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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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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朗347名学员经毕业考试后胜利结业。
7月10日，毛泽东给军事学院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训词。训同高度评价了军事学院业已取得的成绩：“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
训词正确地分析了革命战争时期，军队建设一直处于低级阶段的客观原因和表现，要求全军和军事学院必须利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己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训词还强调了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司令部建设，指出“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定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
7月12日上午，军事学院隆重举行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典礼。刘伯承在大会上庄严宣读了毛泽东的训词，给毕业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给15名品学兼优的优等生颁发了奖状奖品。下午，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刘伯承在致词中反复强调了毛泽东训词的重要意义，向毕业学员提出了三点希望：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克服保守观念，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必须是有用的工具，是机器工业时代的工具，是现代化的工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到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军训部长肖克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毕业是全军的一件大喜事。这个大喜事是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了一批学过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他们对全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将起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
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347名毕业学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院校培养出来的具有现代战争知识的第一批干部。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经过正规院校培养提拔干部的时期已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军事学院的初创阶段业已结束。在毛泽东训词的指引下，走上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第二十二章三更灯火五更鸡
第一节几番心血一堂课
从军事学院成立的那一天起，刘伯承就始终如一的教育全院干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安心院校卫作；勉励全体教员当一名辛勤的“园侗，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发精神，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
他自己在这方面，正堪称全院的楷模。
每天，当东方泛白，晨曦微露的时候，他就起床了。先到阳台上做一套广播体操，活动一下身体，接着就到书房里看书，或打开录音机，大声朋读俄语。由于他学习俄语较晚，再加上受四川语音的限制，口语会话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陈毅看到他学习俄语这样用心，就送给他一台钢丝录音机。他把苏联顾问请来，给他朗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章节，用录音机录下来。每天早晨，他就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读，纠正自己的发音，提高口语会话能力。
两个小时之后，他来到楼后的小树林中散散步，接着漱口、洗脸、吃早饭，然后坐车到学院，开始一上午的紧张工作。中午，第二十二章三更灯火五更鸡他只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又继续工作。
晚上，回到住所北极阁，他仍旧一个人静悄悄地在书房里度过，手不释卷地读书，一丝不苟地编写、修改教材，经常工作到夜阑人静、万籁俱寂。
一次，他书房里的一根电灯线不知怎么烧着了，哧哧地冒着烟，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警卫员赶紧跑进去，把他拉了出来。
他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上，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事业上。
他学而不厌，勤读不辍，用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
他一如往昔，对《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吴子兵法》、《李卫公问对》等古代兵书，对《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作品，十分喜爱，常读常新。对《孙子兵法》更是特别珍爱，几个版本都有，里面的许多章节，越背越熟，而涉及谋算和筹划的《计篇》、《谋攻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等，理解得尤为深刻，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古代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家，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
他也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业迹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战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等外国的战争经验；认真阅读苏沃洛夫的《致胜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的军事著作，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为了提高语言水平，他还读鲁迅的杂文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他刻苦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争经验，尤其是苏德战争后期，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从1944年1月起在一年内接连发动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维堡和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东喀尔巴阡、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战役，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等10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宝贵经验。即所谓的“十次打击”。
读书之外，一般的娱乐活动他是不参加的。但是，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他却很喜欢看。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放映苏联电影《伟大的转折》。这个电影在当时已经放过多次了。秘书劝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他坚持去看，而且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回来后还对秘书说：”这个电影好得很嘞！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
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国际书店转转，看看有没有外国最新出版的军事书籍。中共中央警卫处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让他去。他据理力争，说：“小平同志能去，陈老总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他还托驻印度大使彭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找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在刘伯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爱书如命。一看到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就主动给他买回来。一次秘书在外文书摊上看到一本介绍苏沃洛夫生平的小册子，马上买回来交给了他。他拿到手高兴极了，连连称赞秘书有眼光，说这本书买得好。他一口气就把这本小册子读完了。是时，正值苏沃洛夫逝世152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军队的统帅，他把苏沃洛夫关于士兵修养、品格、学习、训练、纪律等十项著名军事法则译成中文，用毛笔端端正正誊抄一遍，刊载在《军学生活》报上。
对于教学，他更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本来作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又是军事学院的一把手，而且年大体残，工作上只须原则指导就可以了，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上级速成系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这一课，是系统研究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准备与实施问题，亦即战役法理论问题。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领率机关参谋人员的必修课，也是军事学院教学中的“重头戏”。起初，学院训练部委托苏联顾问草拟了一个讲课提纲。他看后感到没有反映出战役法理论的实质，尤其没有体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便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提纲。是时，南京己是暑气逼人的夏初了。
他夜以继日、汗流浃背地伏案工作，钻研毛泽东的军事论著，查阅苏联红军战役法资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从中阐发自己的观点。经过18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他编写出3。7万多字的讲课提纲，然后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反复修改。第一遍用墨笔改，第二遍蘸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定稿。讲稿上面红字夹蓝字，蓝字套黑字，红、蓝、黑相间，密密麻麻一大片，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讲课那一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听课的除了高、上级速成系的学员和全体教员之外，还有中央军委高干集训班的28名高级干部，以及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他们将敬聆这位大军事家的讲授。
刘伯承从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作用讲起，讲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战役规模、战役准备，所采用的各种机动样式、战役布势及梯次配备的纵深，战役实施进程中的炮火保障、坦克兵装甲兵的运用、快速兵团进入突破口的原则和在战役纵深内的动作，以及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工程保障、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他整整讲了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举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描绘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战争图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进攻战役的理论概则和许多学术问题。
这一课在军事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军事理论界也引起了震动。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学员们普遍反映，听了老院长的课，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教员们都衷心佩服老院长理论水平高，学术造诣深，表达能力强。一个教员向刘伯承请教讲课的诀窍。
刘伯承笑了笑，风趣他说：“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18天准备6小时讲完。
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有很高的威望。学员们称呼他是“功高德劭的老院长”，教员们赞誉他是”最高学府的学术权威”。但是，刘伯承自己从来不这样看，他经常对学员们说：“我是个老兵，海、空军我不懂，许多军事理论我不行。我号召你们学习，我也要带头学习。”
一天，他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着：刘伯承同志：兹寄上苏联大百科全书‘刘伯承’小传稿一件，请你详细补充和修正其中所叙事实？？他打开稿件，看到开头几行字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微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拿起毛笔，把“革命军事家”5个字中的最后两个字勾掉，添上了一个“人”字。
秘书站在旁边，一边看他改一边读：“革命军事家——革命军人”。觉得这样写不合适，忍不住表示意见，说：“你这样改不行，人民解放军每个成员都是革命军人。人家这是写你！”
他抬起头来，看着秘书，很严肃地说：“我又怎么样？我也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接着，他又对稿件做了几处事实上的更正，让秘书誊写清楚，寄给了中央宣传部。
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刘伯承从北京开会回来，在大礼堂前散步。这时，学院俱乐部的几个干事正在布置会场，张贴标语。其中有一条标语上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是刘伯承在5月5日学习节为《军学生活》报出版两周年的题词。他马上对这几个人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不行，快把它换掉！”
这位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时刻把自己置身于革命军人的行列之中。
第二节大连休假
自1952年以来，由于过度劳累，刘伯承常感身体不适。他右眼早已致残，看书写字全靠视力微弱的左眼。时间一长，就头昏脑胀，夜不能寐。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其他旧创也不时发作，使得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后，卫生部门几次劝刘伯承外出疗养一段时间，但是他一拖再拖。1953年春，为了迎接全军正规训练的热潮，他又领导军事学院开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的教育运动，主持召开了教、学员代表会与座谈会，研究改进教授法与学习法，并组织审查修改了66种教材。就这样，一直到这一年夏天，学员们开始放暑假的时候，他才决定去大连休假。
8月的一个早晨，刘伯承来到下关轮渡码头，与送行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这时，人们突然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室主任，另一个是学术编辑部的编辑。
“院长休假，带他俩去干什么呢！”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
刘伯承看到大家的这种神情，开口笑了，风趣地说：“他俩是跟我要帐的。等到了大连，我还他们的帐。”
原来，刘伯承很早就想抽出一段空暇时间，把军训部交给他审定的《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校译一遍。这本条令，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阐述了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概则，在当时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用。于是，他决定利用这次假期，带这两个助手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刘伯承等人乘渡船到达浦口车站，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在车厢里，刘伯承向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交待说：“这本条令我搞过好几遍了，但总是不大放心，因为它是全院最基本的教材。这次，我们把它从头到尾认真校译一遍，要从翻译角度上，从军事学术、军事术语和文字表达上，一字一句仔细推敲，做到内容准确、文字清通。这样，才能使学的人容易接受下来，教的人也可避免以讹传讹，贻患于后。我们争取一个月左右搞好，再向中央军委写个报告，请示正式颁布使用。”
车到大连，刘伯承住进老虎滩疗养院。说是疗养，其实只是换了个工作场所。每天清晨，他到海滩上散一会步，吃过早饭就投人工作。他把俄文版的条令反复阅读，然后与译稿对照比较，检查泽得准确与否。发现有矛盾、有出入的地方，就和两个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达才准确恰当。
刘伯承作风民主，学术上更是善于取长补短。他积极鼓励两个助手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敢于争论问题，而不要有任何顾虑。他们说对了，他会豁达地哈哈大笑，说：”你们说得对，我钻牛角尖，钻进去出不来，被你们一句话点破了。”他们说错了，他也从不责怪，总是笑着说：“恐怕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再想想看。”遇到疑难之处，他和他们反复推敲。有时他还讲些历史典故和战例，启发他们思索，寻求一致满意的正确答案。如果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准，他就把问题“挂起来”，让他们各自准备材料，找出根据，次日再讨论。有时夜深了，他还披衣起来，到两个助手的房间，和他们继续探讨白天争而未决的问题。
刘伯承治学态度严谨，钻研问题细致入微。他对每一个军事术语的译法，都反复思索，仔细推敲。既考虑到它的准确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更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军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千钧啊！”他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理论，一篇好的翻译文章应该做到三个字：“信、达、雅”。但是，对这三个字，他融进了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讲究修辞，讲究语法；“雅”就是文字隽永，行文似流水。他还把做翻译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两国文字“结婚”的工作。两国文字“结婚”，应该生出一个漂亮的“混血儿”，不应该生出一个“丑八怪”来。他与两个助手在讨论条令中关于陆军与海军舰队的协同动作时，对“以火力协助陆军濒海翼侧的部队”中的“濒海”一词，就是把它与“滨海”、“临海”、“沿海”、“近海”等几个词反复研究比较，最后才确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冲锋”改成“冲击”，也是在这次校译中定下来的。
日复一日，刘伯承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整天伏案工作。时间一久，他仅存的一只眼睛就不住地流泪，眼球上也布满了血丝。但是，他毫不松懈，坚持把20多万字的条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
为了指导学员学好这本条令，他还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中文译本说明”，在总结军事学院教学和吸取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有重点地阐述了院校教学和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如何重视集中统一，组织诸兵种协同动作；如何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为指针，从中学习关于军队建设和军队指挥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刘伯承对协助他工作的两个助手，照顾得十分周到，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饭。天气凉了，还给他们送去毛衣。
偶有余暇，刘伯承也陪两位助手游览大连的公园和名胜。在旅顺口的高岗上，他遥望要塞四周，见这里地势险要，设施完备，进出港湾的海上通道细如咽喉。他手指着旅顺要塞，向随行者问道：“你们看过《旅顺口》①这部小说吗？这部小说反映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些战役战术特点。”接着，他根据小说的内容，对照现地讲起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情况。
夏去秋来。刘伯承写完“中文译本说明”之后，又拟定了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请示出版此书的报告，还题写了书名——《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规定了版本样式、印刷规格、封面装潢等具体事宜。最后，要求两个助手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不要错一个字，并嘱咐说：“这本条令是军训部组织译出来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军事训练部译稿’，然后再赢军事学院校译出版’。”
9月底，在大连度假的刘伯承完成了他预定的20多万字的译稿。他感到“还了帐”。胸中流露出真正的轻松和无比的愉快，身体似乎也比过去好多了。走在松软的海滨沙滩上，步履也显得格外轻捷有力。大海是多么宽阔，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如释重负的刘伯承，才真正享受到了度假的欢娱。
第三节在全军高于会议上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正规的、以军事为①《旅顺口》是反映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国军队反复争夺中国旅顺口的一部小说。
主的训练。这一年，为配合全军正规训练，军事学院实施了十几次军事演习。
演习之多，甚至在一个月内就接连实施过三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陆军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师防御及转入进攻战斗的炮火保障与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师进攻战斗后方组织与物资保障示范演习”，“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军指挥所示范演习”等等。
对演习工作，刘伯承一向抓得很紧。从第一次临淮关演习起，每次重大演习他都亲自主持制订实施方案，亲临现场指导作业。他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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