　　这本来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好时机。

　　　　但是，这时期的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办洋务的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所经营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的企业，虽然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对民族资本的发展不是起促进的作用，而是起阻滞的作用。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新式企业的要求，是针对封建政府、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而发出的。失败了的戊戌维新运动强烈地表达了这种要求。

　　　　经过１９００年的事变后，清朝形式上实行了奖励私人资本的政策，但不过是对投资的商人给以不同等级的官衔。私营企业在外国资本的排挤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仍然很难发展。这时外国资本已经深深侵入中国的工矿、交通各部门。指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坚持封建统治制度的清朝政府认真、有效地奖励保护私人工商业，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怎样才能发展资本主义呢？资产阶级改良派只是寄希望于封建国家的奖励，革命派则认为必须经过民主革命，才有可能“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辛亥革命没有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也就没有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

　　　　但是应该认为，革命派的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它是总结在此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经验达到的结论，也为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所证明。

　　　　本世纪３０年代，资产阶级学术界有人做过翻案文章，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国的社会进步本来是可以在洋务派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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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完成的，只可惜他们的事业被打断了。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不仅是倒退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而且比它更落后。按照这种观点，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继辛亥革命以后的人民革命也是不必要的。

　　　　第四，在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进行革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尖锐化，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兴起。看到这种情形，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不在思想上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中有所反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把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既是“政治革命”

　　　　（即民主革命）

　　　　，同时又是“社会革命”。孙中山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这是说，中国既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文明进步”

　　　　，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防止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

　　　　孙中山当时所说的民生主义的含义是“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

　　　　按照他所作的解释，是要由国家用低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使得地主不能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地价增涨而取得暴利。这种主张实际上只是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主从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中分取的一部分，因而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平均地权，所涉及的主要只是城市土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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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也包括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在内，其性质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的范畴，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

　　　　革命派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主观上自以为能使广大劳动人民不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苦。这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空想。这种空想既使他们更觉得有充分理由去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奋斗，又是模糊地表达了中国不应当完全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的一种想望。革命派不可能说出新路究竟怎样走，但是这种想望在当时要求革命的群众中是起了鼓舞作用的。在同盟会成立后一年，发生湘赣边界以会党组织为主要力量的起义。起义的檄文宣布自己的宗旨不仅在于推倒满清政府，“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

　　　　参与这次起义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把孙中山的思想带到了会党组织中，使这次起义具有了新的色彩。

　　　　为了说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还需要看一下辛亥革命和农民革命的关系，看一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关系。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反复地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农民没有能力消灭封建制度而代之以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但农民是封建社会中主要的乃至唯一的革命力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首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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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也主要是农民。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表明了农民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革命理想、革命纲领和他们的政党组织，都表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些是中国社会过去没有的东西，然而是符合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

　　　　同时，应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的。

　　　　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及其以前成立的一些革命团体，总是一开始就考虑到实行武装起义，并着手联络江湖会党组织。

　　　　封建专制统治不容许任何民主政治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要革命，就不能不接受农民革命传统的影响。例如，１９０４年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在湖南举行成立会时，黄兴发言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像“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那样从首都发难。他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黄兴等人立即同湖南的哥老会组织合作，共谋起义。

　　　　孙中山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太平天国的斗争历史，惋惜于它的失败，并自认是它的继承人。对于义和团，革命派虽然一般采取否定的态度，但也有人赞扬它的斗争精神。陈天华批评义和团迷信邪术，不加区别地仇洋排外，“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

　　　　，但仍认为“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他认为，应当把“野蛮排外”改而为“文明排外”

　　　　（见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革命派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又认为必须由“中等社会”来教育和提携下等社会，才能不重蹈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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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战争失败的覆辙。

　　　　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领导农民群众，把自发的农民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这不能被指责为是错误。

　　　　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起到这种领导作用。

　　　　农民革命的领袖，例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冯云山，在发动革命时，是生活在农民群众中，和农民群众一起斗争的。

　　　　和这种农民领袖不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同农民群众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此，他们只能找到现成的江湖会党的头头，企图通过他们来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以游民成分为主体的江湖会党虽然有些是有革命性的，但也容易动摇，其组织是极其散漫的。按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加以改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能做到的。像太平天国那样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能做到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仍应该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继承了农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武装斗争的传统，并且把斗争提高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觉的水平。

　　　　再说一下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出现早于革命派。改良派是最早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传入中国的人。比改良派出现更早的洋务官僚，接受洋枪、洋炮、机器，而拒绝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其社会思想，他们维护封建制度，并在实际上满足于保持半殖民地的地位。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是改良派的政治运动的顶峰。这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知识界、工商界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士绅中鼓动起爱国、救亡、追求新知识的热潮，在实际上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准备。戊戌后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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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改良派仍在社会上保有很大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

　　　　他致力于办刊物，写文章，以浅显通俗的文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里的历史人物，鼓吹种种同封建传统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强烈地感染了当时的青年。许多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趋向于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的。

　　　　革命派中的许多人本来是抱着改良派思想的（前面已经说过，不少改良派分子由于实际经验的教训而转向革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经谋求同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合作，但没有成功。

　　　　这两派终于彻底决裂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逐渐取代改良派思想，而成为先进知识界中的主导思想，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良派和革命派之所以分裂，当然是因为前者反对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根本上是因为害怕革命把下层社会的力量引发起来。改良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明确表明，他们是反对农民革命的。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特别引起他们的反感。梁启超说：“若行彼所谓民生主义，吾知其议会议员，必皆为家无担石，目不识丁者而已”。

　　　　“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

　　　　（《开明专制论》）。改良派在国内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梁启超对民生主义的攻击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心声。

　　　　在１９１１年的武昌起义后，各省改良派即立宪派的头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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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都迅速改变了态度，参加革命。他们参加革命并不真是因为赞成革命，而倒是因为害怕革命。他们看到清朝在革命冲击下崩溃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尽快地结束革命，防止革命由于下层群众的起来而烧成真正的烈焰，所以才参加革命的。

　　　　但是，同表示赞成革命的改良派和各种旧势力合作，却不能说是革命派的错误。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发动广大群众，因而处于软弱的地位；他们也就不可能在和不可靠的同盟者合作中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这种弱点终于使得革命不能不以向代表一切旧势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盾的袁世凯妥协来结束。

　　　　从以上所说这些，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第一，历来有许多西方的“中国学”者以为，辛亥革命并不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只是一些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共和强加于中国。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辛亥革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它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联系，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都足以驳斥这种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论好像更适合于中国。但是改良派的失败，改良派的先导地位不能不让位于革命派，而且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日益在政治上堕落，这些都足以证明推崇改良派而贬低革命派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近年来学术界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是从“洋务运动”

　　　　（指封建官僚办工业）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种看法抹煞了农民革命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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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但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展过来的，又和改良派不同，接受了农民革命的传统。封建官僚的洋务派，撇开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不论，专就经济上说，也是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

　　　　对于有历史进步作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办洋务的封建官僚并不是先驱者。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艰难中继续斗争，寻找出路。他终于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新的革命曙光，在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中找到中国革命新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争取独立、民主和进步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总的说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第三个阶段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不能隔断了来看。农民在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时所进行的反封建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自发的、低级的，甚至是表现为落后形式的。

　　　　只看这一个阶段，就会以为这种斗争只是无目的的、无效果的破坏。但是，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不会发展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皇帝，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没有达到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国，使中国工业化的目的。只看这一阶段的革命，又会觉得资产阶级革命仍然是不结果实的花。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也不会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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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个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２８年间领导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从１８４０年以后一百年间连续进行、不断提高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其中就包括辛亥革命在内。

　　　　原载《红旗》１９８１年第１９期，１０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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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２胡绳文集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在东京向日本朋友作的演讲

　　　　我想在这里谈谈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

　　　　辛亥革命发生在１９１１年。７０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中国最大的变化是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从一个受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享有完全的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国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能够用自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国家了。新中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巩固地建立起来。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革命斗争所达到的结果，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只是这样说还不完全。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们，可以看到那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树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这个纪念碑撰写的极其简练的碑文中，表达了对于从１８４０年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的敬意。这就是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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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５８２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