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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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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在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史上，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历史事变，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震荡之深刻，促进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地覆天翻的历史转折的壮丽史诗。
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此为界石，大致可以说，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从旧民主主义进到新民主主义，是为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为谋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则是为建设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
时代赋予的宏伟的历史使命，落在亿万中国人民的肩上。无论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自然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都是必须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智慧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宏图大业。也正是在这种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才涌现了一大批反映群众需求、体现群众意志、凝聚群众智慧的杰出代表。如同历史上一切重大变革的时代一样，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最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他们一生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正因为这样，修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一代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自是远远超越记述个人身世的范围。这套传记丛书，无疑应当看作是，当代中国千百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用毕生的血和汗谱写出的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将是永远矗立于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的革命丰碑。《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当代中国的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建国史；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史、创业史。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在本世纪达到小康水平，而努力奋斗。愿人们从这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典范，学习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五月
第一章“泥脚文人”的爱子
第一节家世
1892年12月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刘伯承诞生在四川省开县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在两个多月以前，刘伯承的祖母和祖父相继去世。
他是在举家服丧的哀痛中呱呱坠地的，所以乳名孝生。后取名刘明昭，字伯承。
据《刘氏家谱》记载，刘家的祖籍原在湖北荆州府江陵县。后来，随着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迁到四川省云阳县关口乡定居，世代以农耕为业。到咸丰年间，刘伯承的祖父刘正富（1819—1892）因交不起租佃押金，佃不到土地耕种，被迫从长江边移向川东山区，流落到开县的浦里河畔开荒度日。刘正富体格壮健，精明强干，种田兼做铁匠。经他修理的农具及铁锅、勺铲、钳子、剪子之类，坚固耐用。他还吹得一手好唢呐，乡邻间的婚丧嫁娶少不了要请他去吹奏。多种的生活手段、广博见闻造成了他开明通达、乐于助人的性格和比较丰富的阅历，使他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经济来源也多于一般农户。就这样，刘铁匠立住了脚跟，正式在赵家场对面的张家坝定居下来。他的六个儿子——刘文培、刘文德、刘文瑞、刘文祥、刘文吉、刘文炳，渐渐长大成人，人丁兴旺，日子愈见红火。刘正富和妻子杨氏克勤克俭，儿子们舍力劳作，这一家有些发起来了，先后积攒起一些钱财，购置了一些田产，开设起粉房、榨房。
刘铁匠的小儿子刘文炳（字虎臣，1862—1907）比较幸运，靠着家境殷实读了十多年书。他就是刘伯承的父亲。中国封建时代稍有条件的平民，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过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以求改换门庭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刘正富尽力供刘文炳读书，盼望从儿子一辈起能改变世代农门的低贱地位。刘文炳深知父兄的苦心，寒窗孤灯，年复一年，终于积下了满腹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于是名闻乡里。他憧憬着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妙前程。可是他的梦想很快破灭了。一年秋天，刘文炳满怀希望到县城参加秀才考试，不料被人举发说他家祖辈是吹鼓手，属“倡优”之列，出身微贱，遂被逐出考常不仅如此，还被控为触犯大清王法，要吃官司。结果花钱疏通，才算了案。从此以后，刘文炳只得弃文务农，成为浦里河畔有名的“泥脚文人”。
1894年中日战争中清兵大败，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着清王朝江河日下。英、美、法、德、俄、日、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上，争抢东方这块富饶的土地。清政府接连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付给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压榨。整个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在刘伯承刚满三岁这年，也就是父辈们“庐墓三年”服丧期满的日子，父辈的6兄弟分家了。每人获得了十多石谷（当地一石相当于一亩）的田地。
同时，也分摊了因疏通官司欠下的120两银子的债。兄长们因为债务拖累而心中有气，再添上妯娌们的七嘴八舌，便把往日家庭中的脉脉温情吹刮得荡然无存。刘文炳虽排行最末，非但不受照顾，反而只分到了沈家湾一带土质比较差的坡地田和3间破旧的茅屋。这3间茅屋，就是刘伯承度过童年生活的所在。地面是用泥巴夯实过的，又潮又硬。没有窗户，全靠门里透进光亮。
3间屋并列着，门全向南开。其中一间是大人和孩子睡觉的。一间搁置家具和做饭用。剩下一间，按农家习俗辟为堂屋，全家人在里面吃饭或接待客人，雨天和夜晚就在里面干编织筐篓的活计。刘文炳雅趣未灭，在里面挂起几幅发黄的旧字画，又将先辈制订的《齐家规训》，用楷书恭抄，贴在发黑的墙上。这位被摈出科场的“泥脚文人”，别出心裁地把这间破屋命名为“权理堂书室”。
刘文炳虽然刚到中年，考场被逐的刺激和贫困的煎熬使他过早地衰老，性格刻板，心情抑郁。加上身体瘦弱，又常患病，话很少，笑容更难得见。
有时说上几句，声急气短，招人不悦。对孩子更偏于严厉。在刘伯承四、五岁时，他就捧着《刘氏家谱》教他认字、记事。这本足有五个铜钱厚的谱书，是刘文炳在遭受挫折以后，“敬承先命”，“掩卷而长思”，苦苦修订出来的。他把自己的意愿、主张、愤懑和希望，都倾注在这册小型的“家史”里。
期望刘家子弟能“贤哲挺生，簪缨叠起”，“令宗祧生色，谱牒增辉”。
然而，这些封建正统的家庭教育十分枯燥。年幼的刘伯承只喜欢从母亲那里听一些活生生的、有趣的故事。母亲周寅香（1864—1946）是四川云阳县高阳堰湾贫苦农民周源山之女，从小生长在铁峰山，身材比一般的四川婆娘要高大壮实，勤劳俭朴。川东一带的习俗，“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①。她长着一双没有裹住的大脚，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力，不论是下田耕作，还是翻尝打、晒，都能摆阖得开。至于洗衣浆衫、缝缝补补，更是得心应手的事儿。她心地善良，处事严谨，忍得气，吃得亏。她虽然是么媳妇，可实际地位却在其他妯娌之上。兄弟们常议论分家，公公婆婆伤感备至。
她安慰着说：“老燕衔泥朝朝累，雏燕大了各自飞。”尤其是她脑子里积攒的那些谚语、歇后语，说起来一串串的，象什么“多栽花，少栽刺”，“鸡肚哪知鸭肚事”等等，常常脱口而出。幼年时的刘伯承最喜欢听母亲摆“龙门阵”，说天地古今，讲人间趣事。象孔融4岁让梨、嫦娥偷吃长生药？？这些看来有些杂乱的故事，却象滴滴春雨渗入他的心田。这些，与父亲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类，交口成趣，也算是苦中有乐。对刘伯承日后思想的形成和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杜甫诗：《负薪行》。
第二节最初的脚步
“泥脚文人”刘文炳不甘心听凭命运的驱使，他执着地要把自己通往仕途的理想，争取在儿子身上得以实现。刘文炳自从遭到“厄运”后，就在家管管帐，代人写书信，也教过几堂私塾。但在分家后就得以作田为主，忙地里的活计。同时，他也深感“自家教不成子弟”，便把5岁多的刘伯承送到本村私塾念书，启蒙老师是任寿田。学了几个月，不能尽如人意。刘文炳决心为儿子寻觅一个有真才实学，又能严加管束的老师。
这年夏天，有一位名叫任贤书的下江老头，流落到张家坝一带行乞，自称是个出身微贱、累试不第的秀才。刘文炳见此人谈吐不俗，满腹经纶，颇有些同“脖相怜，便出面替他邀了一堂学。任贤书也不推辞，慨然扔掉“讨饭棍”，在紧傍刘家老屋的一所房子里，开起一个有二十来个学童的小私塾。
刘伯承是其中的学生之一。
虽然进了私塾，却关不住儿童的“天性”。刘伯承跟大多数男孩一样，整天就知道玩耍。春季，他领着伙伴们爬树、掏鸟窝，采桑椹。入夏，光着身子扑到河塘里玩水、戏闹，捕鱼捉虾、拾河螺。有时赌起“狠”来，也敢贸然去捅马蜂窝，用水去灌蛇穴，或是爬到树梢上，比试比试谁个最“关火”①。
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比别的家长更多一层管束。对儿子的淘气行为时常进行干涉，甚或打耳光、用棍棒也是有的。当然，更寄希望于严师的管教。
然而任贤书却和一般的先生大不一样，他总是笑着说：“这是娃儿们的天性埃天性如同天意，不可违拗，只可疏导。”随后，又大发感叹：“想当年秦皇汉武，华夏武风，纠纠天下。今朝偃武修文，科举取士，武风衰弱，酿至甲午战败？？何其悲乎！中国的武士实在是太少了。？？至于管教之事，我自有道理。”
任贤书不仅熟读诗书，而且精通武术，尤长于拳法和腿功。他在教书之余，还教学生练习武艺。刘伯承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长拳、八卦掌、棍棒和投掷等功夫。为了练出弹子功，他从河滩上拣来几撮箕鹅卵石。每天清早，朝屋后大树上的目标投去几十颗“飞弹”。久而久之，树干上打出一个烧饼大的洞穴。
在功课方面，刘伯承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开始，接连读《论语》、《盂子》、《大学》、《中庸》。练习毛笔字，他也一丝不苟，一笔一画地苦练楷书。初学写字时，为了节省笔墨纸张，他以右手食指当笔，往左手手心里写，练笔势、笔锋，揣摩“永字八法”。他用心钻研，临帖写字，进步很快。
看到这些变化，难得一笑的父亲也露出了笑容。刘伯承刚发蒙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让他把当天念的书背诵一遍。刘伯承晓得母亲识字不多，便胡乱地背了一遍。不防被父亲在里屋听到，走出来斥责他说：“我告诉你，我没得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日后如何得了！”
也许是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刘伯承。从此每天他总要最先赶到学堂。有时，家里饭做晚了他宁可饿一顿，也不误上学。一次迟到，中午回家跟母亲又哭①四川方言，厉害、有本事的意思。
又闹。母亲只好大清早就将他唤醒。起床后，他一面帮着烧火添柴，一面在灶旁看书。夜晚，农家灯火如豆，是供母亲纺纱用的。刘伯承就捧着书，偎在纺车旁，伴着“吱呀吱呀”的声音一直读到深夜。
刘伯承受农家传统的影响，从小就热爱劳动。每天放学回家。他总是帮助家里放牛、割草、砍柴。每当他背起背篓出门，后面总是跟着一群脸上抹着黑泥、挂着鼻涕的放牛娃。因为刘伯承个子高，胆子大，不信邪，有力气，又跟老师学了两手武术，有他在前面开路，孩子们就敢吆喝着，把黑牯牛、老黄牛赶到富人家的荒坡草地上放牧。最吸引人的是在把牛喂饱、草割满篓以后，大家听刘伯承摆“龙门阵”，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长毛”（太平军）的故事，或是在他的摆布下做“占国”、“打擂台”等斗智斗力的游戏。有时刘伯承也带领小伙伴们跟邻村的孩子们互相投掷石子，不是把“敌方”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母亲心疼地责备一番，然后照例是塞给一块红苕或是一个煮熟的鸡蛋。父亲则是一副严厉的神情，训斥道：“又疯了。忘记家训了么？把家谱读三遍。”
刘伯承知道犯了错，只好规规矩矩地再读那枯燥的家谱：“？？子孙惟耕读勤俭为尚，慈善友恭为最”，“量思宏，劳思先，功思让，名思海，位思卑，退思早？？”对于这些家教，年幼的刘伯承当然不能完全领悟。但无数次反复的训教，传统习俗的熏陶，不能不潜移默化地沁入他的心灵，对他以后的思想、道德、性情、修养等方面的发展留下一定的影响。
刘伯承在任贤书门下一直读了六年书。1904年秋天转到灯草坝“汉西书院”就读。“汉西书院”的主持人刘华英是个廪生，同维新派、洋务派人士有广泛接触，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是个“教育救国论”者，设法自筹资金在开县办学。学生主要是他亲房的十多个子弟。同时也掺进少数成绩优秀的外姓学生。对同姓的穷苦学生，还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刘伯承就是其中之一。
“汉西书院”设有语文、数学、理化和地理，知识面比私塾要开阔得多，这激起了刘伯承更大的学习兴趣。由于他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各个科目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因此，博得了刘华英的喜爱。刘华英常常对学生们谈汉口、上海等地的热闹场景，还讲什么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日本国，都是乡间很少听到的新鲜事。刘伯承从这里开始接触到现代科学和时事常识。
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新式学堂成了青少年求学的新出路。设在开县县城的高等小学堂，顺应时势，决定扩大招生。“汉西书院”的学生们闻讯，纷纷报名投考。刘伯承因家中负担重交不起学费，迟迟未去报名。刘华英得知后，立即把刘伯承叫去关心地说：“学业要紧，事不宜迟，新学堂比我这里要强得多，赶快去报考。一切费用由我支付。”在刘华英的慷慨资助下，刘伯承随即到县高等小学堂报考。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正式录龋学生按考试成绩编为甲、乙、丙、盯戊五个班，刘伯承被编入甲班。学堂开设的课程，除国文、修身两门外，还有外文、数学、理化、史地、体操等项。该校教师大多数水平较高，教自然科学的傅让、朱璜等人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思想进步，是同盟会会员。傅让还秘密传播一些进步杂志和革命书籍。如雷铁崖、邓洁等在东京出版的《鹃声》以及《四川》杂志等。刘伯承和同窗好友经常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些刊物，争相传阅。尤其是《四川》杂志，表面看来只是记述蜀地的风土人情、名山大川、闻人掌故之类，实际却是鲜明地反对英、法、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云南、东北，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行径，鼓励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铁路等项主权。就连刊物中的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刘伯承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这些，对刘伯承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了解了新的社会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初步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没落和变革的必要。
在开县小学堂毕业以后，刘伯承又到夔府（今奉节）官立中学就读。1907年春，他的父亲因患肺病，又加上劳累和贫困的折磨，不幸离开人世，年仅45岁。他被迫中途辍学，回乡务农。父亲刚去世不久，最小的弟弟（遗腹子）又来到了世间。他的母亲养活有四男三女。“四男”是：明昭（伯承）、明书（仲麟）、明昌（叔禹）、明良（季能）。“三女”是：琼英、瑾兰、怀珍。这时，大姐琼英已经出嫁，家中7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母亲和年仅15岁的刘伯承身上。父亲留下的遗产，仅几间茅屋、十几亩塝田。就连买棺材的400铜板，还是向五伯父刘文吉借来的高利贷。
父亲刚入殓不久，刻薄的五伯父就三番五次来讨债，想趁人之危吞并他们赖以活命的田地。一天清早，五伯父找赵家场有名的泼妇赵二娘来逼刘伯承还债。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弟弟，上前说好话求情。刘伯承抢上去说：“赵二娘，劳你的大驾，给我五伯父回个话。我刘明昭人穷骨头硬，欠他的钱，日后一定如数奉还，分文不会少。”停了一会，又说：“你晓得，先父与五伯父是同胞兄弟。如今先父尸骨未寒，他就再三再四逼债。谁不骂他绝情寡义、为富不仁！”赵二娘无言对答，只好悻悻地溜走。
15岁的刘伯承象成年人一样，和母亲、姐姐一道，每日黎明即起，荷锄下地，在贫瘠而又缺水的田地里耕耘。一年到头，只能收四、五担毛谷。除去赋税，剩下的根本不够家人糊口，不得己，刘伯承又上山砍柴、割草，或是挑煤、打短工来补贴家用。就这样，长年是红苕杂粮，糠糠菜菜。一到春荒时节，便只好靠挖野菜、剥树皮，掺合红苕杂粮勉强度日，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面黄饥瘦的小弟妹们饿得哇哇直哭。看到这些，母亲的心如同针扎。
好心的邻居见刘家日子艰难，来劝母亲把最小的两个细娃送人抚养。母亲思前想后，忍疼决定将小女怀珍和小儿明良送出去。刘伯承得知后，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娘，一家骨肉说什么也不能分离。我打短工、下煤窑再多挣一点，一定让弟弟妹妹活下去？？”一番话说得全家人抱哭一团，母亲硬咽着说：“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
从此以后，刘伯承给人打短工、干零活更勤了。有时挣几个铜板，有时换几升粮食。揽不到活儿的时候，就到十多里外的御河沟煤场去挑煤炭，担到赵家场街上叫卖。每到黄昏时，母亲和弟妹总是站在门前的黄槲树下，远远地等着刘伯承归来。他虽然疲惫不堪，浑身漆黑，但仍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事儿，妈想宽些，苦日子总有个头。”全家人就这样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沦落到生活的底层，使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过去，他有条件读书求学，有机会走一条个人飞黄腾达的道路；如今命运把他抛到了最贫贱的民众里面，他必须站在新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生。他切身体会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耗尽血汗，难得一家温饱的辛酸，亲眼目睹了黑瘦佝背的挖煤汉子，天天提心吊胆地钻矿洞，有时钻进去就永远出不来的惨状。生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他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革命的风云。这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声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接连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组织领导的成都起义（1907年）、广安起义（1909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给刘伯承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响。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水火不容。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下层民众就不能抬头，自己也就没有出路。刘伯承朦胧地意识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埋葬帝制、富国强民的救世良方。
当时的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中心。刘伯承抱着对革命向往的心情和找职业的愿望，于1910年邀集了上高等小学堂时的两位同窗好友前往上海。他们茫然地在上海东撞西碰，既没有遇见革命党，更没有找到孙中山，连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着落，只好扫兴地返回故里。
当年年底，刘伯承奉母亲之命与程宜芝结婚。这是一门早年订的娃娃亲。
刘伯承虽一直心有不满，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只得同意完婚。后因他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双方脱离了关系。
第二章川中名将
第一节将校学堂的优等生
1911年是中国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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