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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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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之后，这一偏好转给了卡尔·海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萨穆埃尔·布雷克劳德试图排挤掉门德尔松银行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首选银行家；再一次，尽管极尽谄媚，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格尔松才获得了一定的特殊身份，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他与俾斯麦走得很近，以及他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政治消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受到蔑视：“布雷克劳德？”有人曾听到詹姆斯对赫伯特·俾斯麦大声说道，“什么布雷克劳德？布雷克劳德得到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只占（全部利润）的1％。”许多其他银行在罗斯柴尔德注意的运作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他们参与了大额债券发行，对大量金银块的输送提供了援手，有时还参与汇率套利交易：科隆的奥本海姆银行、伦敦的施罗德银行以及法国的波尔多银行，当然还有更多，我们只列3个出来。它们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很小的玩家。
形成对比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些大银行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主要视这些银行为竞争对手，但是在进行一些非常大的业务时，他们也会寻求合作，这些大银行有：伦敦的巴林兄弟，托马斯·威尔逊和戈尔德施密特；巴黎的拉菲特，奥廷格和马莱；维也纳的盖米勒、希瑙和埃斯克尔，以及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和贡塔德。1814年之后的10年里，这些大银行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竞争，但罗斯柴尔德不希望这些竞争者出现不良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将这些对手看做自己生存的补充成分，当然，前提是自己的行业领袖地位不可撼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我们都能看到辛迪加组织以及银行间松散联合情形的出现。同时，通过扩展自己的规模，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职责来维护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这也解释了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倒台的原因。在19世纪20年代，他们以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情眼神看着帕里什破产。截然不同的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偶尔愿意拯救竞争对手，比如1831年以及1838年帮助拉斐特的举动。萨洛蒙在1841年帮助盖米勒的建议也说明：
我们作壁上观，看着一个65岁的人破产，他的银行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是这里第一流的银行——不能提供帮助是不可能的如果施泰纳和盖米勒确实停止支付款项，这将呈现何等的景象，这将给海外、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数百万——多达三四百万古尔登的承兑款和汇票将从这两家银行流失。
在这件事上，萨洛蒙提供帮助的建议最终被他的兄弟和侄子们否决。但是，他对于金融总体稳定的观点也影响了列昂内尔对英国货币政策争执的态度。1839年，他向叔叔报告说，“将制定为法令的举措应该考虑合股银行的利益”（罗斯柴尔德新一代从19世纪20年代起将合股银行发扬光大）以及它们“可能对我们内部资金的影响”。他解释说：“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先生们在有足够的油水捞的同时让他们以及整个国家接受约束，避免流通出现阻滞。”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9）
综上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说越来越像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央行仍旧是私营机构的一部分，尽管逐渐承担了法令监管的公共职责。从它们的资源方面来讲，它们也是唯一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的银行，尽管它们是国家性的，而罗斯柴尔德银行则是跨国性质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各央行对于通货发行的垄断权毫无兴趣。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欧洲各央行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密，有时甚至是共生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内森如何在19世经20年代利用英格兰银行短期贷款的，以及作为回报，他是如何在1825年拯救英格兰银行的及英格兰银行如何在1830年提供了拯救詹姆斯所需的黄金。内森1832年向银行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如此正面也不足为奇：“我感觉到它（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挺好。”1830～1832年危机过后，詹姆斯似乎与法兰西银行也建立了类似的关系，而萨洛蒙与奥地利国立银行的关系更为密切。
交易商的主人
1836年，詹姆斯给他的侄子们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巴黎股票交易所卖证券的建议：
当你买进或卖出公债时，不要想着赚取利润，你的目标应该是让那些交易商习惯于一个想法：即他们需要跟随你这就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做出一点牺牲，这样一来人们才会逐渐形成需要跟随你的观点，我亲爱的侄子们，这就像捕鸟一样，需要先撒些食物出去。
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被罗斯柴尔德家族“食物”吸引的大量交易商，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口头达成的，而非通过信件。但是交易商是19世纪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工蚁。与罗斯柴尔德有生意来往的银行中，有一些他们最喜欢的银行：比如伦敦的梅内特和卡齐诺夫银行，它仅在1834年一年就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卖出了200万英镑的外国股票，在随后的一年里卖出了140万英镑；此外，约翰·赫尔伯特·伊斯雷尔与他侄子约翰·瓦格建立的合伙人银行。但是，即便这些银行也只是被当成偶尔雇用的“打猎伙伴”：艾尔弗雷德·瓦格回忆说：“每两周一次的结算日期间，我祖父或父亲就会拿着流动情况表前往纽考特，列昂内尔男爵会给500英镑或1000英镑的费用作为我们的固定报酬，数额则是以他的心情来定。”无论如何，与许多交易商的交易带有一种战术色彩，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业务需要偷偷地进行。
当时的人们称内森是“交易商的主人”，他们并没有过分夸大他的地位：到19世纪20年代末，他所取得的地位被其他交易员密切地关注着，他们信任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拥有超越常人的信息以及直觉。这意味着公开的罗斯柴尔德买卖行为将可能引发对某一只股票的抛售或抢购潮，这是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不愿看到的连锁反应。有关内森隐藏技术的故事时有耳闻。“如果他得到消息称基金将会上涨，他就会委托交易商以他的名义先卖出50万。”“这个大投机家惯用的一个操作手法就是让一帮代理人卖出，另一帮人买进同样的股票，这样一来，他的真实动向就难以判断。”在维也纳，萨洛蒙将大多数股市业务托付给了一个投机者，他给这个“支付12万古尔登的固定薪水，此外还有大量的佣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20）
这个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着罗斯柴尔德，两人碰到一起时会讨论当天业务的计划。投机者不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户，在“蓬杜尔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于一个咖啡馆里，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之外的交易能够在这里继续）同样存在，萨洛蒙与他推断出他的买卖数量。他雇用了许多传递消息的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投机者与罗斯柴尔德之间来回传递价格波动的报告。
这个时期，作为金融信息（以及错误信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非独家来源当然是媒体。可能有人会认为，19世纪报纸的发展侵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讯网络获得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是事实。另一方面，报纸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个影响市场的新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这一点。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实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是媒体攻击的靶子，而不是它们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着激进、反动的报纸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但是，逐渐地，罗斯柴尔德银行对一些报纸至少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我们之前也看到萨洛蒙如何通过根茨对德国《汇报》施加压力的；19世纪30年代，启用海因里希·海涅作为一名记者也保证了对詹姆斯活动报道的正面性（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挖苦）。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渐提升了对诸如《世界箴言报》以及《辩论日报》等报纸的影响力。“昨天，有一份报纸登了不利于我们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写信给内森说，“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一份大报上，我们就要在报纸上做出回应。”5年后，他在西班牙进行了敏感谈判之后，对侄子们说：“我正安排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这可以给马德里和伦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你们英国报纸经常跟随我们法国报纸的脚步。能够操控公共舆论真的很好。”1839年，他能够很自信地向侄子们保证说，如果法国政府贸然地反对他的铁路计划，那么“所有的报纸将群起攻之”。“如果一个人无法让自己受人爱戴，那么他只能让人敬畏。”他宣称，重申了他最欣赏的一句迈耶·阿姆谢尔箴言，“报纸能够带来强劲的冲击”。
内森应对早期媒体攻击的策略也是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泰晤士报》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在19世纪20年代，他遭到了《晨报》大量的攻击：比如，该报在1829年声称它的对手《信使报》利用外交办公室有关法国政府更迭的内部信息作为基础，与内森一起进行了一次股市投机。《晨报》编辑声称“《信使报》（将消息）告诉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又告诉了罗斯柴尔德，一个精密的投机阴谋以闪电般的速度形成了”。实际上，其实是内森经常向报纸提供消息——尤其是他的兄弟从维也纳与巴黎传递过来的政治信息。事实上，正是双方对于高速通讯的共同兴趣让《泰晤士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到了一起：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们有效地分享了布洛涅与伦敦之间的信鸽邮递服务。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内森与托马斯·马萨·艾尔萨格确立了友谊，后者1817年加入了《泰晤士报》，也是该报直至1846年的顶尖金融作者之一。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泰晤士报》之间的紧密程度不应被夸大（艾尔萨格有时会对英国资金输出的规模表示忧虑，而内森比任何人都鼓励资金输出），但是激进派和民权运动人士指责《泰晤士报》是“犹太人的竖琴”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理由。1842年，安塞尔姆写信给他的堂兄弟，提及了“普鲁士政府将颁布的针对犹太人的新法令”：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21）
普鲁士国王非常虚荣，很容易受到《辩论日报》或不认同他的政府的英国报纸影响。因此，非常需要这些报纸不时刊登有利于犹太人的文章。由于你十分熟悉《泰晤士报》的主导人物，你能够很容易让他们插入这些文章，我会发一些德语文章给你，你可以让人翻译一下。
当然，对媒体的这类控制与今天的模式大致相同，而且很难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对那些敌意媒体施加影响力的做法。现代读者很难判断的一点就是当时的金融运作，因为那时几乎没有正式的监管措施，金融革新的快速步伐也让这方面的立法出现了滞后情况。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完全利用了金融环境的流动性，但是如果将他们的行为上升为“内部交易”或任何现代形式的欺诈，那就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纽沁根——以詹姆斯为原型的德国犹太银行家——通过一系列伪造的破产行为累积起了自己的财富。他把这些行动非常详尽有趣地描写了出来，但是它们在经济学上根本说不通，他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际运作也丝毫没有重合之处。实际上，似乎只有几起针对内森错误运作行为的法律指控，而且只有一起指控最终成立。比如，1823年，一个购买1822年那不勒斯债券的人声称内森试图扣留他的1255英镑的存款：这个案子未被受理，而且似乎实际上是原告、一个名叫亨宁斯的伦敦玉米商人自己背信弃义（当法国入侵西班牙导致债券价格下跌时，他拒绝付款；在价格恢复后，他又试图补交款项）。
针对内森被立案的指控出现在1829年，原告是一个叫做布鲁克曼的人，他声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心给他提供一个糟糕的投资建议，然后收取买卖股票的费用，而事实上这些买卖根本没有发生。布鲁克曼声称，1818年，内森建议他卖出2万法郎的法国公债，投资由伦敦分行发行的普鲁士债券。这不仅是一个糟糕的建议——法国公债价格上涨了10％，而普鲁士债券则下跌了7％——这其中还包含了欺诈的因素，内森并没有将布鲁克曼的法国公债卖给第三方，而是自己保留了下来。随后，内森又采取了与布鲁克曼指令相反的行动，卖出普鲁士债券，重新买进了115法郎的法国公债。“与之前的情形一样，原告一买进某只股票，价格就会立刻下跌；然后原告被建议抛出而原告的公债卖出后，市场则再次上扬。”布鲁克曼接着被要求将钱重新投进法国公债，但没过多久就再次接到抛出的建议。根据巴黎分行的账户记录，每笔交易都会从布鲁克曼的账户里扣除“交易、利息、中介费和佣金”等各种费用，但实际上，围绕法国公债并没有发生任何交易，它们一直停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内森的律师试图证明布鲁克曼只是一个“老练的投机者”，受质疑的账户10年前就已经设立，其中的记录是伪造的，但法庭并未采信。
根据法院的严厉判决，内森“不合理声明”的罪名成立，他被勒令向布鲁克曼支付“损失的或应该得到的钱”，再加上5％的利息和各种支出费用。可以预料到的是，这起案件激发了另一幅漫画《知道如何讨价还价的人》的浮现，它描绘的内森穿着旧衣服，拿着一个写着“法国债2万公债”的袋子（见图29）。
但是，这种类似于纽沁根的行为得到重视，只是因为它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段时间内，更多的是扮演了欺诈受害人的身份，更不用说那些堂而皇之的盗窃了。1824年，一个叫多洛雷的法国人——他也在那不勒斯债券问题上提出了针对内森的指控，但并不成功——从伦敦分行以欺诈手段获得了9670英镑的汇票，然后在巴黎分行兑现。一年后，詹姆斯的一个办事员盗取了大量纸币（可能多达150万法郎），他将那些钱藏在一条特制的腰带里带出了办公室。类似的盗窃案于1838年在纽考特也发生过，一个名叫萨穆埃尔·格林的18岁办事员带着一张2900英镑的支票逃之夭夭。1839年，巴黎分行再次遭遇这样的情形。6年后，马德里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一次盗窃案，价值4万英镑的黄金和证券被盗。1845年，一个价值5600英镑的装着西班牙金币的箱子在伦敦运往巴黎的途中被盗。而且，欺诈和盗窃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必须面对的所有威胁。1863年，一个在交易所损失惨重的年轻人试图用威胁信敲诈詹姆斯10万法郎。这些罪行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自己的知名度必然付出的代价。因为在19世纪，还有比世界级银行家更有诱惑性的目标吗？
他无疑是熊和牛（指股市）的君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
西多尼亚已经预见到欧洲经过了25年战争的折磨后，必定需要资金维系和平。他的远见收到了应有的回报。欧洲确实需要钱，而西多尼亚也做好了借钱给欧洲的准备。法国希望能得到一些资金；奥地利希望得到更多；普鲁士需要一点儿；俄罗斯需要几百万。西多尼亚都能够满足它们的全部要求我们不难看出，经过10年的拼搏，西多尼亚已经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在大多数主要城市派驻了一个兄弟或可以信赖的亲戚。他是世界货币市场的主人，当然也几乎是一切事物的主宰。他毫不夸张地将南意大利的收入作为提供贷款的抵押；所有国家的帝王和大臣们都期望得到他的建议，并且在他的建议引导下行事。他仍然精力十足，而且不仅仅是一部赚钱的机器。他拥有与他的地位相称的睿智，如果能从自己巨大的企业中得到一些休息的机会，他希望将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去。但是在他的财富达到巅峰时，他却溘然长逝。
——迪斯雷利《科宁斯比》
婚礼与葬礼
1836年6月15日，一场婚礼在法兰克福举行。新娘是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她在两天前刚满17岁，她的美貌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夏洛特未来的婆婆——一位苛求的“法官”——发现她“真的如其他成员说的那么漂亮，而且彬彬有礼”，“单纯而且亲切”，这不仅仅是家人对她的评价。当本杰明·迪斯雷利在次年第一次碰到夏洛特时，他被她“高挑，优雅，清澈”的外形深深打动：她看起来“像是穆律罗（西班牙著名画家）的画中人”，受到“全世界的景仰”。他小说中的两个人物便是以夏洛特为原型——《坦克雷德》中的埃娃·贝索以及《恩迪米恩》中的那沙泰尔夫人——两个人物都十分迷人，带着异国的美丽，尤其是前者：
她的脸带有东方美人的完美特征；这样的美人只有伊甸园里才有，只有在人们最向往的地方、最喜爱的种族中才能偶尔发现椭圆形的脸蛋，小巧玲珑。肤色既不浅也不深，它拥有北方的明亮，却少了它的干枯，拥有初升太阳般的光晕，却少了它的湿气。她的脸上满是柔和与宁静，皮肤如此白皙，你偶尔能够看到脉络隐约显现的美妙景象，犹如漂亮水果表面美丽的光影一般。她的双眼和它们圆圆的弧度诉说着所有的东方之美
她的新郎——也是她的堂兄——内森的长子列昂内尔，此时27岁，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商人，最近在父亲接手的西班牙复杂交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他的信件内容判断，他是一个比较严肃认真的年轻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作为长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维持他父亲所取得的伟大的金融成就，同时也提高了对犹太人解放事业的认知，不仅仅要在他出生以及成长的英国推进犹太解放运动，而且要扩展到全欧洲。他外形俊朗，毫不多情。
数周以来，家族的女性一直在法兰克福准备着这件大事：居特林，一对新人的祖母，此时已经82岁；他大儿子阿姆谢尔的妻子埃娃；新娘的妈妈阿德尔海德；还有列昂内尔的姐姐夏洛特——她在10年前嫁给了堂兄安塞尔姆，已经生育了3个孩子，另一个也即将出生。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的房子被“洗刷一新”，以招待出席婚礼的家族成员，房子主要有：位于法兰克福北郊的阿姆谢尔的房子，当然还有他心爱的花园，并且有位于蔡尔的奢华城中住宅；安塞尔姆新近在新美茵茨街获得的“宫殿”；此外还有卡尔在法兰克福期间住过的房子，它与安塞尔姆的新家在一条街上。位于犹太街的家族老房子——居特林仍然坚持住在那里，尽管她的儿子们富甲一方——似乎没有被考虑用做盛会的场所。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2）
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中，列昂内尔是第一批到达的人；他最小的弟弟迈耶当时已经在那里，当时他即将完成在德国的学习。他们的父亲6月初从伦敦启程赶往法兰克福，同行的还有汉娜以及两个未婚的女儿：活泼好动的汉娜·迈耶和喜爱音乐的露易丝。留在伦敦照看纽考特办公室的是内森的第三个儿子纳特。另一个儿子安东尼当时在巴黎，他在那里也将扮演与纳特类似的角色，因为他的叔叔詹姆斯也将前往法兰克福。詹姆斯6月4日动身前往德国，他的妻子贝蒂以及4个孩子（11岁的夏洛特、阿方斯、居斯塔夫和还是婴儿的萨洛蒙·詹姆斯）先他一步启程。他们8天后抵达法兰克福。詹姆斯的哥哥萨洛蒙与他的儿子安塞尔姆先他们一步从维也纳赶到了法兰克福。萨洛蒙他们自然地住进了新美茵茨街的房子里，安塞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不经常去法兰克福的访者被安排住在宾馆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被安排在罗米斯彻·凯瑟尔酒店，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住在鲁斯切霍夫酒店。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总共有36个家族成员聚集到了法兰克福。或许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宴会几乎没有邀请其他宾客：现存通讯中提到的唯一“外人”是迈耶的导师施莱默博士以及詹姆斯和列昂内尔共同的朋友、作曲家焦阿基诺·罗西尼，其角色仅仅是“活跃我们宴会的气氛”。
安东尼第一次被独自留下掌管巴黎分行，他感到局促不安，尽管这更多是由于无聊，而不是职责负担所致。“我精神很不好，”他向同样独自一人留在伦敦的纳特抱怨说，“没有什么比独自一人待在这里更让人讨厌的了。一切都那么单调你自己一个人如何取乐？你比我在这里还要好一些，他们全部走了，关了家门，我每天只能在一家餐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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