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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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经吴玉章提议，被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委任为中央党部特派员，全权负责处理四川军事问题。
　　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杨闇公、朱德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川军事斗争。
　　本月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闇公同赴合川川东江防军黄慕颜部，策划起义事宜。
　　11月27日在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总结了四川军事运动的开展情况和基本经验。强调指出，国民革命不完全靠革命军的力量，更重要的要靠民众的参与和支持。
　　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
　　12月9日在顺庆（今南充）果山公园主持召开庆祝原川军第五师大部和江防军黄慕颜部起义胜利大会，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下辖第一、二路。随后指挥起义军抗击四川反动军阀部队的围攻。
　　本月为避开优势敌军的进攻，率起义军撤离顺庆，转移开江整顿。
　　1927年35岁
　　1月在万县出席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与杨闇公、朱德分析研究北伐战争的进程和组织起义军进行策应等问题。
　　1月24日在泸州发布《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昭告全体军民听从指挥和服从整顿。
　　2月上旬在泸州主持召开起义军誓师大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宣布起义军指挥部成立，下辖第四、五、六路；号召军民团结一心，跟反动军阀斗争到底。
　　4月中旬主持召开军民大会，声讨刘湘、蒋介石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
　　4月21日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呈请讨伐刘湘》的呈文，历数刘湘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反对、破坏国民革命和爱国民主运动的罪行，表示愿率所部与刘湘等反动军阀进行决战。
　　本月严密部署各路起义军进行防御，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先后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
　　5月上旬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所隶起义军各路番号不变。
　　5月16日在外有强敌围攻，内有将领谋叛的情况下，按中共党组织决定，偕参谋长韩百诚等从龙透关秘密出走。
　　7月11日偕参谋长韩百诚等历尽艰险，绕道陕西、河南，抵达汉口。
　　本月参加由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的川籍有关人士座谈会。支持周恩来关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要向广东发展，而不是象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西退四川的主张。
　　7月下旬向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将军长职务交副军长黄慕颜代理。以称病告退作掩护，秘密转赴南昌，参与孽画南昌起义。
　　7月28日受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托，协助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制订南昌起义计划。
　　7月底奉派向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宛希俨、黄道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对江西省委的要求。
　　8月1日凌晨协助起义代总指挥贺龙指挥第二十军攻占南昌旧藩台衙门，消灭了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属部队；与代前敌总指挥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一起，完成了预定的歼敌任务，取得了南昌起义的胜利。
　　同日上午出席特别委员会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盛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被会议决定产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
　　同日晚出席军事参谋团会议，参与拟定起义军撤离南昌、进军广东的行动计划和开进路线。
　　8月29日至30日协助叶挺指挥第十一军攻克会昌城，取得了南进途中的重大胜利。
　　9月中旬在福建长汀出席军事参谋团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行动计划。
　　与多数人议决先占领潮汕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行西进，夺取惠州。
　　10月3日在广东普宁县流沙镇参加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和起义军将领最后决策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开往海陆丰作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开，由当地农会派人带路向海边疏散，然后走水路撤往香港或上海。
　　10月上旬与贺龙等乘船到达香港。
　　11月由香港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的有关情况。
　　本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军事。
　　12月经海参威到达莫斯科，入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1928年36岁
　　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后，作《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现存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提出了在军阀部队里进行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方法和策略。
　　会议期间，被大会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委员。在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会上，作《南昌暴动始未记》的报告。简要地叙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总结了起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着重指出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没有把军事斗争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时指出了作战指挥不统一、组织纪律松散、财政政策动摇不定等方面的问题。
　　8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9年37岁
　　春跟同学屈武交谈国内革命斗争情况，认为毛泽东、朱德依靠农民、武装农民，走红色割据的道路是完全对头的，表示很想立即返回国内，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
　　1930年38岁
　　7月底由苏联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8月在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部署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工作时，委婉地建议应放弃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东方发展，而改向他们统治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同时提醒李立三即使中心城市暴动成功也很难巩固，象南京，据提供的力量计算，最多“可固守一个月”。但这些意见未获采纳。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在长江局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对长江局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武汉暴动的计划。
　　9月24日至28日由武汉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39岁
　　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盛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
　　为中共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40岁
　　1月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2月l日主持红军学校第二期开学典礼。
　　5月组织教员编写教材，提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
　　5月25日向中革军委发出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而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6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发表《永阳战斗》一文，介绍了红军地方部队结合游击队，在永阳地区彻底、干净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模范战例，总结了这一仗的成功经验，在于对敌采取了先疲后打，突击与包围相结合的正确战法。
　　10月3日至8日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
　　10月10日主持召开红军学校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鼓励学员把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带到红军中去，改进红军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3年41岁
　　2月至3月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共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6月摘译苏军教材《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
　　7月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战术战略概念的历史发展，介绍了苏联红军关于战术战略的理论，提出红军各级干部应加强战术战略的学习与修养。
　　10月摘译苏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战员，纠正在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
　　11月翻译发表苏军的一篇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介绍军事学上这三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使红军干部明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以促进红军干部在军事学术上的提高。
　　1934年42岁
　　5月写出《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针对红军游击队在实际斗争中缺乏统一的指导方针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等问题，就游击队的性质、任务、组织、编制、战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提出了二十条系统而具体的意见，强调了游击队“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有战略上的意义”。
　　9月写出《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针对游击战争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十项原则和方法。主要是要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要敢于深入敌军后方活动，配合正规军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以及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办法。
　　10月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同月在第五军团长征动员会上讲话，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婉转的批评。指出：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0月至12月随第五军团行动，担负红军长征的殿后任务。协助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制订后卫行动计划，并具体组织实施。以部队轮番开进和交替掩护的战法，指挥第五军团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完成了后卫任务。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
　　1935年43岁
　　1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红军军委纵队司令员。
　　1月7日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利用俘虏诈城智取遵义。
　　1月8日指挥第二师第四团攻占娄山关。
　　1月9日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奉命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与聂荣臻一起提出中央红军下一步应打过长江去，向川西发展的建议，得到会议的采纳。
　　1月19日军委纵队奉命改为中央纵队，仍兼任司令员。
　　5月4日指挥干部团利用俘虏巧夺皎平渡，组织工兵就地取材，用竹、石等搭建浮桥，使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5月上旬致信川军旧部、驻守德昌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旅长许剑霜，劝说其不要阻击北上的红军。许剑霜借口红军势大，率部由德昌撤往西昌。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德昌。
　　5月中旬致信驻守西昌南部的刘文辉部旅长、彝族事务指挥官邓廷秀，晓以利害，说明与红军作对只能徒损实力，劝其给红军让道。邓廷秀见信后率部撤往冕宁。红军顺利绕过西昌。
　　5月20日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军先遣司令，负责指挥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等进行战略侦察，并准备抢渡大渡河。
　　5月22日与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先遣队和第一军团工兵连进入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正确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彝家海子边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
　　5月24日与聂荣臻指挥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路，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堵歼在大渡河以西的阴谋。
　　5月26日至29日率第一师第一团、干部团等沿大渡河东岸向北急进，与河西的第二师等夹河并行，一路打垮国民党军的阻拦，直扑泸定城，掩护第二师第四团抢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泸定桥。中央红军全部安全转移到大渡河以东地区。
　　6月26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会后参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以红军主力进击川西北松潘地区。
　　6月30日与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中共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议。
　　7月21日参加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
　　会上，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向党争权的错误。
　　8月初出席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会议。因松潘地区敌驻有重兵，凭垒固守，红军屡攻难克，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实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突破敌军的包围，进军夏河、洮河地区，创造甘南根据地；同时决定红军分两路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的大部分等编为右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编为左路军。
　　本月与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准备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9月初为揭穿张国焘借口葛曲河夏季涨水不能通过而要拖着左路军南下的阴谋，亲自渡过葛曲河，向指战员们表明左路军改北上为南下的方针，不是由于葛曲河的天然障碍造成的。
　　9月中旬参加张国焘在阿坝召开的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支持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方针，陈述全国形势和左路军面临的困境，说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本月为《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条令》译文写了前言。
　　10月5日参加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动，在发言中强调红军面临的形势相当困难，只有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争取好的前途。
　　1936年44岁
　　2月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6月奉朱德命令任先遣司令，率第三十二军一部与第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会合。
　　7月初到第二方面军给干部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按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
　　本月在甘孜参加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会议，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据理力争，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本月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8月7日探悉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因对红军作战失利受到蒋介石的处分，致信孙震，提出“联盟抗日”、“互不侵犯”的建议。
　　9月20日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
　　9月30日在甘肃成县与红军女干部汪荣华结婚，彼此成为终身伴侣。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10月28日奉命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2月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1937年45岁
　　2月7日随周恩来由延安乘飞机到三原，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商谈联合抗日事宜。
　　2月27日被任命为援西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张浩准备率部救援在河西走廊遭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西路军。
　　本月因西路军失败，援西军解除了救援任务。与政治委员张浩一起领导援西军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3月20日与张浩共同发出《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意见书》，向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关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认为“把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都组织起来，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4月4日主持西路军回归干部座谈会，了解西路军英勇征战的经历，听取他们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7月22日出席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等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指出卢沟桥事变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时原则立场，与国民党是平等地位，是为抗日而合作，不是依附的、无条件的合作。
　　8月22日至2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从而正确地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实现这一路线的政治纲领和各项政策及具体任务。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等三个师。
　　9月6日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主持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改编誓师大会，就任第一二九师师长。下辖第三八五旅和第三八六旅。
　　9月30日率第一二九师先遣队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由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开赴山西抗日。除第三八五旅旅直及第七七○团等奉命留守陕北外，第一二九师其余部队随后东进。
　　10月10日率第七六九团进抵太原附近，奉命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日军后方的任务。
　　10月18日在太原会见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两军配合作战问题。
　　10月19日第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0余架，歼日军100余人，减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战。
　　10月25日向策应娘子关方向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发出指示，要以小部队应付日军大部队，而以主力打它的小部队；应大力破袭日军的铁路交通线；必须加强对日军的政治攻势。
　　10月26日命令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设伏，歼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10月28日命令第七七二团再次设伏七亘村，歼日军百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创同一地点“重叠侍伏”的成功范例。
　　11月2日指挥第三八六旅在昔阳以东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
　　11月5日在广阳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11月7日率第一二九师部队与第一一五师部队协同作战，在广阳、户封地区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11月10日在和顺县武家庄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作游击战术报告。讲解了共产党、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第一二九师出征山西以来的作战经验，阐述了伏击、袭击以及破袭敌交通线等游击战术的运用。
　　11月13日与张浩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第一二九师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部署全师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
　　11月8日在辽县作《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的演讲。
　　12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抗战形势和部署了敌后游击战争。
　　12月7日在辽县作《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的演讲。
　　12月22日至26日指挥第七七二团、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等，粉碎了日军的“六路围攻”。
　　12月27日在干部会上作《在我们今天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观察》的演讲，总结了日军围攻八路军的战术特点，提出了对付日军的战术手段。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