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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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纷纷奔向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耕作。春夏两季，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耕地、锄地、收割庄稼达2。9万多亩，其他出工5万多个。冀南军区部队在耕牛大批被敌人抢掠、民间畜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用人力拉犁耕地，帮助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
　　秋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军民全力转到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工程中，以从根本上加强根据地的抗灾和夺丰收的能力，争取经济和财政的全面好转，为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矗冀南军区部队协助群众堵筑河流缺口，培修残堤险岸，修复和开挖新旧河道，总长达934里，打井1万余眼。太岳军区仅第二军分区部队就帮助群众开渠40里，浇地4000亩。太行军区部队帮助群众修筑成了漳河三渠，共长37里，可灌溉土地9800余亩。
　　这漳河三渠，在上年冬就开始修筑了，太行区政府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灾民进行施工。其中位于赤岸村附近的“漳南大渠”，直接凝聚着刘伯承、邓小平的心血。修渠方案，是他们会同有关人员，利用工作之余熬夜赶订出来的。随后，他们又会同地方政府，召开各种会议，研究确定了施工方案和经费问题。为了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他们派人从石匠之乡——河南林县请来几十名打石好手。还派人从敌占区购来一台测量仪器，指定师政治部两名懂行的干部用它专司测量。开工那天，刘伯承、邓小平一大早就来到工地。邓小平对民工们当场宣布：“为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由部队发3斤小米。”这大大鼓舞了民工的劳动热情。刘伯承、邓小平拿起工具，加入了抬石头、垒石堰的行列。以后，他俩常常深入施工现场，边参加劳动，边解决各方面的难题。全长27里，途经8个村庄的“漳南大渠”修成后，清清的渠水流向田间，淌入村头。老百姓饮水不忘开渠人，满怀感激地称它为“将军渠”，以永久纪念刘伯承、邓小平的功绩。
　　漳南大渠的修建，启发和推动了晋冀豫根据地军民治水抗灾的积极性，把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的斗争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太行、太岳、冀南迅速掀起了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热潮。到1943年夏秋，抓住雨水充沛和根据地军事斗争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机，军民共同奋战，水利工程的规模更大，质量更好，许多设施并已初见成效。这有力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生产渡荒和对敌斗争的信心，成为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转机。
　　一灾刚平，一灾又起。1943年，豫北、冀西相继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刘伯承、邓小平又指挥部队投入了虫口夺粮的战斗。各级指战员配合地方政府和群众，群策群力，采用多种办法灭蝗，有的组织剿蝗队，集中人力对蝗虫进行分割包围，捕捉扑杀，且多利用早晨露重蝗虫飞进不易的有利时机出动。
　　有的黑夜大张灯火，下设水缸水盆，引诱蝗虫飞扑灯火，落水而亡。有的在荒芜的田野里放置干柴禾，吸引蝗虫钻入避寒，然后火烧。更有的挖掘虫卵，断绝蝗虫的生长繁衍。军民协力灭蝗，捷报频传。一次军民出动3000余人捕杀蝗虫8。4万余斤。另一次一夜火攻，烧死蝗虫无数，仅落到纵横十几里长的“封锁沟”里的虫尸，竟达7寸厚。挖卵灭种的工作也大见成效。边区政府因势利导，发布了挖1斤虫卵换1斤小米的奖励措施，动员了千家万户，老老少少一齐上阵灭蝗。
　　除了发展生产外，节约也是根据地党政军民抗灾救灾、渡过难关的一项重要措施。刘伯承身体力行，带头紧缩开支和节约粮食，掀起和推动了第一二九师上下的节约运动。
　　从1943年7月起，刘伯承、邓小平连续发出指示，要求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所属部队必须坚决节食节用。粮食方面，基干军队由每日1斤半小米逐步减为1斤，地方武装由1斤1两减为15两（16两制），机关由1斤减为13两。普遍以野菜代粮，一日三餐以稀为主。每人每日1角2分的菜金，每人每月1元5角到5元的津贴费，每个连队每月近百元的办公费，从10月开始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
　　刘伯承坚持在师司令部机关吃大灶，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赛砖头”。这是一种用红高梁或豆面加野菜、树叶，混合后蒸成的菜馍馍。因其坚硬难咬，有人戏称它为“赛砖头”。刘伯承年过半百，身有多处创伤，又要为作战、工作日夜操劳，加上营养不足，脸颊日见消瘦。李达怕这样下去，会把他拖垮，就劝他：“你是一师之长，要是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事业，你应该吃点好的，加强点营养，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
　　刘伯承摇了摇头，诚挚地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种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大了。你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
　　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不知道换了几次。天晓得，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回到上海，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后来到了苏区，那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菜馍馍，就蛮不错了嘛。我们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①为了尽可能节约开支，日用品的消耗降到了最低限度。灯油比以前节省了三分之二。司令部有位参谋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刘伯承听了大为赞赏，指示宣扬、推广。他惜纸如金，笔记本仍沿用内战时期存下来的那种黑皮本，封皮是软的，纸张黑而粗糙，他已用到第5本了。文电用稿，他提倡一纸四用，即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连信封也是就地取材，用旧报纸糊，或用旧信封反过来再用。他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师上下养成了节约的风气。
　　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的领导下，晋冀豫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有力地支援了战略反攻和夺取抗日战争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2页。
　　的最后胜利。
　　第五节开创敌后武工队
　　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密不可分的两大环节。
　　晋冀豫根据地开展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的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也把对敌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从1943年起，根据地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时期。
　　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全面、深入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组织和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小部队向敌后挺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彻底扭转了主要依托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
　　晋冀豫根据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发展的过程。
　　早在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高干会上。刘伯承作《党军建设报告》，就明确提出：“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这就是说，针对异族侵略军的重兵“扫荡”，再不能光用敌进我退的老方针了，应改变为与敌对进，用深入敌后之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敌人的合围。这也是他1934年提出的用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打破敌人“围剿”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1940年12月，他主持编写《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又专门列出了“敌进我进”一项，并作了具体的说明：“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
　　1942年3月，刘伯承总结了二月反“扫荡”的经验，再次提出要执行敌进我进方针，指出：必须派遣武装工作队、武装便衣队，不断浸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一方面则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盯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是把敌进我进方针又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包括了政治、军事等全面对敌斗争的内容，对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的、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了这一创见，并指示华北的晋西北、晋察冀、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也照此办理，普遍开展武工队工作。
　　方针既定，刘伯承、邓小平毫不松懈地抓好武工队的组织工作。他们拟定了关于武工队的组织及任务，作为组建和派遣武工队、小部队的依据。他们采取办集训队的办法，训练出一批批骨干，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集训队成员，是从各部队挑选的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并加上太行抗大六分校的毕业学员。集训队按工作区域划分成若干组。训练内容主要是了解研究社情、敌情和各阶层的民情，明确敌后工作的任务与原则，熟悉相应的战术，并通过必要的演习加以熟练，制订出行动计划。
　　参加集训的干部大多数对开展武工队工作是积极热情的，他们在第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的具体指导下，认真进行着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学习和训练。但部分人员认识上有偏差，有的担心光凭几支武工队在敌占区闹不出大名堂，况且孤悬敌后，处境险恶。有的认为在武工队里限制束缚太多，群众条件和后勤供给差，不如在正规军和根据地里干得痛快。刘伯承、邓小平多次来到集训队跟大家讲形势，讲武工队的作用和意义，讲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战术，帮助大家端正态度，提高信心，消除一些疑虑。
　　3月里的一天，刘伯承由赤岸村出发，专程赶到虎头山下的集训队，布置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集训队负责人向他简要汇报了集训情况，接着请他作指示。他开门见山地宣布：“你们要我来讲一讲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问题，今天我就来讲几条原则，点点题，文章还是要靠你们去做。搞武工队是件新鲜事，经验要等你们去创造。”
　　“干武工队和干别的工作一样，必须明确工作任务、组织要求和工作方法，当然，我还要着重讲一讲战术。”
　　按着自己的思路，他有条不紊地讲起来：“武工队初次出动应着重于简单的政治宣传，或兼侦察，任务不可过重，距离不可过远，最多走出去一昼两夜的路程，在敌占区不要久留，次日晚间至少应回到敌我相持的游击区，必要时秘密通知就近游击队接应。这是为了求得初次出动的胜利，以便提高信心。”
　　“武工队的组织、派遣由军分区负责。人员依需要可多可少，少者十几，多则几十。因为是深入敌占区独立活动，环境困难，所以领导要配强。队里的指挥、政治干部都是要政治坚强、大胆机敏而有威信者。这一点关系活动成效很大。你们分派下去后要听从分区首长的安排，但要协助分区首长组织出动前的训练，就象我们这里做的一样。”他是属于那种讲究语言艺术、重视表达效果的人，声音本来就清脆响亮，再加上抑扬缓急，节奏控制有度，巧妙地弥补了川音难懂的缺陷。
　　“武工队要突出政治进攻，应以政策和革命的两面策略；运用宣传与组织的方法，察明敌人欺骗、配给与压制的情形，尤其是秘密爪牙的分布。并乘机进行集会，团结群众，而本身特别应严格遵守纪律。敌占区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必要的配合，但两者必须严格分开，以免暴露力量，遭到破坏，这点要十分注意。
　　他具体地阐述了武工队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政治内容。
　　“武工队的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任务的需要与否来决定，不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战术一般采用避实击虚的奔袭动作，使得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捕捉。在突然与敌人遭遇时，小敌可捕捉击杀，大敌则避开。当敌人来合击时，以麻雀战分遣撤退，但预先应确定第一、第二集合场，便于收拢部队。行动应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谣言，曲折运动，以迷惑敌人。行军不重复一路，宿营、休息不久停一地，即使暂时停止也应在四通八达之处，一切使敌人不意。放警戒不宜过远，以免过早暴露。全部活动必须严守秘密，不露动向，依靠居民作潜伏地探，通信也极应秘密，不落痕迹。对敌人要特别注意捕击它的侦察与通信机关，使它耳目手足麻痹失知，摸不着我方规律，而利于我方抓住它的弱点进行袭击和合击。”
　　他详尽地讲解了武工队应该采用的各种战术。
　　看着学员们兴奋活跃的面孔，刘伯承满意地笑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大家集中注意力。接着发问：“听说你们有人看不起武工队，怪话连篇，说什么‘一条长虫两个蛋，敌人窝里难动弹’，有这么回事吗？”①会场里立即响起一片哄笑声。
　　“别小看这一条枪两个手榴弹，发挥得好威力可大了。武工队深入敌后独立活动，任务艰巨、困难，危险在所难免。但它的作用和意义十分巨大，①　1980年1l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是扼制敌人向根据地“扫荡”、蚕食的战略性行动。武工队斗争内容复杂，包括政治、军事斗争。形式多样，有隐蔽斗争，也有公开合法斗争。既要使自己站住脚，又要打击敌人，配合根据地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把你们这些骨干拿出来，去挑这副重担。我们还想了办法，在目前经济极困难的情况下给你们提高待遇，每人加发5元钱、一套军装、一套便衣。为便于你们独立行动，特地规定武工队对一些重大问题可以先斩后奏。当然你们应谨慎行事，不能乱来。”①一番话把大家的情绪更高地鼓了起来。刘伯承最后鼓励大家：“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争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希望你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际斗争闯出新经验、做出新成绩，成为带动我师和各军区武工队工作的先驱者！”
　　刘伯承、邓小平还分别情况对一些重点地区的武工队工作做了具体指导。太行第二军分区，楔入正太、同蒲、白晋3条铁路交通线之间，从北面屏障着整个根据地，被称为“太北的门户”，首当其冲地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敌人反复用重兵“扫荡”，以政治结合军事、经济、文化等的综合手段进行蚕食。到1942年初，全分区纵横9个县境被割裂成互不相连的条、块，完全变成了“格子网”，成为太行根据地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地区。武工队方针刚一确定，刘伯承、邓小平就把第二分区的领导成员召到赤岸。邓小平说：“党中央、毛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局势即将到来，我们要争取两三年内打败日寇。目前是接近着胜利，但又极端困难，这叫‘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为当前暂时的严重形势所左右。”②“对！”刘伯承接着补充。“认清了形势与前途，才能有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的办法。敌人不是向我们根据地前进吗？不怕！我们也要向敌人前进。
　　要轻装，放下包袱，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组织起许多支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繁殖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这样，不仅可以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而且能够扩大我们的阵地。”
　　武工队很快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仅仅几个月时间，太行、太岳、冀南3区就派出42支武工队，约1400余人。武工队象一支支利箭，飞插到根据地的“格子网”或边沿敌占区内。为了加强武工队的威力和便于掩护，各分区还相应组织了一批武装宣传队、侦察队等小部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这些武工队、小部队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和战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瓦解和争取伪军，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争，逐步站住了脚跟。
　　保护群众利益，解除群众对敌负担，是在敌占区发动群众的关键。武工队通过建立村、户联络，贴标语，散传单，召开小型群众会等，唤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有了活动的基矗但敌人随即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通过伪保甲系统，向群众发出威胁：“谁家墙上有八路军的传单标语，就烧谁家的房子”，“谁参加八路军召开的会，听八路军的宣传，一次割耳，二次断腿，三次杀头”。于是，群众恐慌起来，有意躲避武工队。武工队遵照刘伯承、邓小平关于“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指示，一方面继续向群众作宣传，揭露敌人割裂八路军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阴谋；一方面改换斗争策略，想方设法免使群①　1980年11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②　1980年11月采访李天茂谈话记录。
　　众受害。标语不再贴到老百姓的墙上，而专贴到伪政权机关的屋墙上，或是日军的布告栏里以及庙墙、大树、电杆等上面。开会，不把群众召集到一块，而是利用晚间，选择村头高地，通过喇叭筒向村民“广播”。春耕时节，老乡们下地生产，武工队员便深入田间，一边帮助干活，一边做发动工作。日伪组织向群众强迫征壮丁和征粮，武工队就替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或抗或拖；非办不可的，武工队采取半路“伏击”的办法，救出壮丁，抢下粮食，发还群众。武工队又适时集中力量摧毁了日伪军组织的“棒棒队”和“肉电杆”等特务组织，解除群众的痛苦和顾虑。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终于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但坚决抗日，而且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救星，因而纷纷自动投入抗日活动，真心诚意地掩护和帮助武工队。武工队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如鱼得水，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
　　一批批游击小队、游击小组相继建立起来了，割电线、通情报、除汉奸，配合武工队打击日伪军，动摇了敌占区的统治基矗瓦解伪政权、伪组织的工作也有了进展。武工队正确执行争取伪军的政策，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用多种方式向伪军、伪组织展开政治进攻，或喊话，或散传单，或上课，宣传抗战快要胜利的形势和唤醒伪军的民族意识。又利用伪军、伪组织成员大多是本地人的特点，发动群众村串村、亲串亲、友串友，深入进行瓦解工作。一些伪军开始跟武工队拉关系，愿做内线，逐步酝酿反正。一些伪组织主动找武工队接头，有的从原来一面应付日军，变为两面应付；有的从两面应付，发展到更多地倾向八路军，有的甚至完全靠拢八路军，为武工队所掌握和利用。
　　武工队在敌占区纵横出没，大显神威，日军惊呼出现了“心腹之患”，不得不抽出部分兵力加以对付，这就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这年夏季太行反”扫荡”中，武工队、小部队领导游击队、游击组乘虚攻击日伪军的后方运输线和据点，并引导和协同跳到外线的主力部队突击日伪军的弱点，直接配合了腹地的反“扫荡”。武乡段村、辽县苏亭、襄垣五阳、潞城黄碾等地成功的伏击、袭击战，长治机场威震敌胆的奔袭战，都包含着武工队、小部队的功绩。
　　经过半年的实践，刘伯承、邓小平于9月主持制订了《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明确规定武工队的政治领导由军分区政治部负责。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必须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地方政府应派驻代表。并进一步确定了武工队的任务和行动准则：切实照顾和保护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惩治死心蹋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样，以武工队形式贯彻的敌进我进方针，就更加完备、具体了。
　　晋冀豫根据地不断加强武工队工作，以敌进我进的坚决手段与敌人斗智斗力，逐步取得了成效。至1943年上半年，冀南恢复和扩展了10个县，约占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太行被日伪军严重蚕食的平汉路西侧广大地区，大都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打开了高平、长子、沁水、沁县等边沿区的工作局面。自10月起改隶第一二九师的冀鲁豫军区，北端形势最严重的第一分区，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在紧靠津浦铁路的敌占区，开辟了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游击根据地。纵观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武工队、小部队恢复和扩展的面积及增加的人口，约占全年恢复扩展和增加总数的五分之三。敌进我进方针取得了战略性的伟大胜利。
　　7月以后，刘伯承接连写出《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对敌进我进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指出敌进我进是共产党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