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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1979-194)-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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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曾以为很容易就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当时,和日本相比,中国在军力、经济力等方面都是个弱国,也确实存在着亡国的危险。在亡国的危险面前,中国全民族团结了起来,进行了历时8年的艰苦的战争。
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共同抗日实行了第二次合作。
国共合作对于促成以民族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当时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它的领导集团从实行不抵抗主义转而实行抗战,从实行内战政策转而实行国共合作,是受到人民欢迎的。国民党内有许多人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为此出了力,有许多将领和他们的军队,坚持抗日,不愿参加反共摩擦。和向敌人投降的汪精卫集团不同,国民党主要领导者一直没有放下抗战的旗帜。
但是,不能不指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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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领导集团一贯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从抗战中期起对抗战是消极的,对民族团结更是设置重重障碍,它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它的主张和行动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坚定地实行民族团结、抗战到底的方针,不断地克服破坏团结和抗战的因素。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政权,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使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抗日战争的坚持到底和取得胜利,显示了中国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力量,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于这个胜利,全国一切实行和支持民族团结,实行和支持抗战的力量都是有功绩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是民族团结和抗日到底的中坚力量,这是谁也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于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军力,这对于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我们至今还可以从中汲取的历史经验,在这次讨论会中,同志们一定会进行充分的讨论,作出详细的阐述。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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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说以下两点意思。
中国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党,它总是把远大的理想和当前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懂得: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坚持不懈地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当前主要的任务就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抱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以英勇献身的精神致力于抗日战争,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在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候,不但社会主义何时在中国能实现无法预期,就是抗日战争何时能取得最后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否能和如何才能导致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还是未知数。但是,对革命理想抱有坚定信念的人知道,只要我们努力去完成当前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一步步接近我们的最高理想。因为我们党在每一时期根据实际而规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达到最高理想的一个个阶梯。这一点,现在回头来看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历史就更清楚了。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远大的理想,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任何时候也都要为实现当前的奋斗目标切切实实地努力,把远大的理想当作现实斗争的动力。过去我们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这就是说,我们党在那时比较完全地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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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其所以能这样,因为我们党在那时已经有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其中包括成功和失败、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并且正确地总结了这些经验;又因为我们党能够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杂形势,创造性地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但争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进一步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打开了社会主义的大门。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革命的实践不断发展的;也告诉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不论遇到什么复杂的形势和困难的问题,我们总是能够经过努力奋斗而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回顾历史,使我们在现实斗争中更具信心。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处于大发展的时期,实践要求新的理论的指导,也一定能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新的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许多新的思想,这些思想正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起来。我们理论工作者既要根据当前实践的需要研究以往的历史经验,更要注意研究现实情况和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许多新的问题,共同来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共同来为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努力。
1985年8月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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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原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10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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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今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周年。
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进行改革,到现在已超过十年。我想就这40年来的经验教训说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
1949年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胜利的成果中已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国家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形成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它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很小;经过民主革命,党在农民中有巨大的威信。
因此,在建国后五六年间,顺利地用和平方法实行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领导广大小生产者经过合作社的方法实行了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不可能不导致社会主义。
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总的来说,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旧社会所不可比的。1953年至1978年的26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变为1987年的3138万吨,煤产量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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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变为6。
18亿吨,发电量由72亿度变为2566亿度,粮食产量由16392万吨变为30477万吨。
中国革命胜利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在知识界中表示怀疑的人是有的。破除这种怀疑并不很容易。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会重复旧中国的民族灾难和社会灾难,这样说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毕竟是个假设。人们看到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虽然有许多成就,但并没有把人民带进“天堂”
,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处于经济落后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挫折,有的挫折甚至是灾难性的。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不经过曲折而成长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检讨造成曲折的主观原因。
第二,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
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好的成就。
那时年平均增长速度,工业是18%,农业是4。
5%。
1958年的“大跃进”遭到严重挫败,迫使1961年起进行调整。虽然1963年至1965年情况好转(这三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工业是17。
9%,农业是11。
1%)
,但1966年起发生了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而且延续十年之久,对经济、政治、文化造成极端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又在1977年至1978年发生新的冒进。
所以总的来看,像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是犯了20年(1958—1978)
“左”倾错误。
“左”
倾错误产生的原因,这里可以概括说几点:(一)
由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倾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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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不顾一切地力求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快得多的速度发展经济,结果“欲速则不达”。
(二)
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来进行的。这种模式确有缺点,至少毛泽东并不满意这种模式。他企图用中国长期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战争中的经验和原则来改造这种模式,于是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不断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这一套做法。这套做法并不能矫正依靠行政命令、过度集中的那种经济模式(事实上继续保持)
,而且更造成了混乱。
(三)
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典型。
实际上取消商品经济,加强行政管理,实行自给自足、平均主义,但一度被认为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四)脱离实际,不断地强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化”。这种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出现,那时表现为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全部消灭掉,以后又总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愈单纯、统一,愈大愈公愈纯洁,就愈能促进生产力。当这种情形并未出现的时候,就致力于上层建筑的革命,要求意识形态上的纯洁,以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革命觉悟不高,其结果就是把发展生产抛在一边,而只是追求革命化。
以上几点,虽不足以完全说明“左”的错误的表现及其原因,但这里确是包含了我们的痛苦的经验。我们的改革不能不针对这些弊端。
第三,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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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且着手对于过去那种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过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与改革同时,实行开放政策。开放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革。
改革十年的成绩是显著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48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988年的13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9。
5%;居民实际消费水平,这十年内年平均增长7。
8%,增长的速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应该说,这十年是中国在以往的历史中经济发展最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改革也遇到了困难。这就是,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混乱。这些情形在去年年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开始进行必要的调整,大约需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这种调整是为了巩固改革的已有成果,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里不打算讲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种种具体问题,只就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两种倾向谈一下看法。
一种倾向认为,这样的改革不行,中国需要的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或者说,实行全盘私有化,也就是重新走资本主义的路。知识界中抱这种主张的人只是极少数,但改革遇到困难时,这种看法就以各种形式较多地表现出来。
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在中国旧社会中,并不是没有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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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起来,因而没有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30年的生命,重新走资本主义的路既不可能,更不能为工人、农民、知识界的多数人所接受。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身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是必须重视的。
在过去“左”倾指导思想下,既没有重视这一历史事实,甚至还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但不因此而更困难,反而似乎容易一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纠正了这种错误看法后,我们肯定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
改革十年来,从实际出发,至少明确了以下两点:一、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不能用国有制——全民所有制囊括一切。
198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经济占64%(1978年是80。
8%)
,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2。
6%(1978年是19。
2%)
,其余3。
4%是在十年中出现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并不妨碍公有制为主体。
二、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但必须补商品经济这一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是“左”倾指导思想下的一种错误观念。改革十年来,我们逐步把商品经济引入原来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村,逐步改变企业依附国家,带有垄断性,因而缺乏活力的状态,使企业作为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经受市场的考验。除了扩大农村商品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外,开始形成生产资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不再是以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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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手段为主,逐渐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通过市场而实行的间接调控。改革前我们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市场机制极不完善,而如何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不小的。但是事实证明,为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就必须学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我们称之为:过商品经济关。当前所要进行的调整,不是在改革中退缩,而正是为了过好商品经济关。
在改革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认为,一切困难和矛盾都是由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机制,放弃依靠行政手段的高度集中的体制而来。因此不如还是回到老路上去。这种倾向并不明确表现为许多人的主张。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缺乏为之付出必要的代价的准备,并且在改革的近期实惠预期值过高的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和曲折,这种倾向就会若隐若现地浮出来。
改革,就其对全社会的深刻影响来说,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它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旧的经济体制粉碎掉。许多矛盾和困难是由于新旧体制暂时并存的局面而来,有些则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中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逐步使新体制健全地成长起来,最终代替旧体制。
回到老路上去,不可能为多数人认为是一种好的选择,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改革的道路是总结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在中国是近40年)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而得到的结论。虽然走这条路会有风险,有困难,也难免有政策上的失误,但是要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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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选择。抱残守阙,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其影响。
第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精简党政领导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制止贪污腐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发扬民主又必须同时加强法制。中国社会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它领导的军队和地区中实行民主制度,但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民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全国解放后,我们又常满足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这类说法,忽略了实际民主制度的建设。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所谓“大民主”
,其本意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除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但是这种大民主只会造成自发的群众骚乱,只能起破坏作用。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能适应经济战线上的改革和发展的步骤,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必须有领导地、稳妥地、逐步地推进。当然不能重复大民主的错误。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的同时,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可以说是我们要过的另一关。
社会的多元化是个事实。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至今仍应认为是有价值的。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不同于处理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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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会如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种种人民内部矛盾,确实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
至于多党制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以外有八个民主党派。
我们实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不可能也不应当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
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和改造。许多旧的领导方式不适用了,必须探求适合于新的条件的方式,否则党的领导就坚持不了。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而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坚持不了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另一项。在中国一部分知识界中存在着不同程度地怀疑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能靠法律和政治权威来消除这种倾向。我们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挑战。我们应该勇于接受这种挑战,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
中国现在存在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在许多人中还存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方面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后遗症,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社会生活大变化的反映。
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但为实现这个任务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1亿人口,经济和文化很落后的国家中,必须努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这对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是必要的条件和前提。这些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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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为艰难的任务,但也是我们必须和能够完成的任务。
1989年5月这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稿,原来准备给外国朋友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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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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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
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应该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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