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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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作业。他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知识，以教会学员这种训练军队的方法，应为军事学院今后采用的训练方式，进而求得在全军中开展。”
　　这些演习，中央军委组织了各军区、各院校的干部近万人参观见学，对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训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1月24日，在结束军指挥所示范演习后，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赴京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是为总结全国解放后军事工作的经验，确定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加强部队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问题而召开的。
　　12月7日会议正式开幕。由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
　　在会议的发言中，刘伯承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军事学院创建三年来的工作。他指出，三年来，在训练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报告中央军委讨论解决：一是学制要正规。三年来，各个系学制不统一，学员入学、毕业时间不一致，造成了学院工作的混乱状态。今后要把学制确定下来，速成系两年，预科半年，正科1年半；完成系4年，预科1年，正科3年。学员入学和毕业均应在寒、暑假进行。
　　二是入学审查和毕业考试要严格。要挑选政治、文化、身体等方面合格而有培养前途者入学，不能把犯了错误或文化水平低、年龄大、身体差的干部塞进学院。学习期满，速成系要进行学院考试，完成系要进行国家考试。
　　考试合格者，毕业后要尽量分配作教育训练工作，发挥种子作用。不能让他们担任公路局长、体育大队长、人民检查署长等职，或长期住招待所闲置不用。
　　三是增强学院与部队的联系。中央军委各相关部、各军兵种要加强对学院的指导和支援，要建立经常的联系，提供必要的器材，派领导干部到学院讲课、作报告，以增强训练效果。还要适当提高教员的级别、待遇，使学员、教员与部队干部一致起来，从而鼓励教员钻研学术，热爱教育工作。
　　四是增设战役系，培养训练全军高级干部；增设研究生院，从完成系中选拔若干品学兼优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经考试授予学衔学位。
　　刘伯承还提出，三年来每次举行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都要临时抽调部队，调拨器材，来往电报不胜其烦。学院要派人前往接收，要组织训练指导作业。而担任演习任务的部队，既要完成演习任务，又要完成原来担负的工作任务，无形之中加重了学院与部队的许多负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调一个现代化装备的建制师，长期驻在南京附近，专供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演习之用，并建立一个专门制造演习使用的弹药和器材的工厂。
　　刘伯承把上述问题，整理成“关于学院三年来训练干部的概况和向军委高干会议的建议”的文字材料，作为1953年11、12两月向中央军委的综合工作报告和向这次会议的书面报告，提交大会秘书处。
　　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报告，这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军事学院成立以来，他仍然坚持执行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作一次“两月工作综合报告”，从未间断。
　　这些报告绝大多数都是刘伯承自己动手写的。他不愿意让工作人员代笔，只让他们提供情况、问题和典型事例。特别情况下由别人起草时，他也要提出详细提纲，写好后他再左一遍右一遍地修改，有时修改得原稿的字句所剩无几。
　　如果有哪一次报告没有按时送上，刘伯承都严肃地申明原因。比如，他在1952年5月29日给中央军委所作的3、4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后面就写着：“因为忙于自己准备战役法教材上课，脑眼又病，所以这个报告迟误到现在才作出来，谨此申明。”如果一段时间他因病或因其他情况没有直接领导军事学院工作，他就委托主持工作的陈伯钧教育长或钟期光主任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在报告后面注明刘伯承（病假）、陈伯钧或钟期光（代行）。
　　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他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行，但在组织上我是服从的。”
　　有一个时期，刘伯承听到有人反映，说军事学院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不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几总部的指示。这个反映虽然未必属实，但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更加严格地教育部属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对上级领导机关讲价钱、推客观、请求额外照顾。
　　当时，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领导机关经常派工作组到军事学院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刘伯承每次都指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如实汇报情况，主动配合他们搞好工作。他还亲自向工作组汇报，征求对学院、对他本人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工作组的成员感到很不好意思。刘伯承笑着说：“有啥子话就说嘛！你们是代表上级领导机关的，站得高，看得远，掌握着全局，要把意见留下来，不要带走嘛！”
　　军事学院的重大工作，诸如训练大纲、教学计划、开办各军兵种学员系、开展各项运动等等，刘伯承都事先向中央军委请示，事后向中央军委报告。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全军高干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题目是《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同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这篇发言的内容分五个方面：（一）关于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
　　他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在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下，地方主要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军队主要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只有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才有物质基础；也只有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化才有保障。忽视任何一面，都是不可容许的。
　　（二）在国防现代化中加强党的统一集中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
　　他强调，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任何人不管是有意地无意地离开了党的领导，伤害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党的团结。将来就会造成历史上不可容许的罪恶。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思想领导，群众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才能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目标。国防建设中有三大问题——兵员问题、军械军需问题、干部问题，都必须在党统一集中领导之下军队与地方合作。将来实行义务兵役，也需要在中共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之下，从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到盛市、县的民政部门与军队密切配合，才能实行得好。
　　（三）现代化国防军在统一集中指挥协同动作下的组织与训练问题。
　　他指出：现代化国防军，人数众多、装备复杂，必须统一意志、协同动作，这部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发挥功能。根据中央军委拟定的全军干部训练制度草案，他强调，训练就是教战，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备战工作。训练有军队训练，有干部训练，而干部训练尤为重要。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类各级干部学校，包括培养指挥干部、技术干部、政治干部、行政干部的学校，而且各自又应分为初、中、高不同的层次，形成一个院校网，使全军干部训练全面开展起来。
　　（四）国防现代化与培养高级将领的重要性。
　　他提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领导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中都是如此。我们党在组织上、训练上培养高级将领干部太重要了。为此，他提出军事学院准备开办战役系的打算，并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肖克、肖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
　　（五）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
　　刘伯承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的意义，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大关键，还是要在实践之中。此时只能教以主观与客观符合的思想方法。”这个观点，就是刘伯承一再强调的：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时，着重点应有所不同，学员入学时鼓励学进去，反对经验主义；学员毕业时提倡去实践，克服教条主义。首先是学进去，尔后是扯出来。
　　这个“见解”，是刘伯承对于国防现代化所作的全面、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发言。发言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他想得深、看得远，所提建议是完全可行的。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争论不休与混淆不清的问题，画出了一个解决的轮廓。
　　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致了闭幕词，彭德怀作了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之后，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和全军的训练工作一样，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第四节组织国家考试
　　全军高干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是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实施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期间，刘伯承和陈毅、贺龙，都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原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房子里。他们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白天一起出席会议，晚上经常交谈到深夜。
　　在进入大会发言时，由于发言的人很多，大会秘书处要求发言要简短，最好能在10分钟之内讲完。为此，秘书先后给刘伯承准备了两个稿子。但是，他都没有采用。在事关党的团结统一的重大问题上，他要自己动笔写发言稿，表示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写好后，他让秘书拿给他的老战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提意见，帮助修改。然后，让秘书看着表，他照着稿子念了好几遍，琢磨着在10分钟之内讲完用什么速度合适。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恪守校规的小学生那样认真严肃、一丝不苟。
　　2月8日，刘伯承在全会上发言。他首先指出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是妨碍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源。接着，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个人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又是从熊克武旧军队那里出来的。后来在入党时我的誓词是‘绝对服从党’。此后即经常自勉：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并以身作则，教育所带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我个人向党保证，愿在自己的工作中确实遵守党的决议，并为党的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和做必要的工作。”
　　2月14日，刘伯承回到南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军事学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宗旨就是“把党中央提出的总路线、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全军高干会议决议贯彻到训练工作中，完成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
　　当时，在学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和狭隘经验主义。军事学院党委曾经在精简整编、三反、整党、提高与普及军事科学思想教育等运动中多次进行整顿。
　　党代会期间，刘伯承又花了很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他给海军、空军、炮兵和装甲兵四系学员，给全院党员干部，给全体教职员工，作了一次又一次报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团结的决议。同时，严肃指出骄傲自满如不克服而任其发展的严重危害：从骄傲开始到“骄隋”，学习、工作赖得去干，甘当思想懒汉；其次到”骄奢”，贪污腐化，忘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忘记了油、盐、柴、米的价钱；再次到“骄横”，个人居于党之上，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成是“独立王国”，最后走上反对党、分裂党的危险道路。
　　各个学员系根据刘伯承的报告，普遍进行了一次思想整顿，借高、饶事件的教训检查清理骄傲自满的各种表现，并重点批评教育了一些人员。最后，刘伯承拿着一大棵整顿的总结材料，在全院大会上高兴地说：“好。这才是马列主义。各路诸侯来到军事学院，都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这不行。
　　高岗就是因为骄傲、有野心，才犯了错误。党中央是核心，我们都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这一次思想整顿，对全体学员教育很大。特别是对即将结业的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教育就更为深刻。
　　基本系和情报系是完成系。第一期学员从1951年1月入学，到1954年的3月，所学课程全部结束，进入毕业考试阶段。
　　3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主席，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军事学院毕业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验收。
　　所谓国家考试，就是由国家统一命题，由中央军委、总部领导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实施军事（理论与想定）、政治课程的考核。军事理论考试主要是口试，军事想定则进行图上作业。口试的方法是抽签答题，即把试题写在试题签上，放在试题盒内。应考学员可以从盒内任抽一签，根据签上的试题准备10至15分钟时间，然后对主考官作出回答。除了试题签上的试题之外，主考官还可以提出其他有关问题，学员也必须作出回答。最后，由考试委员会按5级分制评定考试成绩。
　　3月25日，甘泗淇来到军事学院，首先主持了政治理论国家考试。接着，学员们又进行了军事想定作业的国家考试。
　　4月19日，朱德来到军事学院，亲自主持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军事理论国家考试。
　　对于朱德的到来，刘伯承心里十分高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两人相知相亲，友情甚笃。刘伯承对朱德一向十分敬重和爱护。在一次涉外招待宴会上，一些外宾和外国军官，出于对朱德的敬佩，争先恐后向朱德敬酒，弄得朱德不胜招架。刘伯承主动上前应酬，代替朱德把外宾的敬酒左一杯、右一杯都喝了。他本来不会喝酒，一下喝了这么多，结果宴会一散就虚脱了。
　　第二天，秘书和警卫员都埋怨他不会喝酒不该“逞强”。他却幽默地说：“你们知道啥子嘛！我这是代朱老总领功，替朱老总受奖，是很光荣的啰！不然的话，朱老总可就承受不住嘞！”
　　这次，他亲自带领学院的领导，到下关轮渡码头迎接朱德，陪同朱德检阅了由学员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军容严整、军威雄壮，受到朱德的高度赞扬。
　　第二天，刘伯承又陪同朱德视察了军兵种教授会的专修室。专修室布置一新，整洁明亮。墙上挂着一些兵器的照片、图表；地上放着这些兵器的实物或模型；桌子上摆着沙盘和其他教具等。朱德饶有兴趣地看着墙上的照片和图表，指点着一些兵器，和他愉快地交谈着。他告诉朱德，这种专修室每个教授会都有一个，全院共有几十个，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朱德称赞专修室建得好，并建议内容要不断更新，不断充实；要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4月25日，基本系和情报系进行最后一门军事理论的国家考试。考场所在的大楼布置得焕然一新。外墙正中悬挂着一颗金色的国徽，两边垂放着大幅标语，一边写着“国家考试就是我们向党向国家向毛主席报告训练与学习的成绩”，另一边写着“保证参加国家考试的学员争取优秀成绩是当前全院共同的任务”。考场外面还贴上了醒目的考试规则。
　　考试从上午8时开始。应考学员排着整齐的队列进入考场大楼，按顺序先到各个候考室等候，听到点名后进入应考室。应考室正中坐着主考官，两旁是陪考官和苏联顾问。应考学员先向主考官报到，接着就抽签答题。整个考试程序正规、严格；整个考场气氛紧张、严肃。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三堂会审”。这一天上午，刘伯承陪同朱德视察了整个考场的情况。朱德还亲自考了两个学员。下午，朱德听取了陈伯钧教育长和学院首席顾问罗赫里斯基的汇报，并接见了全院教授会主任以上的干部，发表了即席讲话。他热情地赞扬了军事学院创办三年多来，在“传授先进军事科学”“为全军培养高、上级干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告诫学员要把技术与战术同等重视起来，“只有学会善于驾驭现代装备的技能，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必须注意好好学习技术。”他极口称道学院组织学术委员会和学术研究协会的创举，要求学员毕业后把这个办法推广到部队中去，倡导部队研究学术风气，提高全军学术素养。强调指出：“军事科学是最高深最精密的学术”“科学第一，没有科学我们就不能前进。”他明确提出要提高教员的待遇，提高教员的荣誉。要把当教员看作是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荣耀的事业。
　　朱德这番讲话，说到了与会者的心坎上，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国家考试，前后进行了9天。参加考试的324名学员均获得比较好的成绩，其中得5分的占30％，得4分的占50％，有45名学员各门课都是5分，被评为学院的优等生。5月1日，在全院欢度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气氛中，军事学院举行了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毕业典礼。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肖克等人，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检阅了毕业学员的队伍。然后，由肖克宣读中央军委准予324名学员毕业的命令，再由刘伯承致训词。刘伯承走上讲台，望着台下坐得整整齐齐的毕业学员，心里很不平静。这两个系的学员大多数是团级干部，年富力强，学习刻苦，充满着革命朝气。刘伯承很喜爱他们，尤其喜爱基本系，把基本系称为“学院的心脏”，倾注了更多的心血。3年零4个月来，这两个系的学员从入学到毕业，度过了一段紧张的学习生活，而学院的教学工作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入学时是427人，而毕业的只有324人，计4个人入学只有3个人合格毕业。这使刘伯承想起在北京出席全军高于会议时，毛泽东问他的一个问题：“究竟是培养人才快些，还是国防工业建设快些？”
　　刘伯承回答说：“我还要算算这笔帐。”
　　毛泽东告诉他：国防工业比培养人才快。我们的国防工业是日日有进步。
　　我们的空军建设，技术进步很快，海军建设，技术进步也很快。而人才培养还赶不上。苏联曾经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后来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
　　我们是平行战役，一边工业化，一边培养干部。干部训练，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训练很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现在，刘伯承深深体会到，培养人才确实不容易，确实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花费无数心血和汗水。
　　想到这里，他觉得对毕业学员既要鼓励，更要鞭策，促使他们进一步成长发展。在讲话中，他简单地回顾了3年零4个月训练工作的基本情况，对毕业学员提出了要求：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进一步到实践中去学习的开始。要把在学院所学的知识拿到实践中去，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发展，推动军事科学思想不断前进。他特别指出，在这次国家考试中，有些人只知道背诵条文，答复问题时还不能很好地联系中国革命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因此，必须警觉不要有教条主义发生。
　　最后，他还对留下当教员的56名学员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记住朱德总司令的话，把留在学院当教员视为最大的荣誉，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刘伯承致完训词，向全体毕业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证章、奖状和奖品。
　　当这些毕业学员从老院长手里捧过毕业证书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有的甚至眼噙泪水。他们深深感到，在自己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里面，都有老院长的心血和汗水，有院党委和全院教职工的心血和汗水。3年零4个月的时间，过去总觉得很长，现在却一下子逝去了。他们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学院，舍不得离开老院长！
　　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参加国家考试的324名学员，以优良成绩结束了在军事学院的生活。他们象一颗颗种子一样，撒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之中。
　　今天，在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中，在军事院校和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导岗位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
　　第五节培养高级将领
　　1954年5月16日，刘伯承坐上了向北京奔驰而去的列车。他此行的任务是领导全军高级干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