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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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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讲话之后，刘伯承深入到学员中间，首先教育学员正确对待“旧军官教员”，正确认识“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问题。
刘伯承反复给大家讲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并联系苏联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利用旧军官搞教育训练的事例，说他在苏联学习时，教员中就有沙俄军队的旧军官。至于国内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活捉的陈时骥，就到红军学校当了教员。华北、西南军政大学专门罗致了一批原国民党军官任教。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学员：从现象上看，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我们改造‘旧军官教员’，‘旧军官教员’接受我们的改造，发挥其特长来教我们，这对于我们建军有啥子不好嘛！”
对那些骄傲自大、不尊重教员的学员，刘伯承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他说：“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坚决去做。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最，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
在对“旧军官教员”尊重爱护、鼓励的基础上，刘伯承也注意加强教育，帮助他们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
针对他们不少人受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影响较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夸大军事科学的纯学术性，把军事科学与阶级利益、政治立场对立起来的种种表现，一再要求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并且亲自作报告，启发和指导他们在世界观的根本改变上下功夫，用思想改造带动军事上的提高，用真实的本领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军队里称职的教育人才。他还以平等的态度，商讨的形式，组织这些人座谈，引导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他运用蒋百里和杨杰的经历，具体、生动地阐明政治立场与军事科学的关系。
蒋百里历经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三个时期，任过若干军事要职，在作战实践和军事理论上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杨杰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是国民党军中有声望的人物，晚年参加反蒋爱国活动，遭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暗杀。刘伯承肯定他们军事上学有所成，研有所见，但指出他们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情况下，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获得真正的成就。
通过一系列严肃而又生动的教育，使“旧军官教员”感触很深，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坚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任教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在军事学院创办初期，“旧军官教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编写与翻译了大量教材，承担了技术兵种和文化教学中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实施了许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与现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们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不少人成为人民政协的骨干，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继续努力工作。每当他们回顾在军事学院的那段生活时，都十分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当时党内党外赤诚相见、互相信任、团结合作、宽松和谐的那种政治环境。
第三节给教员行“加冕大礼”
1951年5月5日，是军事学院建立的第一个学习节。在欢庆学习节的大会上，刘伯承提出了著名的“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口号。他对此解释说：“我们的学员、机关工作人员要尊重教员，协助教员搞好教学。当然，教员也要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不管是教员，还是学员，都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道统帅‘教’与‘学’，使‘教’与‘学’两个方面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针对那种“金教员、银学员、破铜烂铁是机关”的说法，他断然予以批驳：“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党的干部，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在学校里，教员起五更，睡半夜，工作是最辛苦的。应该提高教员的地位与待遇。教员是学校里的无冕之王，就象李太白，遇官高一级嘛！今后，每年的学习节首先要表彰教员，给教员行加冕大礼。最高学府应该树立这种尊师、敬师的高尚校风，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讲到这里，他走到台前，举手向全场的教员们行了一个军礼。顿时，全场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刘伯承在台上侃侃而谈，风趣幽默，深邃透彻；教职员工们在台下细细聆听，点头称赞，喜形于色。他们就象品尝一杯香醇美味的露酒，心里感到无比舒坦。这种心与心的相贴，情与情的交融，是对尊师重道的共识，是全院上下献身教育事业的交响乐章。
望着刘伯承朴实、诚挚的笑容，大家想起了他关怀教员、尊重教员的一桩桩往事——院办公室的秘书想起了院党委“编外委员”的故事。有一个从南京工学院招聘来的教员，不仅科技课讲得好，还编写了一套通俗易懂的军事科普教材，深受学员们欢迎。刘伯承对这个教员十分尊重。每当召开全院大会时，他就指示院办把这个教员请到主席台上，和院的领导干部坐在一起。人们都亲昵地称这个教员为院党委的“编外委员”。
训练部的参谋想起了“二两米”的故事。建国初期，全军实行供给制。
当时学员的供给标准是每人每日28两（每斤16两制）米，而院校教员和干部却只有26两米。为了这二两米的差别，刘伯承签发了一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建议院校教员和干部的待遇应与学员一样，“即若因财政困难，则将学员与院校工作人员一同日领26两米也好。”
政治部的干事想起了电影票的故事。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文化俱乐部的干事们正在给全院分发电影票。这时，突然接到了刘伯承打来的一个电话，嘱咐他们给每个正在上课的教员多发一两张票，以便他们偕同爱人、孩子一起欢度周末。这件事使干事们深受教育。以后，他们把刘伯承的这一指示变成一项制度，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发电影票、演出票时，都对教员实行优待。
院务部的助理员想起了写字台和皮椅子的故事。这一年的春天，营房部给全院配发营具时，按标准，团以上干部才能发一张写字台和一把皮椅子。
刘伯承指示营房部，对教员要打破级别限制，每人都发一张写字台和一把皮椅子，以照顾他们工作上的需要。在刘伯承的支持下，军事学院还试行过一段“教员补贴费”制度，即每月增发给教员一些钱，让他们购买学习进修的书籍杂志。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往事，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它却如同一盆炭火，温暖着每个教员的心房；如同绵绵春雨，滋润着每个教员的心田。
由刘伯承提出并身体力行的“尊师重道”的口号，将永远镌刻在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史册上。
第四节“水龙头”与“重工业”
一天，刘伯承收到了周恩来的一个批件。批件上写着：伯承同志：从国外来京的高明翻译6人，本拟以两人分往军事学院。
但他们坚决反对分开，并反复声明不懂军事，不愿任军事译员而专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因此，无法劝他们前往军事学院。
实情如此，特复，并致以敬礼！
读完批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明白，解决眼下事关训练全局的翻译问题，需要另寻蹊径了。依他的指导思想来说，办好军事学院，固然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认真学习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是，只学习总结本国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学习与借鉴外国军队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与作战经验。眼下，军事学院所缺的，正是这方面的教材。学员上课使用的教材，都是“热锅炒、热锅卖”，即先组织一些人把外军的有关教材翻译出来，然后加以改写而成的。因此，精通外文而又懂得军事的译员，在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多月之前，刘伯承在北京开会时，听外交部的人讲，有6名外国语言专家即将来京专任翻译工作。
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将其中的两名分给军事学院，以解决教学上的燃眉之急。没想到，他的这个请求落空了。
既然从上面调不来，只好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刘伯承决定从地方大学外语系选调十几名青年知识分子，来军事学院边学习边工作，培养他们作军事译员。
当这些青年人高高兴兴来军事学院报到的时候，刘伯承亲切会见了他们，给他们讲述作军事译员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勇于实践，边干边学，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由一般的外文翻译成长为军事科学的翻译，即学术翻译。
这些青年人见德高望重的老院长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交谈起来。
有个人对他说，自己喜欢文艺，不大愿意作军事翻译。他风趣地说：“你喜欢文艺，这很好。但学点‘武艺’也很好嘛！要知道，军事战线是保卫祖国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
另一些人向他反映：现在是学俄语吃香，英、法、德、日等语种好象不怎么行时了。
他耐心地加以开导：“你们青年人，无论学习、工作、为人处世，都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要有实事求是之心，不要有哗众取宠之意。不要追时髦、赶浪头。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要与世界各个友好国家交往，需要掌握许多国家的语言。俄语需要，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同样需要。它们都是重要的工具。你们有精力的话，应该学第二外语、第三外语。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看长一点嘛！”
刘伯承还根据自己20余年搞军事翻译的经验，对这些青年译员在业务上进行具体指导。他指出：作一个好的军事译员，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功，一是外文的基本功，二是中文的基本功，三是军事素质的基本功。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三套本领，缺一不可”。他强调要学好语法，从根本上掌握语言的基本规律。现身说法介绍他当年在苏联学俄语的体会：“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积累了许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铜钱，但如果没有一根钱串子，就不能把它们提起来。”为此，他开列了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俄语句法》、《俄语常用语例解》等语法工具书，让训练部购买，发给他们学习、使用。
在中文方面，刘伯承强调要学点语法修辞，加强中文修养，提高表达能力。他指示训练部邀请专家学者，专门给这些青年译员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讲座，每人发一本《新著国语文法》。他还多次嘱咐他们阅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和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说：”读书利于叙述，读杂文利于论辩，而读《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之类的优秀文学作品，可以熟知中国人如何说话，如何使中国人听得懂、记得祝”在刘伯承的精心培养下，不到一年时间，这些青年译员的外语水平和中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能比较流畅地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和其他军事著作了。但是，他们的军事知识还比较缺乏，军事素质还比较差。反映在他们的译稿中，则常常出现错译的现象。例如，把“包围”译成“周围”，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把“海军陆战队”译成“水陆两用战斗队”，把”设置障碍物”、“排除障碍物”译成“盖房子”、“拆房子”等。
每当看到这样的译文时，刘伯承都忍俊不禁，对人说：“你看看，这些娃娃兵，真拿他们没办法。月亮坝头耍刀——明砍，巷巷里头扛竹竿——直进直出，拐不得一点儿弯嘞！”
怎么办呢？刘伯承决定再给他们接上军事知识“这一条腿”。让这些肯年译员和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来的青年教员一起，下部队当兵代职锻炼，到各军兵种部队参观见学，观摩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参加在职军事干部短期集训班等等，给他们补上军事这一课，把军事“这一条腿”接起来。
为了勉励他们深造，刘伯承还力他们挥笔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掘发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这个寓意深远的题词，进一步给这些青年译员指明了努力方向。
刘伯承大力抓军事译员的培养，目的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了解外国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世界军事斗争的形势，从而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
他经常把翻译工作称为学术研究的“水龙头”，把教材编写称为学院建设的“重工业”。他多次对军事译员们说：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的工作就是劝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提高我军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好的翻译就没有好的教材。翻译这支“水龙头”必须灵敏、畅通而不堵塞，全院的“重工业”建设才能面向未来，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为此，刘伯承领导翻译室的译员和各教授会的教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苏联红军的一些教材为基础，结合世界军事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依照人民解放军现有武器技术装备状况，编写学员上课使用的各类教材。
这项工作是十分繁重而又艰苦的。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集团军和方面军，从军兵种知识到军兵种技术、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从合同战术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多达二、三百种，是一个庞大的教材体系。
对这个庞大教材体系中的一些重点教材，刘伯承亲自审阅，仔仔细细地修改。对每句话、每个词，甚至每个标点的使用，他都反复推敲、认真琢磨，考虑如何表达才能做到准确无误。他在给训练部长陈伯钧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之所以要花大气力做这些细微的工作，是因为诚恐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为老百姓或半军人所曲解，从而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贻害国防建设之大业。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刘伯承在审阅修改教材当中，颇感头疼的一件事是使用军事术语不统一、不规范，致使学术思想混乱芜杂。他感到，作为全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有责任做好统一军事术语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军事术语，包括人民解放军使用的军事术语加以整理；另一方面，则需要引进一大批新的现代的军事术语。
如何统一军语？刘伯承提出，首先要“正本清源”，从翻译做起。在确定军语译名时要做到：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军语，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引用，如有不统一者，则统一它。
根据这三条原则，学院修订了一系列重要的军语名词，如把“工兵”改为“工程兵”，把“战车”改为“坦克”，把“有生力量”改为“生动力量”，把“驱逐飞机”改为“歼击飞机”，把“统率机关”改为“领率机关”，把“河川地战斗”改为“江河地战斗”。
在修订过程中，翻译们对“自动推进火炮”这个词拿不准，对“门桥”不会解释。刘伯承告诉他们：对一些军语名词的翻译，不能片面命词。“自动推进火炮”也可以“自动推迟”嘛！倘若如此，也可以叫“自动推退火炮”啰！这样译不行，还是译“自行火炮”更确切。
对“门桥”这个名词，刘伯承解释说：这个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河流多，造桥费事又不便于船只航行。于是，就用许多平面舟连结在一起，架成浮桥，中间留一个缺口，让来往船只航行。人和车辆过河时，又用平面舟把缺口封闭，让人和车辆从上面通过。所以，缺口的地方叫“桥门”，桥之门也。封闭缺口的平面舟叫“门桥”，门之桥也。军队渡江河，常将若干个制式的平面舟结合起来，用以渡送车辆、火炮、坦克等，也借用这个词，称这些平面舟为“门桥”。
听了刘伯承的纠正和解释，译员们的疑问全消除了。他们心里暗自佩服，忍不住内心发出赞叹：”老院长做学问，钻研问题真是细致入微啊！”
第五节清凉山——紫金山
1951年6月，临淮关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结束不久，刘伯承又组织指挥军事学院高、上级速成科学员实施军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这次演习胜利结束后，军事学院即全面完成了1951年的训练任务，开始了1952年的各项工作。
1952年，是训练任务更为繁重的一年。年初，刘伯承作了军首长——司令部野外演习的总讲评，写出了《关于军（师）司令部野外演习的总结》。2月，组织了军事学院第一批赴朝见学团，赴朝鲜前线参观见学。然后，投入创建海军系和空军系的工作，并把原有的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4个学员科也改名为学员系。
5月30日，海军系和空军系正式成立。这样，军事学院就成为一所名符其实的训练陆、海、空三军中、高级指挥干部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在创建海、空军系的同时，刘伯承按照预定的教学计划，又领导高、上级速成系学习最后一门课程——集团军进攻战役。这门课程学完，高、上级速成系所学课程即告全部结束，学员们开始复习考试。
这时，刘伯承召集院、系和各个教授会的领导干部总结了这两个系第一期训练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的经验教训，起草了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训练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刘伯承分析了第一朗347名中、高级干部在军事素养、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基本特点，指出了有些学员重战术、轻技术，只愿意学作战指挥，不愿意学司令部工作和后方勤务的不良倾向。总结这一期训练工作的主要做法是：“先进行新兵种兵器和技术见学，以增进对新事物的感性认识。教授的顺序是：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战术，再作想定情况，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兵种串联组织起来，锻炼学员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战斗的能力。随后又由课堂到野外现地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证明理论原则。这样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组织起来，是最实际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时刻关怀着军事学院的建设。从1951年3月15日起，刘伯承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一次军事学院两月工作综合报告。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亲笔批示。
对刘伯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都及时批转给周恩来、聂荣臻和其他有关领导人办理。
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南京时，让刘伯承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宋时轮，到他下榻的地方，汇报两校的情况。这一天，正赶上刘伯承不在南京，而在上海治疗眼疾，改由副教育长陈伯钩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为汇报。
毛泽东听完汇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延安，清凉山，这是说的抗大啊！当年在抗大当过训练部长和第二分校校长的陈伯钧，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他一下子想起了毛泽东关怀抗大的许多往事——毛泽东曾为抗大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毛泽东曾用《西游记》中小白龙马的故事勉励抗大的教员，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了”；毛泽东还曾到窑洞里和抗大的教员们促膝谈心，说：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教学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是七八十个连，如果他们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的决心。
延安，清凉山，这些激动人心的往事，一直留在陈伯钧的心头，留在许多抗大干部的记忆中。
几天后，刘伯承从上海回到南京。陈伯钩、钟期光把毛泽东接见的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很快向全院作了传达，要求大家以南京比延安，以军事学院比抗大，学习抗大干部的献身精神，不图名、不图利，一辈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最后“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从此，“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这句话，就成了军事学院教员和工作人员的口头禅，成为他们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座右铭。
1952年7月，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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