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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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川中名将　
　　　
　　第一节将校学堂的优等生
　　191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骤变、激烈动荡的年代。清政府以实行铁道国有政策为名，向帝国主义拍卖粤汉、川汉等铁路的主权。这一卖国行径，立即引起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群众性的大起义。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整个四川也沸腾起来。吴玉章、龙剑鸣、王天杰等革命党人先后在荣县、内江起义。
　　11月22日，革命党人张培爵、夏之时率领起义军胜利占领重庆，并建立了蜀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布独立。11月27日，立宪党人在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不久，两个军政府协议合并，组成四川军政府。辛亥革命使刘伯承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渐渐感到，武力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它能对抗旧的势力，摧毁旧的势力，挽救国家的危亡。于是决心到万县参加反对清政府的起义。
　　母亲拉住他的手，难舍地说：“弟弟妹妹这样多，年纪又校你的娃儿也刚落地。你走了，家里怎么过啊？”刘伯承劝慰说：“妈，你别难过。与其守着穷家破舍过一辈子，不如出去闯一闯，或许是条出路。”
　　乡间的亲朋好友也好言相劝，说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乡人李云伍鼓动他去学经商，试一试做买卖的“生财之道”，莫去闯那“刀丛火海”。
　　对于这些劝说，刘伯承婉言谢却，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毅然剃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就这样，青年时代的刘伯承，“怀着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改革的思想，投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①。
　　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绵延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告结束。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独立后的各地民国政府纷纷广招兵员，开办军事学堂，以扩充革命势力。
　　重庆蜀军政府开办了将校学堂（后改为将弁学堂），招收革命青年和有志之士入学。刘伯承以文武各科的优异成绩被录龋全学堂共有400多学生，分编4个队，刘伯承被编入第二队第一排第一班。
　　将校学堂设在重庆市对面的嘉陵江以北。在学堂内，竖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告：东望幽燕，尚沦异域。
　　以会甘陕，警报频来。
　　得欲整我师旅，贵在将校得人。
　　爰办将校学堂，以为异日北伐之需。
　　将校学堂所设军事课程，大多是沿用日本陆军部颁发的“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还有初级战术和地形学等。
　　刘伯承对军事学习十分刻苦，操练时一丝不苟。有时为熟练掌握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将校学堂的正规生活，使年轻的刘伯承开始养成谨严、周密、勇猛、稳健的性格。除学习本校课程外，他还广泛涉猎①朱德：《祝刘师长五十寿辰》（1942年12月16日）。
　　古代的兵书，或找其他军校的教材对照参考，以充实自己。诸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和《百战奇略》等著作，更是案头必备，许多章节出口能诵。
　　在将校学堂，刘伯承是出类拔萃的军人。他不但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闻名全校。他烟酒不沾，牌赌不视，毫无恶习，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每月官饷所得，除了买书之外，全部寄给母亲，补贴家用。
　　经过10个月左右的紧张训练，刘伯承在1912年底以各科目的优异成绩毕业，被分派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熊克武是四川著名的革命党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为蜀军总司令，很快招募到两个团的队伍。由于成都和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为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原属两方的军队也统一编组为川军，共有五个师，熊克武所部为第五师。
　　不久，刘伯承由见习生升任司务长、排长。他漫长的军旅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
　　第二节手执青锋卫共和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夺龋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实行个人独裁，排斥和打击革命力量。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了国民党著名领袖宋教仁。接着，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乞取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大力扩大反动军队，公开镇压革命党人，逐步暴露出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反动面目。7月，孙中山仓卒组织力量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发动讨袁，被称为“二次革命”，因战事以江西和南京为中心，所以又称为“赣宁之役”。7月下旬，熊克武等国民党人在重庆密谋响应。8月4日正式组成讨袁军，熊克武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并发表讨袁檄文，声讨袁世凯“悖叛共和，大逆不道”。宣称：“本军全体痛愤，万众一心，誓师宣布，共讨袁贼。本拟载兵东下，接应民军，与独立诸省会师北伐，生擒袁逆。惟念胡景伊助桀为虐，毒害川民，狡诈专横，罪不容逆。目前直接讨胡，即所以间接讨袁。”胡景伊原是四川军政府属下的四川陆军军团长，因依附袁世凯被升为四川都督。
　　讨哀战事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态势。除第五师以外，川军其余四个师都站在胡景伊一边，客居川地的陕军、滇军、黔军约两师兵力也助纣为虐。
　　一些地方民团、土匪受胡景伊拉拢利诱，也趁势蜂起，烧杀抢掠，袭击讨袁军。刘伯承奉命带领一个排先行到达綦江，向上匪的据点发起进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实战，有勇少谋，在与敌人交火之后，自己奋勇当先猛冲上去，一下跃到敌人阵地前沿。可回头一看，身边只有四、五个士兵，后面的队伍没有跟上，只好退下阵来。
　　四川讨袁军兵分四个支队，采用南北防御，中路进击的部署。刘伯承所在的第一支队西趋沪州，担任主攻。当面之敌为战斗力较强的川军第一师的主力旅。战斗从8月4日拂晓开始，一连数日刘伯承率本排随连队参加寒坡场战斗。他吸取了綦江作战的教训，对全排士兵作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他说：“弟兄们，袁贼不除，国难不已。我们要勇敢冲锋，为共和而战！”说罢，就和另一个排长带头冲锋。经过几次拉锯，终于夺下敌人阵地。连长蒲剑鸣怯战怕死，一见情况紧急，伤亡又大，早就跑到营部告“急”，说是“一连人都打光了，赶快增援”。
　　刘伯承等两个排在前边打了胜仗，回头却找不着连长，只好直接向营长报捷。营长李遐章不禁愣住了：刚才连长“报急”，现在排长“报捷”，到底是怎么回事？待看到刘伯承将俘虏和战利品押送上来，才弄清个中原委。
　　于是将蒲剑鸣大骂一顿，撤职查办；即令刘伯承代理该连连长，并报请上级正式加委。
　　8月12日，敌方增派大量援兵疯狂反扑，讨袁军势孤受挫，寒坡场得而复失。第五师重新组织兵力进攻，一鼓作气夺回附近的五里店阵地。双方相持到天黑。敌人一面发起佯攻，一面向后退却。刘伯承等部奉命追击，至石洞镇与在翼部队会合。并绕道袭击敌人侧后，在13日占领立石站，进据离泸州50里的特凌铺。左翼部队也沿长江左岸，自朱家沱进到合江、王尝白米尝望龙场一带。故事发展顺利。正在这时，讨袁军南边防线被黔军突破，滇、陕两军也东西对进夹击重庆。熊克武急令攻泸部队回援。刘伯承随部队兼程东返，当赶至重庆西南的白市驿时，得报重庆失守，熊克武等讨袁军领导人出走。部队折回来风驿。讨袁军前敌指挥但懋辛见大势已去，就把饷银分给各营，资遣官兵回乡。历时50天的四川“癸丑讨袁之役”终于失败。熊克武事起仓卒。发难当日，赣、宁等地的反袁军事行动已纷纷趋于失败，熊克武为免遭胡景伊的吞并才不得不孤注一掷。四川讨袁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英勇地反抗和打击了袁世凯的势力，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在战斗中，刘伯承左脚负伤，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带领余部撤退，躲避追兵。据他自己回忆，“左遇团练，右遇敌军”，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处境非常险恶。于是只得把枪支交由当地老百姓保存，各自寻求生路。刘伯承带着伤躲进一座庙里，巧遇原将校学堂一位教地形学的教官，因师生情谊，教官留他暂祝不久，这里风声又紧，刘伯承又潜赴重庆小住一段。后来回到开县老家休息、养伤。
　　讨袁战争失败以后，四川有300多革命党人被捕杀。袁世凯及其在四川的帮凶胡景伊等人继续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和讨袁将士。1914年1月23日，胡景伊开列了115人的黑名单，向袁世凯献媚邀宠。袁世凯即传令各拾都督民政长、各地方长官通饬所属，一律按名严行查拿，务获究办，勿使漏网”。
　　川中许多仁人志士惨遭杀戮，且“籍没家产，株连极广”。侥幸逃出的先后流亡上海，或避居日本、南洋。在讨袁战争中，刘伯承作战英勇，才华初露，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14年春天，刘伯承在家乡也呆不住了，便约集军中同事数人顺江东下，到上海避难。
　　船过三峡，刘伯承伫立甲板，眼观两岸青山对出，前方水天一色，追思往事，瞻念前途，一股豪情从胸间冲腾而起，不觉吟出一首《出益州》的七律来：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
　　由四川来的流亡者大多藏匿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便是著名的革命党人聚居的地方，刘伯承也住在这里。这时的局势比起几年前更加混乱。
　　逃亡的革命党人中，思想也相当复杂。有的失望、彷徨，有的沉沦，有的甚至靠告密卖友为生。这正是软弱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失败时的流行玻然而，刘伯承却毫不气馁，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当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革命党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他大为振奋，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4年秋，他宣誓参加中华革命党，并经常同原熊克武第五师的但懋辛、李蔚如、张冲、李遐章等人在一起开展革命活动。这些人大多是老同盟会员，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具有强烈的反袁思想。
　　这段经历对于刘伯承青年时期富国强兵、救国救民思想的形成，有着较大的影响。
　　第三节血洒丰都
　　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于1914年5月悍然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一部所谓“新约法”，后又自封为终身大总统。在日、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915年12月12日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为“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为推翻袁世凯的新王朝，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并组织中华革命军，派革命党人到各省组织起义。
　　据《民国川事纪要》记载，孙中山委任卢师谛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并派吕超、石青阳、刘伯承等到宜宾、达县、忠县、丰都一带组织讨袁起义。
　　1915年12月，刘伯承和康云程、王旭东等人回川，一行人化装成商人，由上海乘船经武汉至宜昌。因冬季水枯，在宜昌换乘川江小轮。宜昌是人川的重要通道，北洋军在码头戒严检查，搜捕潜往四川的革命党人。
　　在刘伯承的行李中，有一个装有炸弹的竹篓。同行二人一看岸上军警林立，便示意他把竹篓扔进江里；刘伯承也焦急地思考着对策。忽然，他发现旁边堆有一位参议员的行李。情急生智，他乘人不注意，悄悄将竹篓移入行李堆中。船靠岸后，搬运的苦力前来卸运参议员的行李，问道：“这几件可是参议员的？”刘伯承随口回答：“正是的，快搬走吧。”当行李被运出关卡以后，他从容而出，取回竹篓。正在这时，一个友人匆匆来码头迎接他。
　　刘伯承立即将竹篓递过去。对方以为是赠送的礼物，连忙推谢。刘伯承轻轻踩着对方的脚面，故意高声说道：“小意思，收下吧，浙江的特产。”对方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赶紧接过去。就这样，两人带着装有炸弹的竹篓，在军警面前扬长而去。
　　完成递送炸弹的任务之后，刘伯承等继续溯江而上，先后到奉节、万县、涪陵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和有志之士，广泛地发动、策划武装起义，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组成护国军。
　　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东出两广。唐继尧以云南部督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策应各方。
　　当时，各省军政大权基本上为袁世凯的爪牙亲信所控制，唯有西南川滇黔三省是薄弱环节。反袁的革命势力力图把四川作为一个突破口。而袁世凯早已虑及西南空虚，特派其亲信陈宦为四川军务会办，总揽军政大权。并先后派遣精锐部队曹锟、张敬尧、李长泰（一个旅）约3个师，冯玉祥、伍祥祯、孔繁锦3个混成旅，共约六七万人入川镇慑。由于蔡锷将军亲自率领云南护国军第一军向川南袁军进攻，于是讨袁护国战争的主要战斗在四川境内展开。
　　刘伯承回川后，先以涪陵为活动中心，策动涪陵警备队长杨光烈率部起义。该部有俄式枪120支，并得到当地开明士绅李次安等人的协助，又吸收了张子昭部义勇军数十人枪，还有夏仲实、曾江柱等人也率部前来投奔。刘伯承把这些部队集结到邻近的大顺场宣布起义，定番号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卢师谛任命王维纲（伯常）为支队长。因王维纲随熊克武绕道昆明、宜宾，此时尚未到达川东，该支队由刘伯承指挥。在此前后，奉节、万县一带会党和农民群众也纷纷起义。这样，四川东部的长江通道便处在护国军的监视之下。刘伯承部署起义军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沿江一带进行游击活动，骚扰和拦截从湖北溯江入川的北洋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冯玉祥在他所著的《我的生活》中说：“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①早先埋伏的奇兵。”这支奇兵，正是刘伯承所带领的川东护国军。
　　在川东部署就绪后，刘伯承又应革命党人张明安的邀请，前往壁山县帮助整理、指挥民众起义队伍。壁山位于重庆的西面，是从陆路通往泸州的必经之道。这里的农民深受北洋军曹锟部奸淫掳掠之苦，尤其是丁家坳一带农民常常被北洋军拉夫充苦力。北洋军把抓去的强壮农民关进庙宇里，不但不给吃饱饭，还打骂虐待。一天，农民们饥饿难忍，群起要求供给饭食，遭到开枪镇压，当场惨死多人，还被戴上“骚乱”“暴动”的罪名。愤怒至极的农民们拼死反抗，打死守卫，冲出庙门，全部逃跑。但又不敢回家，便啸聚山林，起义反袁，人数聚集有千余之众。
　　刘伯承到达后，立即上山和农民首领吴国安、朱建勋等见面，对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深表赞誉，晓以反袁大义，欢迎他们投入护国战争。大家听后，一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请战，并要求刘伯承留下领导和指挥。刘伯承再三解释，说明涪陵、丰都一带有重任在身，不可能久留壁山，建议由张明安先生出面执掌。张明安是当地的老革命党人，早年任丁家坳小学校长，讨袁战争时与刘伯承相识，后到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任教，在这一带颇有声望。前不久，学校被曹锟霸占为行营，师生被赶出校门。张明安对此极为愤慨，密谋用炸弹除掉曹锟，不料被北洋军察觉，便潜回老家避难。经过大家协商，决定成立壁山县义勇军司令部，以张明安为司令。刘伯承常为他们出谋划策，协助张明安领导义勇军抗击北洋军。
　　据侦察报告，在泸州方面与蔡锷护国军作战的川军周骏师，急需补给5000套军装和一些其他物资，敌人派一名团长率两个连押送，预计次日早晨经过丁家坳。刘伯承赶紧和大家商议，准备设置伏兵，予以拦截。当天晚上，刘伯承带领两个随从，亲赴丁家坳10里外的龙塘，勘察地形，确定设伏地点。
　　次日上午，敌人的运输队果然开来了。敌军团长骑在马上，催促兵丁和挑夫赶路。刚到龙塘，突然两边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几个敌兵应声倒地。
　　刘伯承冲在前面，并对敌人喊话：“弟兄们，莫替袁世凯卖命啦！前面义勇军多得很，你们冲不过去，也退不回去，只有缴械投降。我们保障你们的性命。快快派人来交涉。否则？？”敌人遇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见义勇军漫山遍野，吓得魂飞胆丧，不得不缴械投降。就这样，两个连的枪支，5000多套军装和一些物资，还有一匹战马，都成了义勇军的战利品。义勇军初战获胜，士气大为振奋，也震动了邻近四乡。壁山县南部十多个尝镇农民群起响应。
　　刘伯承还协助张明安整顿编制和进行训练，将吴、朱、钟、杨四个首领委为营长，投诚过来的敌方谢克伯连长升为营长，又任命了两位参谋和一个秘书。义勇军也全部换上了新军装，俨然成为正式的军队了。刘伯承治军十分严格，又样样身体力行。他告诫义勇军对人民要公平交易，不准乱拿群众财物，违者严惩不贷，深得农民的拥护。
　　不久，涪陵、丰都一带军情紧迫，刘伯承又赶回涪陵大顺常后来，这①蔡松坡，即蔡锷，松坡是他的字。
　　支义勇军在张明安领导下积极配合护国军，开展游击活动，袭击、骚扰北洋军。
　　刘伯承返回川东以后，即指挥护国军第四支队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活动，更加猛烈地打击北洋军的援兵，全力配合川南护国军作战。这支400多人的队伍，以突然袭击的战法，将涪陵巡防队的30人枪全部俘获。接着，前往攻打邻近的长寿县。长寿县在重庆下游150多里处，背山面水，地势十分险要。
　　原来县城警备队长曾约定在四支队攻城时率部起义，作为内应。但当四支队进攻时，城内警备队却没有动作。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城未攻下。刘伯承下令撤出战斗。他对大家说：“凡大军作战，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余自迎刃而解。现川南决战，正图此举。其次是夺占交通咽喉，断敌后路，使敌在作战上感到非常痛苦，力自不支。现泸、纳吃紧，遮断长江交通刻不容缓！”
　　他提议立即移兵丰都。因为那里敌军较弱，也料不到护国军会从200里外突然降临。支队长王维纲刚刚到职，指挥上对刘伯承言听计从。于是，部队快速向丰都运动。当行军到马口垭时，刘伯承和王维纲下令停止前进，并对负责联络的康云程说：“此地离丰城约30里，你先进城探明消息，联络党人，再定我军行止。”康云程领受任务后，即携带《讨袁檄文》和四川护国军的《布告》混进城里侦察。
　　康云程入城探知敌有两团兵力守御，但恐据实报告会引起指挥官的犹豫动摇，便遣人向刘伯承谎报：“城内只驻有北洋军两个营，望速攻击。静候复命。”
　　3月20日，丰都攻城战发动。刘伯承奋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护国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击敌军，毙敌百余人。康云程乘机在城内广贴檄文、布告。敌军不知虚实，遍烧民房数千家，一边阻止护国军进城，一边布置退却。
　　就在率领部众攻打城门时，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昏倒在血泊之中。几位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了他，抬进城里邮局内休息，又请来“恒春茂中药店”老板郑慎之，给以治疗，敷些止血的草药。
　　护国军因兵力不足，又失去指挥，被迫且战且退。部队转移时没有担架，康云程找来一只箩筐，刘伯承顶着一床棉被，蜷缩在筐里，颠簸在崎岖的山道上。部队退到涪陵鹤游坪（今属垫江县），就地休整。刘伯承忍着剧痛，力主召开“阵亡将土追悼会”。当大家看到他满头缠着绷带出现时，纷纷流下了热泪。
　　由于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加上缺医少药，刘伯承的伤势日趋恶化，已不能主持军务。支队长王维纲缺乏统驭部队的能力。四支队内部的杨光烈、张子昭等人，看到部队面临困境，感到前途无望，便想拉走队伍，另谋出路。
　　王维纲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但又束手无策，独自一人携款奔重庆去了。杨、张二人更加有恃无恐，便各自带些部队走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遂告瓦解。
　　部队瓦解以后，刘伯承在鹤游坪也呆不住了。为了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