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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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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固守襄阳。同时频频发电，惊呼“处境危殆”，向蒋介石和白崇禧求救。
蒋介石和白崇禧，本来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豫东和平汉线。当得报襄阳被围时，他们认为不过是共军“声东击西的故伎”。待到襄阳城门告急，他们才感到问题严重。但对防守方案发生了分歧。蒋介石复电康泽：“共军必无远射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白崇禧却坚决反对弃山守城，认为这违背“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法则，严令康泽夺回真武山，恢复城南防御态势。由于襄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令华中“剿总”进行援救。白崇禧虽对蒋介石指派亲信康泽坐镇襄阳久怀不满，对康泽的困境不甚关心，但他也深知襄阳失陷，不仅会危及他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声誉，而且将破坏他的战略后方的稳定。因此，他决定派兵援救。就白崇禧的兵力部署而言，南阳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离襄阳最近，所辖整编第九、第十五两个师也有一定战斗力。但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惯用战术，不敢从南阳出援。而张轸兵团尚在周家口一带，远水近火，无济于事。唯一可以动用的，是他驻信阳的桂系整编第七师和驻确山的整编第二十师。至于救援的路线，白崇禧又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按照蒋介石规定的原则，援兵“应取捷径，昼夜兼程”。整编第七师、二十师就近在确山集结，经泌阳、唐河、新野奔襄阳，路程较短，急行军5天可到。白崇禧认为，直路行军，途经解放区，共军极易发觉，且有唐河、白河之阻，敌前渡河，犯兵家之忌。他决定取远道，从驻马店、确山、信阳乘火车到孝感，再徒步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由宜城向襄阳驰援。预计车运两天，步行5至7天。他颇为自得地对幕僚说：“这条路线所经多是我控制区，兵法云‘以迂为直’，且远敌渡河。安全有保障，定出共军意外；一旦襄阳不守，我又可先敌控制长江北岸沙市、宜昌一线，防共军南渡长江。”
这些，早在刘伯承的谋算之中。6月27日，他就令江汉军区适时在皂市、钟祥一线发动攻势，配合襄樊作战。7月13日，又令第二纵队以一部向南阳佯动，牵制南阳王凌云部不使南援。因此，逼迫白崇禧只得舍近就远，进行长距离增援。15日，敌增援部队先头整编第七师第一七二旅到达钟祥、京山一线，但不敢孤军冒进，停下来等待整编第二十师。这就造成了第六纵队等集中兵力攻击襄阳的有利态势。
15日黄昏，对襄阳的总攻开始了。担负突击任务的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第一营，以猛虎下山之势，在集中而严密的火力支援下，勇猛通过西关大石桥，5分钟即登上城头，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巩固住了突破口，后续部队乘势向纵深发展。西关的胜利突破，使城内守敌完全陷入混乱。在东关攻击的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二十八旅乘机涉濠登城，投入巷战。几路部队协同一致，穿插分割，猛打猛冲，很快在敌司令部杨家祠堂胜利会师。
康泽和郭勋祺这时尚龟缩在大炮楼里负隅顽抗。经劝降无效后，组织了最后的攻击。一阵猛烈的炮火过后，工事大半被毁，战士们英勇突进，生俘了康泽和郭勋祺。至此，襄阳这座被敌人蹂躏的古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是役，共毙伤敌3700多，生俘1。7万余。
战后，刘伯承和陈毅，对康泽和郭勋祺等被俘高级军官进行了教育争取工作。郭勋祺早年同刘伯承、陈毅相识，彼此友谊很深。刘伯承、陈毅多次接见了郭勋祺。刘伯承回忆起1926年与郭勋祺在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一起开会的情景，感慨地说：“从那时分别到现在，一晃20多年过去了，这中间的变化多大啊！”陈毅与郭勋祺畅谈起1936年至1939年彼此在皖南融洽相处的往事。那时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郭勋祺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军军长。陈毅多次到第五十军，向该部官兵宣讲抗战救国的道理和游击战术，郭勋祺曾送给新四军第一支队一批步枪和子弹。郭勋祺向刘伯承、陈毅倾诉了在川军里屡受国民党中央系的排挤和早就想脱离国民党而又苦无机会的处境，刘伯承、陈毅劝他从现在做起，为人民立新功。郭勋祺表示十分感激和鼓舞。10月30日，刘伯承最后一次接见郭勋祺，布置他返回四川做川军上层人物的工作，为将来解放四川作准备，并指示中原野战军敌工部交给郭勋祺。一定的活动经费和联络信物。郭勋祺欣然领命而去。
襄阳的捷报飞传全国。全国其他战场同样捷报频传。华北军区部队，经过50余天的连续作战，晋中战役得胜在先，平、津、保外围地区大量歼敌于后；华东野战军，自昌潍战役起在胶济、津浦两线及苏北地区转战两月，攻克战略要地兖州，总计歼敌10余万；连同中原战场的开封、睢杞和襄阳大捷，被称为震憾全国的”五路大捷”。这一连串的重大胜利，宣告了蒋介石“重点防御”战略的再次破产。中共中央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朱德总司令批示说：“此战役是小的模范战役，以同等之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外城，最后夺取据点襄樊。
估计正确，敌人指挥不强，其所率兵力少，战斗力弱，决心攻城后得最大胜利”。
刘伯承并没有陶醉于胜利之中，而是潜心于襄樊战役的经验总结。他深切地感到，战争形势的发展，把变换作战样式的问题又提到了中原野战军的面前。如果说，前一阶段主要是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相结合的运动战，而配合以阵地战；那么今后将转入主要的阵地战而配合以运动战。所以，他急于要把襄樊战役的经验总结出来，为今后的阵地战尤其是城市攻坚战提供新鲜经验。在他亲自起草的《中原野战军襄樊战役总结）中，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作战方向和时机的选择是战役胜利的基本条件；初战对战役发展影响甚大，必须慎重处理；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他还提出对付敌人的火力优势，应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到主攻方向；构筑掩体以防敌炮弹杀伤；对地雷先要战前侦察其敷设地点，设法取出或标记所在而绕过避开。他特地表扬了王近山机动灵活的指挥，指出“鉴于虎头山、羊祜山之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以桐柏部队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队全力攻襄阳城西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同时他又认为襄樊战役只是全部中原战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谆谆告诫参战部队：“中原战场好比一个篮球常你们在襄樊打了一个歼灭战，好比投篮得分，这是应该庆贺的。但要知道，你们有机会投篮，是由于其他对手在豫东和平汉方面被我方的其他队员卡住了。所以这两分的胜利，是我方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的眼光，始终放在战争全局的高度上，力求通过自己部队的行动，达成战略上的有利态势。
第三节大战前的整军
襄樊战役以后，蒋介石由于在各战场的惨败，不得不全面收缩战线，采劝放弃要线迟守要点”的方针，裁并绥靖区，编成新的兵团，以加强各重要城市的守备力量和机动力量。在中原战场，经过洛阳、豫东、襄樊等一系列战役，徐州刘峙和华中白崇禧两大集团屡遭严重打击，不得不转攻为守，分别将主力猬集于徐州、信阳地区，同时加强了济南、郑州、南阳等要点的防御。中原野战军由此获得了休整的机会。中原野战军一年来转战江淮河汉，消耗极大，主力锐减。艰苦的环境使部分指战员的右倾情绪和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断滋生，甚至发生过干部唆使战士逃跑和指导员擅自解散连队的严重事件。源源涌入部队的农民群众、青年知识分子和大批解放战士，亟待教育训练。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又要求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必须有大幅度的提高，以进一步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所以，中原军区决定自8月起，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在部队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整党整军运动。
这实际上是春夏间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
这次整党整军，主要抓住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开展军事民主这两个环节。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营党委和纵队、旅直属党委，开始建立了军区、分区党委，对所属部队和地区实施一元化的领导。尔后，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以团以上干部为整顿的重点。
7月初，邓小平奉召北上，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8月初，刘伯承和陈毅把中原全区团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部署整训工作。
8月7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召开了整军动员大会。刘伯承首先作整军动员报告。他回顾了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成效，提出那次整风实现了“三层亮”：“上有毛主席了解情况，中有同事知道自己情况，下有党校许多干部揭发错误”；向与会的领导干部指出，“要整首先从头整，从主要负责领导干部整，尤其军人，如不进行危险甚大”，“只有自我批评与批评才能教育干部”。他要求大家以延安整风为榜样，通过整党整军，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在革命局势发展，特别是在艰苦环境下的紧要关头，加强党的领导；二是把整党与士兵诉苦、三大民主相结合，抓好整军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三是在思想统一、组织保障、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提高军事素养，进行军队建设。
8月13日，刘伯承、陈毅由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宝丰县皂角树村，前往第二纵队驻地方城县竹园庄，给第二纵队和桐柏、江汉、陕南军区的团以上干部作整党整军动员报告，因为驻地分散，这些部队的干部没有参加上次的动员会议。报告会开始，刘伯承请陈毅先讲。陈毅朗声笑起来，说：“哪里话，你是最高司令官。”刘伯承说：“不，现在是整党，你是党的书记，你不讲哪个讲？大家欢迎。”一阵热烈而欢快的掌声随即响起来。陈毅连连往下按着手掌，示意大家停止鼓掌，说：“要得，我遵命。”他主要讲述了全国战局的演变和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等对形势的估计，分析介绍了各战场的态势以及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特别赞扬了刘邓大军带头中央突破，起了扭转战局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指出：现在中原、华东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逐鹿中原，我和伯承、小平同志都感到光荣之至！说到这里，他随口吟出两句诗：“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扭头问刘伯承：“好象是魏征的诗，是不是？”刘伯承微微一笑，答：“你是文武双全的将才，不会记错，是魏征的。魏征是冀南馆陶人，正在陈再道原来管辖的地盘上呢。”
接下来，由刘伯承作报告。他主要讲了整党整军、总结作战经验和提高干部水平等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整党整军搞好，以高昂的政治情绪去迎接新的斗争。他勉励大家要加强学习，学政治，还要学军事，把形势和任务认清，把战略思想搞通，弄懂战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动作，克服勇敢有余、智谋不足的缺点，适应大兵团作战的新形势。
动员后，刘伯承、陈毅还参加了第二纵队党委扩大会议，听取了纵队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当面指出了纵队有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等问题。他们的指示，推动了第二纵队的整党整军工作。
在这以后，中原军区团以上干部以纵队为单位，进行了半个月至20天的查整。按照刘伯承提出的“三层亮”的办法，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敞开思想，个个不留情面，将影响部队团结和进步的问题一一揭露出来。各纵队领导带头自我解剖，有的查出摆老资格、特功自傲、放松纪律的错误；有的检查出不能正确认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义，反而采取抱怨领导和消极避战的态度；有的检查出只想单独建功立业，不愿与主力配合作战的思想：有的检查出打胜仗就骄傲，遇挫折就消沉的不良情绪；还有的检查出领导班子不团结，抗上压下的现象。
刘伯承因势利导，既肯定了查整的成绩，又指出了新的目标。他在总结中说：“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一基础上改善领导作风，巩固和发扬己有的成果，克服种种坏习惯、坏风气。”他还特别提醒大家：“建设新的习惯和作风，比起破坏旧的习惯与作风，仍然不是容易的事，要有极大的坚持力才行。”
中高级干部进行这样痛快淋漓的自我批评和思想交锋，在中原部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多人放下了包袱，开动了机器，决心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战斗。
中高级干部的深入查整，带动了部队的进步。各部队及时进行了时事教育和整顿支部的工作。时事教育以学习“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为中心，经过讲解、报告，小组和连、营军人大会的讨论，战士们对胜利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斗志更为昂扬。整顿支部工作，也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评议支部领导和党员。许多表现好的党员、干部受到了群众的表扬和鼓励，一些有缺点的党员、干部受到了应得的批评。
这样，使党员与非党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切实改进了支部的领导作风。
在抓紧政治整训的同时，刘伯承大力抓了军事整训工作。7月28日，他颁发了中原军区一个月整训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步兵部队着重基本技术之精练与提高，即着重射击、投弹、刺杀，特等射手与普通爆炸手的建立，地形利用，工事构筑和单个战斗”。要求机枪手、炮兵、工兵、侦察员等专业兵员，各自完成本职基本技术的练习。对营以下各级指挥员，严格规定“除精密组织与检查部队实际训练外，应着重进行村落战、街市战、对防御敌人进攻诸攻坚战斗之研究与作业，并配合研究洛阳、昌潍、临汾、宛西诸战役的经验教训，在部队基本技术之训练告一段落时，则进行联合动作的实兵指挥与实战演习。”
他更重视指挥机关和指挥人员的训练。针对即将到来的大兵团作战，他指出：“作战由口令时代进到指挥时代，现在是组织时代。大兵团作战，如不健全司令部工作是不能操胜算的”。9月10日，他亲自起草和颁发了《中原军区野战军关于四个月指挥工作的命令》。命令指出：“我们处在由小规模的作战转变到大规模的各兵种协同动作的运动战、攻坚战的关头。？？我们野战军必须在战斗及其间隙中，在各级党委领导与首长集中指挥之下，在士兵委员会三大民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下述的四个月（自10月至明年1月底）的指挥工作”。命令对作战、后勤、训练、司令部工作的进一步提高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在这个命令中，还特别批评了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认为这是妨碍部队提高训练水平和作战水平的大敌。指出：“现在我们各级干部有些是高高在上，闭户幽居，不深入所属部队，不了解实际情形进行研究，因而也不能对所属部队进行活生生的适应机宜的指导与帮助，更不能谈到在检查中做出正确的、简单明了、具体扼要的总结与改善工作。这样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必须痛切反省与切实纠正。”
上述一系列的部署和措施，表明了他把训练当作即将进行的战略决战的最基本的准备。他常常批评有些干部不重视训练的思想和行为，反复指出，“不教而战是为弃之”。我们的指挥员只会一个字“冲”，究竟怎样冲法？
敌人在哪里？一个娃娃长到十七八岁不容易，在一冲主义下白白送了命，怎么对得起革命，对得起人民？
在这些繁忙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刘伯承还潜心于战略战术的研究。他小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夜阑更深。他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9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争取5年胜利和继续发展外线进攻的新方针，仔细翻阅历年来的战役、战斗总结和敌情资料。他还选读苏军的报刊文章，借鉴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下许多心得。在他的胸中，正孕育大规模歼灭战的各种设想和新的战法。
从9月起，中原野战军和东北、华北、华东、西北野战军先后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随后，及时地将秋季攻势转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克战略重镇济南。中原战场战略决战的局势，开始显明起来。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建议，乘济南战役胜利的余威，把战线向南推进，在陇海路东段和淮阴、淮安举行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于25日致电粟裕和刘伯承、陈毅，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并设想将战役分为三步：第一步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第二步作战，歼灭两淮高（邮）宝（应）地区之敌；第三步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刘伯承接到上述电报后，认真地考虑了发起淮海战役的必要性和战局将会出现的趋势。9月25日，他与陈毅、李达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表示“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接着，他和陈毅、李达、陈赓、陈锡联等，又专门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他高瞻远瞩地指出，自济南攻克后，华北已放手大打，东北则先以一部配合华北解决北宁路范汉杰部19个旅，尔后华北全力打击傅作义，太原则己不很费力。
东北及华北拟在今年解决问题。华东野战军在10月至11月也可放手大打。
中央军委已令其稍事整补后，南下攻击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尔后直下两淮，以威胁南京。此两役如获成功，则苏北、苏中全入解放军之手，对解放军之补给解决了大问题。然后，他又谈到了中原野战军的任务：中原区及西北区在10月至11月上半月，仍然处在钳制地位。侍华东两战役胜利完成后，就可放手大打，那时形势即将大变，故8月30日蒋介石说“今后三个月如不能在长江黄河间打开一局面，则非垮不可”。中原区所对付的敌人即为白崇禧的第十二兵团、第三兵团与第十四兵团。以上这两段话，清晰地勾勒出全国基本的敌我态势和中原战局，虽然这时关于淮海战役的概念还是比较狭小的，但他已经预见到“放手大打”的趋势，同时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原野战军”仍处在钳制地位”。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他与陈毅、李达等当即作了相应的部署，命令第二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在平汉路武胜关以南发起攻击，采取耗散敌人的方针，牵制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防止其突然东调徐淮地区；令第一、三、四、六、九纵队等，在方城、叶县地区集结休整，以待战局的发展。
刘伯承一贯具有极强的全局观念，只要对全国战局有利，他就勇于主动承担艰巨困难的任务。这时他鼓励部属任劳任怨，积极作战，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吸引在自己周围，就是为了给华东野战军和其他战略区创造歼敌的有利条件。他最痛恨那种“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的不顾大局的行为，一经发现，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使大家引以为戒。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他提出中原部队要“牵制西面，保障东面”。
第二纵队等部在平汉路南段的积极破袭，激怒了白崇禧，他获悉华东野战军正在鲁南休整，鄂豫地区仅剩下中原野战军，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在10月上旬集结了黄维第十二兵团和张淦第三兵团，浩浩荡荡杀奔豫西，企图寻找中原野战军主力决战。这正中刘伯承的下怀。他立即与陈毅、李达等采取“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方针，以第六纵队加入钳制部队，与第二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陕南第十二旅等，伪装成主力，且战且走，将张涂兵团拉入大洪山区，把黄维兵团抑留于桐柏山区，使两敌远离交通要道，不能顺利东调，以利华东野战军在东面作战，主力则继续停留在禹县、襄城、叶县地区待机。
10月7日，刘伯承偕同陈毅、李达由中原军区驻地方城县独树镇，乘车来到第四纵队驻地方城县竹园庄，参加该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开始，他手持花名册一一点名，干部们见状十分诧异，不禁交头接耳，悄声议论。
他严肃地说：列队、点名是军队最基本的课目，连这样的课目也感到惊奇，说明我们的头脑里一点没有正规化的观念。我们很快就要在中原放手大打，形势的发展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稀稀拉拉、各自为政的游击习气，再也不允许存在下去了。大兵团作战，更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今天首先从到会的团以上干部做起，以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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