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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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大发展。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７日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７月１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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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４胡绳文集

　　　　谈谈社会学研究（两　篇）

　　　　第　一　篇

　　　　中国社会学学会从１９７９年３月成立后，七年间，为重建社会学，做了很多工作。社会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重视。

　　　　在这期间，费孝通先生不但为社会学的重建大声疾呼，而且对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方针、方法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我认为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

　　　　比如他在１９８２年写了《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就提到要把社会学建成“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他说：“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

　　　　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中国解放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和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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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１７４

　　　　须以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

　　　　他还提出，要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学，就要从实际的调查研究做起。

　　　　他说：“要取得对社会的科学的知识，必须要针对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经过分析整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因之，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

　　　　我除了对费老这些根本性意见表示赞同以外，还想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讲社会学的。那时有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用社会学的名义在大学授课，讲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虽然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很注重研究社会，但是并不把这种研究称作社会学。毛泽东就主张对社会进行调查，他自己还亲自做农村调查。他所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经济，但也不局限于经济范围。

　　　　３０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陈翰笙也曾指导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们调查研究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农村经济，包括一些可以说是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社会学呢？

　　　　这是因为，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当时中国的社会学者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象，看到种种社会问题，也在考虑中国怎样才能发展、进步，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得出要从根本上改造旧的社会制度这种结论。他们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范围内考虑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结论则是：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小城市有许多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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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４胡绳文集

　　　　农村里处处有土匪，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在根本上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产生的。所以要消除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发生了“问题”和“主义”之争，争论的实质也就在这里。

　　　　３０年代，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杂志批评晏阳初先生，也是这个性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晏阳初先生当时也是真心实意地考虑中国农村怎么发展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的主导思想和一切努力都是在不触动土地关系的范围内试图改造农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那是不可能为中国农村找到出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任务是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并探索革命的道路，也就不能不否定各种以为无需经过革命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中国社会稳步前进的观点，当然也就不能承认这样的社会学。

　　　　当时许多社会学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时期，不少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友谊。

　　　　全国大陆解放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特别在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行社会制度的革命了。主要任务已经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内容也需要有个转变。但在长时期同，我们没有能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需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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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３７４

　　　　科学这个武器。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学科没有受到重视。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过１９５２年大学的院系“调整”以后，实际上就都被取消了。

　　　　１９５４年我参加筹备出版几种学术刊物，当时只出版了《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三种杂志，别的就没有再去管。这一情况的发生除了受苏联的影响外，还有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遗留下来的观念的影响。

　　　　对于这种影响，就社会学来说，这里我想说以下几点：第一，以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至少有些同志是这样想，但这显然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而它本身不能代替各个具体学科。正如自然辩证法可以指导物理学研究，但不能说自然辩证法就是物理学，有了自然辩证法就可以不要物理学。

　　　　第二，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切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在革命时代，提出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才能使社会进步和发展，这是不错的。但是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后，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自然解决了，社会就自发地前进了。通过这三十多年的经验，大家对此都有了深切的体会。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提供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存在着许多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可能得到良性运转，甚至只能陷入恶性循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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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解决不了娼妓问题、土匪问题等等社会问题。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使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可能良性运转，有可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要实现良性的运转，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需要作许多努力，因此就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第三，如何对待旧的社会学，包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资产阶级社会学所调查收集的许多资料是有用的，其研究方法也有可以借鉴的。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帮会制度的著作，大概要算是在新加坡出版的一本名叫《洪帮》的书。

　　　　那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发现在中国居民中有帮会组织，很有势力。他们派专人进行调查，写出了这本书。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的，是为了确定这种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殖民统治起妨碍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殖民统治所利用。因为有这样的实际目的，他们的研究者就不会任意编造一些材料，那样对他们毫无用处。但由于受研究目的限制，他们可能只注意某些材料，忽略了某些其实是很重要的材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利用他们的这些材料，当然还要进行鉴定和补充。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不仅可以利用它积累的资料和吸取其某些方法，而且它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可以供我们参考。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当然是研究怎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协调发展。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包含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经验。

　　　　在革命时期，我们没有吸取这些经验的必要，这是有理由的。现在我们是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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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各个方面，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民族关系、城乡关系、家庭关系等等，都能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如果搞得不好，甚至会恶性运转。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研究目的确有某些共同点。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原则的区别。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在一切方面保持良性运转的。但是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发生严重危机、爆发革命的时候，大体上还是能够顺利地运转的，不然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这些经验，我们当然不能照搬，但是其中总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西。我们不是还从封建社会的“贞观之治”中寻找经验吗？难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如何协调运转的经验，我们就不能借鉴了吗？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问题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也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经验，这种反面经验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社会得到的一些材料，使用的一些方法，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利用。由此可见，把旧的社会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一笔抹煞，是不对的。费老说过这样的话：“批判过了头，成了整个否定，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甚至是错误的。全盘否定前人所做的事，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我同意这个意见。

　　　　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利用旧社会学留下的某些材料和方法，并且吸收西方社会学家的某些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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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社会学总的看是能够大发展的，既有发展的需要，又有发展的可能。近年来，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有很多讨论。这些讨论在学科建设上可能是必要的。究竟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说不清楚。社会科学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一些学科研究。尽管可以把社会现象划分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可是实际上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可以说，有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比如生活方式问题，我们过去不大讨论，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这算是什么问题呢？算经济问题？它当然与经济有关系，但它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带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又比如婚姻问题，是个老问题，这与经济当然有关系，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也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人口问题的研究现在变成一个专门学问了，这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费老研究很有成就的小城镇问题也是如此。

　　　　小城镇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但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综合性问题。总之，社会学的用武之地是很宽广的。

　　　　我很赞成把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要有理论，但是理论从哪里来，还是要从实际中来。理论不是从书本上的原理中引申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某些书本上引申来的，而是从实际中来的。

　　　　我们正处在国家全面改革中，社会正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包含丰富、生动、具体的内容。只有对此有所了解和认识，才能总结出新经验，解决好新问题。因而我非常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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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基础工作。

　　　　当然也要讲求调查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做了一些工作，但现在还很难说成绩有多么大。我希望社会学所的同志同全国各方面的社会学家多联系，通过中国社会学学会加强同全国社会学学者的联系，也要加强同各个地区、各大专院校社会学学者的联系。社会学所办了个杂志，叫《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有责任同各方面多联系，努力使社会学方面好的论文、好的调查报告，能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第　二　篇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为纪念成立１０周年开会。社会学研究所是在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十年来，取得了很多成绩。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全所研究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努力的结果，也是和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雷洁琼教授等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和全国社会学界的学者和专家的支持与合作分不开的。

　　　　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支持和帮助过社会学所工作的专家、学者、同志们表示感谢。

　　　　社会学是十年前恢复和重建起来的一个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特殊作用？到现在对这个问题恐怕还没有共同的认识。这需要全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通过实际工作予以澄清。我想在此说几点意见：第一，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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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社会问题成堆。那时候我们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要求得问题的解决，就必须进行革命，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出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不会有任何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良性循环，就会很好地健康地发展，这是把社会主义理想化了。我曾经说过，我们过去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化的想法。现在我们大家知道，这种想法并不恰当。一方面，由于旧社会残余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社会制度也有一个逐步地健全发展的过程，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仍然会有许多社会问题，并不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

　　　　给了我们一个教训，说明如果搞得不好就要出大乱子。最近的国际形势使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逐步地、健全地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也包含着如何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的问题。在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各种社会问题时，又要反对另一种倾向，就是贬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是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当然，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需要做许多实际工作，也需要做许多科学研究。我们应当也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断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社会得到良性循环。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是社会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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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经济领域的问题，政治领域的问题，还有属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社会学到底是研究哪一类问题的呢？这就涉及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难免要遇到的一个问题：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

　　　　对此，我想说一点不一定成熟的意见。

　　　　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是互相联系着的。在科学研究中，虽然不能不分门别类，分为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但是社会确实是一个综合体，许多社会现象很难说只是经济问题或只是政治问题。比如说家庭问题，与经济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只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文化传统，涉及人的思想意识，涉及通常所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因而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又比如犯罪，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还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等等，许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研究小城镇问题，这固然可以说是个经济问题，但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常常讲，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需要综合治理。这是因为社会是一个总体，各种社会现象是互相联系着的。我们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良性循环，确实要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人的精神素质、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

　　　　我想，从社会是综合体的观点，可以说明社会学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即除了要有经济学的研究、政治学的研究等等之外，还需要有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要吸收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社会学是把社会当作一个综合体来研究的，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求找到克服我们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弊病的方法，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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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还想说一下，我们的社会学家也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其总体而言，它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如何克服弊病，促进社会良性循环。但是实际上，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是它自己无法解决的。例如吸毒问题、犯罪问题等等，我看是解决不了的。听说西方的有些学者主张让吸毒公开化、合法化，使走私贩毒无利可图。提出这种解决办法只能证明那里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黑暗的地狱是不可取的；但是，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好得很，只讲那里生产高度发展，经济高度发展，不讲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和弊病，也是片面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社会学家不应当只是做一种简单的、粗糙的论述，而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科学的分析。

　　　　比如说，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研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多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少年来也发展不起来，陷入政治、经济各种困境中。还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也要研究。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发达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存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的形式，研究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也是我们社会学家的任务。

　　　　第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从总体来说，资产阶级社会学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去改善它的社会，这点和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同。

　　　　对西方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社会学，用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进程的企图，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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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给以认真的、科学的批判和抵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经验。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些方式来调节它的社会矛盾，采取一些方法革除它的一些弊病，这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只能暂时起作用，不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但是，它的这些经验我们不是不可以参考的，这个情况跟我们过去处于革命时期不一样。革命时期，我们主要在农村搞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有什么可吸取的？现在我们在治理一个国家，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搞好，为此我们就需要利用和参考各方面的经验。随便举例说，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很大的行业——保险行业，是大资本家搞的，但这是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

　　　　对这种经验，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和应该吸取的，当然要从社会主义的特点出发来利用这种经验。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学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批判地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学界的眼光首先要放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并应该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解放初期，我们曾通过讲社会发展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很有成效。这个工作现在还要做，而且要比过去做得更深入。研究各种社会形态，联系实际，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