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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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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盯各部应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地协助友邻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的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三）本命令用口头直达连队。
命令传到部队，指战员们欢呼雀跃。最后围歼黄维兵团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2月6日16时30分，发起了总攻。各集团依靠周密的侦察和严密的组织，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向双堆集四周展开猛烈的攻击。敌人仍然作拼死的抵抗。6日晚至7日晨，解放军先后攻占双堆集周围的李围子、李土楼、小周庄、宋庄、东马围子等地，剥开了敌防御体系的第一层外壳，把战线推向敌人核心防御阵地。此后，各纵队普遍采用昼停夜攻的方法，避开敌人的火力，发扬近战夜战的特长，逐日取得了进展。
敌人则在白天组织反击，以成团成营的兵力，在坦克、炮兵和空军的掩护下，四出平毁交通壕。但密如蛛网的交通壕从四面八方伸向敌人阵地，即使部分遭到毁坏，很快就被修复。12月9日，刘伯承指出：“敌现集于上千的地堡网内，故我只能稳步前进，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
各攻击部队根据这一指示，加强近迫作业把交通壕尽可能延伸到敌人的阵地前沿，针对选好的攻击点，集中兵力兵器，一鼓作气压向敌人，往往取得成功。依靠这种稳步前进的战术，提高了歼敌效果，减少了自己的伤亡。11月10日，在南集团的强大打击下，敌人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残余部队在该师师长黄子华率领下投城。敌人军心更加动遥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向黄维指出：“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剩不过2000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最后依靠的精锐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们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己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遭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80里以外，寸步难移，伤亡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决策。”这个文告，通过电台广播和喊话筒传播，反复传到敌人的耳中，进一步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绝望。
由于黄维拒绝投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予以彻底歼灭。12月13日，他们调整了部署，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十三纵队加入南集团作战，把作战重点改以南集团为主，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结合东西两集团，直捣敌指挥中心双堆集核心阵地。14日，攻击部队四面多路会攻双堆集东侧敌核心据点——野战集团工事。这里距黄维兵团部仅有两里，是黄维兵团部的重要屏障。黄维指派号称“威武团”的第十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据守。突击开始前，上百门火炮齐射，炮弹和飞雷倾泻在敌人阵地上，使敌人苦心经营的野战集团工事大部被摧毁，守敌非死即伤。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襄阳登城第一营”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洛阳营”，分别从南面和东面突破敌人阵地。黄维急派其警卫团赶来增援，但已无法抵挡，一阵激战之后，仅剩百余人狼狈逃回。
黄维见大势已去，于12月15日下午决定进行最后的突围。他命令所有残余部队“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实际上是让官兵四散逃命。黄维、胡琏、吴绍周各搭乘一辆坦克突围。黄昏，攻击部队乘敌人慌乱突围之机，分多路向双堆集实行穿插和割裂，终于将黄维兵团残余部队一一歼灭。黄维、吴绍周被生俘，只胡琏侥幸逃脱。至此，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胜利结束。计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11个整师和1个快速纵队，共10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
12月12日，毛泽东来电，请刘伯承在黄维兵团歼灭后，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要求刘、陈、邓、粟、谭五人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到中共中央。据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7日赶赴设在肖县西南蔡洼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粟裕一见到刘伯承，就感慨地说：“我们17年没有见面了！”
他俩从1932年在红军学校分手算起，至今正好有17个年头了。随后，大家回忆起长征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又谈到当前淮海战场的胜利及今后向全国的大进军，气氛越来越热烈。然后，五人正式开会，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商定了一系列的计划。会后，刘伯承、陈毅动身北上赶赴西柏坡。
经过华东野战军的英勇作战，杜聿明集团也在1949年1月10日被全歼。
至此，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力歼灭了同民党精锐主力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战后，刘伯承在为中原野战军《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指出：“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继军一战，则乃承先启后的关键。由于我在津浦两侧从黄维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军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与李延年军协援黄维，因而被歼灭于永城东北地区。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这一精辟的见解，是他对淮海战役的科学总结，也是他在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指挥艺术的光辉记录。
第十七章挥师过大江
第一节敌前渡江
1948年底，刘伯承与陈毅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时正逢吴玉章七十寿辰，12月30日，他们联名写信致贺：“吴老：我们北来中央开会，值你年满70。党内外同志热烈庆贺。我们代表南线各同志共申贺忱。
你50年来，以革命为职业，中国革命无役不从。每当革命运动受挫折之际，你临难不退缩，坚持奋斗的精神，更值得学习而示人以典范。”短短的况词，表达了他们对这位老革命家的敬仰和友谊。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提出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加强各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
l月7日，刘伯承在会上发言。针对渡江作战和夺取全国胜利，他着重讲了四个问题：（一）前年我们跃进式的进军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真正讲起来是最快的。（二）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最好即有一套地方党政及军区的配备，这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实行军政府、军事管制。
（三）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如何着手，看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四）野战军与后方问题。毛主席说过“补充在前线”，现在又提出“加强后勤工作”，这是不矛盾的。
补给主要并尽可能取给于前线，但完全解决人力、物力、财力问题，还必须靠后勤。这次170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没有财政是不行的。
这四项意见，表明了他对渡江战役及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设想。这四项意见，涉及到了下一步向全国进军最为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新区政权建设、军队正规化建设和野战军大规模的后勤供应等问题。其中“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是说的用军队和根据地的干部控制、管理新解放区的应急措施，是针对及时、有效地控制和开展新区工作而言的。根据大别山的经验，再加上可以预计的城中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因此，他主张未雨绸缪，预先准备好新区政权的干部班子，以便到时迅速组织起政府机构或军事管制机构，开展工作，然后再逐步过渡、完善到由各种政治力量组成的人民政权。
刘伯承在石家庄稍事休养后重返前线。2月11日，他回到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
首先，他以主要精力主持部队的整编工作。2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陈赓5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部队以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7个纵队为基础，加以地方兵团升级，补充新兵、俘虏等，扩编为第三、四、五兵团。第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任副司令员，闫红彦任政治部主任，王蕴瑞任副参谋长，钟汉华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十一、十二等3个军。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副司令员，刘志坚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荣责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等3个军。第五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张霖芝任副政治委员，甘渭汉任政治部主任，潘焱任副参谋长，石新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等3个军。此外，还组建了特种兵纵队，由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整个野战军实力达到28万余人，装备大大得到加强。
通过整编，人民解放军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武器装备大大得到加强，它面临的建设任务也更为繁重。刘伯承在3月份向毛泽东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围绕着部队整编工作，系统地表达了军队建设的意见，提出了组织调整、兵员补充和后勤建设等三个问题，并敏锐地把这些问题提高到正规化建设的高度。关于组织调整，他提出：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且是组织上的变动或扩大整编，这就必然牵动其他组织的调整。他强调指出：统率机关的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
关于兵员补充，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中原野战军兵员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等5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杂员、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政治觉悟极不齐，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化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的口号之下。对那些指导不深入干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
关于后勤建设，他继续发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畅通，部队物资拥挤和一切需要同时要当地人民供应，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地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给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二大战役，国民党军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争取时间编组新的军队，以便等待条件成熟，进行新的反扑，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又一次玩弄起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出面，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另一方面，搜罗残兵败将，加紧布置江防，企图以残存的军队凭借长江天堑阻遏人民解放军前进，梦想重复“南北朝”分江而治的历史。在上海至宜昌的长江防线上，国民党军兵力不敷使用，只得布置了两个重点防御集团：一个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集团的26个军共75个师，约45万人，主力置于京沪杭地带，以54个师担任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各桥头堡，其余21个师配备在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另一个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的14个军40个师，约25万人，其中27个师担任宜昌到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守备，以13个师配置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此外，还调集其海、空军主力，投入长江防线：以镇江为基地的”第二舰队”辖舰艇89艘，归汤恩伯指挥，担任长江下游防务；以九江为基地的“江防舰队”辖舰艇44艘，受白崇禧指挥，担任长江中游防务。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拚命鼓吹的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实际上由于战线长、兵力少，它已无法设置有效的长江防线，而只能采取这种东重西轻、顾此失彼、外强中干、点线脱节的处置。
对于这种虚张声势的防御态势，刘伯承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合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时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是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
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做。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地点，也各只有两个基于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线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兵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卖国独裁的反人民内战到了现在阶段，土气越发不振，守备越发困难了。”
尽管渡江战役的胜利己完全在预计之中，而且不会遇到敌人顽强的抵抗，但刘伯承一如往昔，认真地领导部队进行一系列的准备，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障碍，降低兵员伤亡和物资损耗，求得任务的圆满完成。这不仅体现了他一贯的缜密仔细的作风；而且反映出向党向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
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分由阜阳、沈丘、漂河地区，向湖口至贵池间的长江北岸挺进。以第三兵团为左路军，从阜阳直趋安庆；第四兵团为右路军，从沈丘移向望江；第五兵团为中路军，从漯河开赴桐城，尾第三兵团之后集结待机。并令第十一、十五两军为先遣军，先期到达预定地域，为主力开辟渡江前进阵地。为牵制迷惑华中白崇禧，又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向安陆、应城、天门之线宽大机动作战，威胁武汉侧背，吸引白崇禧部分兵力西顾。
当第十一、十五军冒雨疾进，跋山涉水，穿过了大别山区，将达江边时，刘伯承于3月24日下达了《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对实施渡江作战规定了十项重要的战术原则。其中要求先遣部队“首先要把敌人在江北的掩护阵地扫除，直达江边，才能进一步作切实的准备”。“在扫除敌江北桥头堡、支撑点时，特别对防碍我主要渡江点之敌，力求截断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歼，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后的抵抗力”。为了保证先遣部队动作的突然性，他还布下了一系列的疑兵计：在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佯攻的同时，电令刚刚配属第二野战军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直出信阳，威逼平汉路南段，加大白崇禧集团的压力；令行经麻城、罗田的右路军第四兵团故意暴露行军企图，制造将出团风波江，抄袭武汉的假象。白崇禧果然慑于鄂东空虚、九江受威胁，急将安庆守军第四十六军主力经宿松撤往黄梅、九江，增强该地防务。仅留下第一七四师附一个团退缩安庆及其周围要点固守。
这时，第十一军就势进逼安庆及其东西沿江一线，控制渡口，征集船只，并作攻击安庆的准备。第三兵团率第十、十二两军即迅速跟进至桐城以南地区。
第十五军也进展顺利，连克英山、罗田、太湖、望江诸城，先头第四十五师以迅速勇猛的动作，一举攻占华阳镇及其附近的敌桥头阵地，全歼敌第六十八军留守部队。于是，第二野战军完全占领了长江北岸的预定地域，开始转入直接渡江的准备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渡江作战，刘伯承适时改变了攻取安庆的部署。安庆这个突出于长江北岸的历史名城，是著名的军事重镇，它曾经有过多次阻碍或牵制北方军队南渡长江的记录。刘伯承审时度势，认为当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千里江岸，国民党军防不胜防，个别孤立据点已起不到障碍作用了。但是安庆擅城坚濠深之利，攻击起来必然增加伤亡。因此，他命令第三兵团不加攻击，只作监视、封锁。
在这前后，刘伯承的精力转入以战役、战术的组织领导为中心的准备工作。部队开进时，他发现部分指挥员只注意行军进度和歼敌数字，忽略了及早着手进行各项实际的渡江准备。立即发出指示：“关于侦察，渡江器材，渡江部署战术、技术诸问题，力求精确周密准备，尤应在行军中至渡江前着重对部队切实训练渡江战术、技术，万勿骄惰疏忽，误此大事。”在另外的一个电令中，他再三强调，“这是目前的重点工作，不可放松。”当两个先遣军兼程前进，第三、五兵团跟进到淮河一线时，他要求各部队就河川湖沼地形开展渡江军事训练。虽然这种训练的时间是短暂的，加上受地形条件和器材的限制，不可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使广大指战员从思想上、行动上产生了一种紧迫感。通过训练，为全军江岸大练兵打下了基矗第二野战军在长江北岸的待机出发地域，湖泊沼泽连绵，是理想的水战练兵场所。4月初，各兵团主力相继抵达渡江出发地。刘伯承及时发出指令，要求“各部队战斗准备工作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周密的研究，力求在宽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船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各部队遵照刘伯承的指示，立即展开了全面的准备工作和热火朝天的练兵活动。
水战，舟楫是基本的条件。尤其在长江这样宽阔的水面上进行大兵团作战，没有足够的船只和相应的器材，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军鉴于湖口至贵池一带，长江向南岸凸出的地形特点，着意在这里实行严密的军事控制，平毁村寨，驱逐居民，尤其将船只劫掠一空，企图增加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困难。第二野战军先遣部队横扫江北守敌，攻取江岸敌军桥头堡后，即依照刘伯承关于“抓紧船筏及其他渡江器材的搜集”的指示，全力投入筹集船只的工作。他们面对村寨残破、人烟萧条的困难状况，发扬人民军队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访贫问苦，救灾济困，宣传大军渡江对夺取全国胜利的巨大作用，很快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沿江居民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贡献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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