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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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６年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根据湖南湘潭西乡的材料，详细地计算了一个佃种１５亩田的佃农的收入和支出。

　　　　《兴国调查》又考察了８个农民家庭（他们中７家自己有一些田，又租种一些田）的生计。这些生动的材料都表明了，当时的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还困难，是没有任何余力去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民要求生存，社会要进步，不革命是不行的。作者所调查的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大的、其势力超过一县以上的地主；这些材料，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有代表性的。作者以极其客观的态度进行调查。例如他在《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的儿子的情形说：“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第１５０页）

　　　　参加他的调查会的三个农民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许多贫农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而把儿子卖到绅士和富农家去。

　　　　“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恶狠狠地跑来索债，“因为这时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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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胡绳文集

　　　　这笔债的生死关头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作者于此不得不慨叹地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对于这种吃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更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较早时期进行的调查是完全可靠的。他说，由于他了解了土地分配的状况（当然还有剥削状况）

　　　　，使他得出两个字的结论，就是革命。

　　　　“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８０％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第２６页）

　　　　《寻乌调查》中对于地主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

　　　　这个调查材料把地主分为大中小三类，而且把寻乌全县７个区的２０个大地主和１１３个中地主的经济情形、政治态度一一列举出来。

　　　　“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

　　　　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

　　　　（第１１５页）

　　　　总起来说，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

　　　　（第１２４页）。因此他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丝毫不起积极作用。

　　　　依政治思想看，大中地主则分为三个部分，“新的占１０％，半新的占７０％，全旧的占２０％”

　　　　（第１２６页）。这所谓新旧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文称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态度来区分的。

　　　　“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

　　　　，“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

　　　　（第１２４、１２５页）。为什么大中地主中多数是“半新”的呢？

　　　　“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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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

　　　　（第１２５页）至于“全旧的”

　　　　，那“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

　　　　（第１２５页）。

　　　　新旧的不同也有是因年龄的不同而形成的。

　　　　至于寻乌的小地主，他们在地主总数中占８０％。他们是无权的（在寻乌，“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中做小生意的多，派子弟进学堂的也多。他们一般地能够接受资本主义文化。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即从原来的大中地主分拆开来成为小地主而又在经济上破落下来（靠卖地、靠借债才能维持生活）的那一部分，不但接受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思想，而且能够进一步参加革命，“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

　　　　（第１２８页）。

　　　　以上所说的对地主阶级的分析虽然是寻乌一地的材料，当然会带有地方的特点，但是这些分析的基本点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

　　　　中国的地主阶级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后，遇到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能不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从１９世纪末年、２０世纪初年已经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队伍虽然不大，但能够得到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力量的声援。这种声援除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外，对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起了什么影响，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吸引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事实。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时是不能不注意地主阶级中的各个阶层的动态的。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３０年作寻乌调查，主要是为了研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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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和商业问题。

　　　　寻乌位于江西省的东南端，接近闽粤二省，它是江西的赣州、于都、安远、会昌等地通往广东的东江地区（兴宁、梅县直到惠州）的门户。

　　　　“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

　　　　，后来“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

　　　　（第５７页）

　　　　，寻乌的商业就一天天衰落了。在这个调查材料中所说的寻乌城只有２７００人口，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逢一、四、七圩期才热闹几小时。

　　　　商人在这个城市中人数很少，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毫无权力，只能居于地主阶级的帮手地位。毛泽东同志当时只可能以这样一个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小城市为调查研究对象。不过这是个“受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

　　　　（第５７页）。

　　　　这个调查材料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在农村经济市场衰败，土货市场为“洋货”

　　　　市场所代替的情况下的内地小城市的灰暗的命运。

　　　　对社会历史研究者说来这里是有不少有趣的具体材料的。例如寻乌城内的２７００人中，“娼妓是３０余家，３０几个妓女，却养活１６２人”。又有“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

　　　　，为数达２７０人（第１００页）。这两种人合计为全城人口的１６％，而这个城市的手工业者（２７９人）

　　　　和商人（１３５人）

　　　　人数加起来大致与此相等，也约占１６％。

　　　　失业群众之多和商业手工业之衰败都很可惊。这难道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一个缩影么？

　　　　毛泽东同志所调查的这些地方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除长冈乡、才溪乡“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外，其余“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在寻乌的北半县，１９２９年农民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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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领导下的抗租斗争已经得到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分了田。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到寻乌调查，这时，农民革命势力占领县城还不到一个月，但南半县也已分了田。

　　　　在革命风暴掀起的时候，农村中各个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各个居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对待革命的态度立即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作者进行这些调查也正是为了研究土地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包括分配土地以及山林、池塘等的方法，对待各阶级、阶层的政策，以至建立和健全革命政权的方法，等等。他指出，１９２８年以前在土地问题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井冈山，１９２９年４月在兴国制定的两个《土地法》，都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两个《土地法》均收入本文集中）

　　　　，以后才通过实践改正了这些错误。反映了土地革命初期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这些材料，不但对研究土地革命的历史是有用的，而且对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历史也有参考价值。初期的土地革命曾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

　　　　（第２７６页）。

　　　　又例如，兴国初建立的农村政权有“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

　　　　、“强奸民意”这些坏事，对此毛泽东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

　　　　（第２４６页）。像这类的问题，也是以往的农民革命所不能不遇见而且不可能解决的，即使他们已经提出了平分土地和建立乡村新政权的任务，例如太平天国。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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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农村调查》（１９４１年的一个讲话记录）

　　　　中说：他在１９２０年看了几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第２２页）。这里所说的“只取了它四个字”

　　　　，其实是形象地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没有这种指导是不行的，不在这种指导下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行的。研究从哪里开始？就是要从了解实际情况，从调查开始。

　　　　毛泽东１９３０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第２页）这几句话，极其通俗而又精确地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果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那就或者只是背诵书本上的公式，或者只是把在过去的条件下曾经适用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当成永远不变的办法，或者简直只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知妄说”。总之，都不能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而只能使实践走到歪路上去。在这点上，我们党几十年来是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

　　　　毛泽东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依据的思想路线，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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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人们必须注意了解新的社会情况，了解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研究如何解决实际生活提出来的新问题，这样才能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当人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的时候，或者当客观情况发生着大变化的时候，着重提出这一点当然显得特别重要。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

　　　　，以为有了某个“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胜利”

　　　　，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他说：“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第８页）这里所说的保守路线就是指那种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事物、新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形。因此，必须用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的实际生活来克服这种保守路线，基本办法就是提倡调查研究。

　　　　当然，毛泽东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遇到的社会变化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化，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那时是在封建的土地关系统治下的农村阶级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现在是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毛泽东的下列的话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第８页）。

　　　　在这本调查文集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调查研究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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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胡绳文集

　　　　该采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即是对社会的各部分进行仔细的分析，然后才能加以综合，认识其总体。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的。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我国社会已经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现在社会中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以求得细致的了解。例如，有的同志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中的居民分别为以务农为主、以务副为主、以务工为主的几种人，这种分析的观察显然是有意义的。所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仍然是在调查研究中所应该采用的方法。对于现在作社会调查的同志来说，这本调查文集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可供借鉴的。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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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六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并且迅速地和中国的工人运动、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它的幼年时期，就显示了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舞台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活力。

　　　　在那时，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陷入绝境，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先例打开了中国人民（首先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的眼界。他们逐渐懂得，中国民族的命运，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一样，唯一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最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以为，只要把西方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搬到中国来，就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不久，他们通过实际经验看到这样做是不行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无产阶级的队伍不大，但是能够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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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胡绳文集

　　　　众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以外，特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还能够从其他一些阶级和阶层中找到同盟者。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中国革命运动，直到进入社会主义的门户，不能不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

　　　　，以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时，必须注意这种特点。

　　　　为了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一国的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就是要把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但人们只凭头脑里设想一个新世界的方案，是不能实现这种改造的；必须从旧世界的实际出发，合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地进行改造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对国情也是这样。人们必须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才能改造落后的国情。

　　　　一般地说，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一般的原理。特殊地说，在中国这一点就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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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１２

　　　　重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能够处理好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反之，不能够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成为空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只能得出错误的方针。

　　　　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这是我们党第一次自觉地提出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所谓“本本主义”是指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搬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或者套用外国来的某种模式和公式，也就是指教条主义。为了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７页）。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观点。年轻时的马克思已经这样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４３３页）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决定的。

　　　　正是由这种国情出发，产生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得，也能够争得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配合以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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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胡绳文集

　　　　的问题；产生了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包括挫折和失败）

　　　　，才完全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３０年代初期，使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危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特别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这两部分的事实，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的特点。他们不是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而只是照抄照搬什么“本本”上的“公式”。这些“公式”有的可能是有普遍意义的，但由于没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变得毫无用处；有的只是从别国的经验中得出的，全不适合中国的尺寸。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清除了３０年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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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很坏。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２８５、２８６页）

　　　　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胜利后，我国以不长的时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虽然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