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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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旧中国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没有独立的主权，任人宰割。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支配中国的是外国帝国主义。

　　　　中国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在对内对外事务上都要看帝国主义的眼色行事。不得到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他们是不敢做什么事情的。

　　　　半封建，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发生，并且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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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发展，但很不发达。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制，中国没有能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或改革，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走过的路。中国的古老的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时，由于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变成了一个可说是畸形的社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也就不能不走一条特殊的道路。

　　　　１９１１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清政府的任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时代。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还想继续革命，继续完成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任务，但他处处碰壁，找不出一条成功的道路来。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来完成。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是经过了近３０年的斗争，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才取得的。

　　　　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几个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合了起来，提出取消革命的主张，所以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他们认为，国民党当权已经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无产阶级不需要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坐等在国民党统治下，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到那时，无产阶级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国民党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买办势力而上台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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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不可能自由地发展起来。

　　　　如果按照取消派的主张去做，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只能坐视中国一步步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

　　　　在那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办呢？它首先到农村去，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没有能够发动农民的力量。

　　　　但单独靠农民的力量也不行。

　　　　近代史里，曾有过多次的农民革命斗争，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都失败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去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这个革命就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

　　　　革命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中国革命就是走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又比较迅速地经过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学习近代史，就是要看出新、旧中国的根本不同，也要看到旧中国是经过什么样的道路变成新中国的，为什么只能走这条道路。

　　　　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跳过了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这样，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不可能不遇到一些特殊困难，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我们是“一穷二白”。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很穷，缺乏资金，工业基础差，科学技术不发达。我们的技术力量，我们对现代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都很缺乏。

　　　　我们有广大的农村，而农村的生产水平很落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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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的生活水平很低。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实际情况。

　　　　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因此也就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始终不能给劳动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但它比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国家是否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时期是大为不同的。在全国大陆解放后，我们的确建立了资本主义根本不能比的民主制度，广大工人农民的地位和在旧社会中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是在逐步健全和完备起来的过程中。人民的民主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由什么人恩赐的。我国人民通过斗争推翻了剥夺人民的任何民主权利的反动统治，争得了民主，也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学会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消除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妨害民主生活的种种习惯势力。在我们的社会里，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个人迷信这一套，又容易出现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情况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有联系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联系的。

　　　　由于中国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广大人民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爱国的传统。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半殖民地社会里，也产生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民族自卑的心理。这些虽然主要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具有的东西，但也影响到整个社会。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扫除了崇洋媚外、民族自卑的心理产生的基础，但是，这种从旧社会留下的坏遗产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同程度地起着影响。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时，既要克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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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要发扬的爱国主义）

　　　　，也必须克服半殖民地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崇洋媚外、民族自卑的心理。

　　　　以上是简略地说了一些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我们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我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产生的一些特殊困难和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补上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一课，然后再变成社会主义呢？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与民主革命时期破产了的“托陈取消派”

　　　　的意见差不多了。

　　　　我们不能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如果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我们的国家不依靠工人农民这样最广大的力量，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半殖民地的地位，重新变成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侵略、掠夺的对象。这难道是我们可以走的道路吗？

　　　　学习近代史使我们看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固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走出来的，但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既然使我们的国家可以而且只能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走这条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克服一切我们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学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一切东西，学会为使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前发展的一切必要的东西，而且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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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重要的不是要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想，通过学习历史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本身就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尤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间抽绎出来的理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不学习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近代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是在中国长期历史中社会阶级关系特别复杂的一个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有国内的许多矛盾，还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不但有中国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又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因此，社会矛盾特别复杂，变化也非常迅速。中国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同我们今天的实际关系又最密切。要能对具有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变化得又迅速的历史认识清楚，就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研究这段历史，也就最有益于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出来的。学习中国近代史，当然也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历史研究是要从表面上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间剖析出它的本质，找出它的规律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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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主义来观察问题，观察社会，也就是要学会这种本领。马克思主义是望远镜。人们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就能够看得远一点，这就是历史的预见能力。只有了解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有科学的预见能力。

　　　　学习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可以使我们看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了解昨天怎样变到今天，然后才能看出今天怎样变到明天、后天。认清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现在的问题，帮助我们从现在的许多事实中间看出将来的发展前途。马克思主义又可以说是显微镜，帮助我们看得细致一点，看得深入一点，看得透彻一点，使我们避免片面性。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只能客观地、认真地去研究它。我们要具体地分析研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个历史事件起了什么作用，与某一历史事件有关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人物各自起了什么作用。

　　　　可以看到，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在活动中表现的主观企图，有些暂时得到实现而终归失败，有些只能得到部分实现，有些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有些虽然暂时完全失败而从长远说来则又起着积极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间，就可以学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就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我们现实遇到的问题。

　　　　第三　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现在，我们要调动和集中全国的力量，同心同德，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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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最根本的是建立在人民的力量上。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帝国主义势力，有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从清朝皇帝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都曾具有强大的势力，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但结果到底是谁强大呢？

　　　　还是人民的力量强。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以大的革命运动来说，就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后来又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是，这些斗争证明了中国人民不是只能为自己苦难的命运呻吟的人民，而是敢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斗争的人民。我们的前人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的想法，不免做了这样那样的蠢事，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有些只得到部分的成功，有些是完全失败了。但是，即使是完全失败的斗争也起了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不经过各种由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想法，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这些艰难曲折的道路中间，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就是能够在任何困难环境下面，坚决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来一步一步找到前进的道路。

　　　　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传统。

　　　　我们现在还有继续斗争的任务。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困难要克服。我们在国际间还要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当然斗争的形式是和半殖民地时代不同的）。在国内来说，还有少数敌视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要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旧思想、旧习惯作斗争，和我们的文化落后的状况、我们知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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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的状况作斗争。在这一切斗争中间，我们能不能最后取得胜利呢？我们的前人既然能够战胜一切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强大势力，那么，我们现在就更有理由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一定能取得胜利。党的十二大对于我们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指出了明确的道路，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这些相联系，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也就更坚定我们的信心。

　　　　１９８３年２月原载《电化教育》１９８３年第２期，４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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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封信

　　　　大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已经读过，昨天又收到了来信。

　　　　我想在这里简单地答复您的信和您的文章。

　　　　来信说：“您是史学界的权威。”有的同志以“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为理由，劝您不要写这文章。您说：文章发表后，“有人夸我胆子大，有人为我担心”。又说：“总之，发表与您不同意见的文章，很像捅了马蜂窝。”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我虽写过两本书和一些文章，但说不上是“权威”。您所说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文章已有过一些。

　　　　当然，“学术界的权威”并不是坏话。我国学术界很需要有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有些人认为他是权威就是权威。其实说不上是权威，但人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视之为权威，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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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在我国学术界恐怕是有的。

　　　　对权威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吗？

　　　　我看是可以的。

　　　　真正的权威也不见得在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完全正确。

　　　　在我看来，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于权威或被视为权威者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说出来。我同意您所说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应该“冲破这种气氛”。情况是复杂的。我也不敢说，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一定不“倒霉”

　　　　，但总不至于大倒其霉吧？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想方设法使他倒点霉，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权威，都应当受到谴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１９８１年在北京和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出的是第一版；１９８４年重印的是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

　　　　，只是就原纸型改了个别宇句，并不像来信所说，是修订后的第二版。我还来不及加以修订，出第二版。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来进行修订工作，可能要对不少地方做修改和补充。

　　　　但是，在学术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务运动问题上和辛亥革命问题上，原书的基本观点大概不会改。一本书的作者（不论是否权威）不一定因为一看到批评和不同意见，就来改自己的书；批评者当然也不必因为作者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而不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是不待说的。

　　　　现在我要说到大作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不按照您的行文次序说以下几点：（一）辛亥革命中各省“光复”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的书尝试对此作一些概括和分析。

　　　　我的着眼点是分析革命派、立宪派、封建势力和以农民和城市平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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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９１５

　　　　种力量的错综关系。大作指出，我对安徽和江西没有提到李烈钧和柏文蔚。

　　　　这是一个缺点。

　　　　由于当时我掌握的材料有限，对某些省的分析也可能过于简单，结论下得太快。当时许多省的情况的复杂还在于，有了省级的军政权后，也并不就能统治一个省，甚至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政权。我在考察主要省的政权的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复杂情形，例如您提到的山西，我在叙述阎锡山在清军进攻下退避晋北时说：“但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斗争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１０５４页——大作引用的是上海大字本的页码，这里也用这个本子）。

　　　　还提到革命派分子建立的大同军政府和他们进行的战争（１０８０页）。别的省（四川、安徽等）也说到一些，但对这些省的复杂情况可能有说得不够的缺点。

　　　　当时，全国各省都存在着革命的主流，正因为这样，立宪派要附和革命，旧势力也要标榜革命。我以为，我们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在有革命主流的形势下，为什么革命派不能掌握各省形势的发展，为什么许多省的政权落到了不是真正革命派的手里。

　　　　（二）大作引用了我的书中的话：“从武昌起义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

　　　　（１０２８页）。这是在论述武昌起义后湖北政权发展的情况时说的。

　　　　武昌起义后，在武汉的形势发展中，虽然没有成形的政党，但革命党人仍进行着种种努力，这也是我在书中说了的。大作对于书中针对武汉情况说的话（还有１０４３页讲贵州情况的话）提出异议，却从全国的情况来进行论证，显然是对这些话作了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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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５胡绳文集

　　　　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是当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但并不是说，武昌起义一发生，全国范围都已不存在革命党了。

　　　　（三）

　　　　大作认为我的论述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衡量辛亥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我认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有助于我们去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问题的。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派同立宪派合作是根本错误的，而要认真考察在这种合作中谁影响了谁。这并不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不是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例如要求他们有完整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分析说明前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这种要求是毫无意义的）。

　　　　大作中也说：“关键是当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歧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坚持革命立场，抵制、排除保守、反动势力的干扰，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分裂。”我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并不能以为，这就是要求他们坚持革命立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四）大作一开始就指出列宁、毛泽东如何“高度评价”

　　　　辛亥革命。我以为，这种总的概括的评价，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不能从这种概括的估价中演绎出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大作中有些说法我以为并不符合实际。例如说，辛亥革命中“形成强大无比的革命势力”。又例如说，“在世界上很少国家像中国辛亥革命这样，从革命爆发，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仅仅用了两个多月。英美法等国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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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都是经过多年革命战争，反复较量后才取得胜利的。“

　　　　这无异于说，辛亥革命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取得了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多年才取得的胜利。

　　　　但大作又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软弱，它领导的辛亥革命夭折了。”又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封建买办势力进行一个回合的斗争后，就一蹶不振，丧失了战斗力”。对于这些情形，难道不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吗？大作中认为，按照我的书中的描写，省级军政府都成了“漆黑一团”

　　　　，那么“在各省军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成为无根之木”。在我看来，南京临时政府并不是无根之木，但也不是根深蒂固。它的命运就表明了它并没有得到各省军政府为其可靠的基础。大作又认为，我的书中既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辛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