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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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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在后面说到的“这位老人”——指的是威廉王子——“给我们带来了富贵”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他们或许更应该感激这个行业以及他们自己“老人”的聪明才智。是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1810年设计的合伙制，将家族的男性谱系结合在了一起，长达4代，同时又严格地将女性及其配偶排除在外，使家族企业保持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活力。这个制度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几经修改，但其精神实质得到了保留。还是梅耶·A·罗斯柴尔德教会了他的儿子们这些精明实用的生意信条，例如，“最好的生意伙伴是陷入困境中的政府，而不是被幸运眷顾着的政府”；“如果你不能够被人爱戴，就要让人畏惧”；“如果一个高层人士与犹太人成为（金融）伙伴，他就属于犹太人”。最后这条来自于几兄弟长期以来通过送礼、贷款、投资红利及毫不掩饰的贿赂与政治实权人物保持交往的实践。最为关键的是，梅耶教会了他的儿子们团结的价值：“阿姆斯洛”，他在1812年临终前告诉守在床边的长子，“只要你能让你的兄弟们不分开，你们就会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人。”30年后，他的儿子们仍然在重复着这句箴言，而此时，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事实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
发生在1814年和1815年的那些军事行动，把我们带入了金融史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在这期间，内森和他的兄弟们不仅为威灵顿，同时还为英国的大陆盟友们筹措了数额巨大的金条。罗斯柴尔德家族把他们的信用用到了极致，有时候甚至完全忽视了他们的资产和负债的关系，为了获取政府的佣金、利息收入，为了从汇率和公债红利的波动中获取投机收益，而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搭了上去。仅在1815年，内森与英国政府的来往账目就接近1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当利物浦勋爵（LordLiverpool）称内森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朋友”时，他采用的是一种史诗般的低调陈述修辞手法。正如其他同时代的人所评述的，这是一种拿破仑式的金融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手段，拿破仑的军事统治就不会被推翻。路德维希·伯尔内（LudwigBorne）很客观地把这几兄弟称为“理财能手”；而内森被所罗门（Salomon）称为几兄弟的“总司令”。尽管当法国人在滑铁卢遭到惨败时——战争结束得远比内森当初预见的要快很多——他们已经濒临破产，但在1815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几乎是与此同时，内森开始着手一项也许算得上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大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指永续公债，一种由英国政府发行的无到期日的永续年金式债券。——译者注。由此，他搭上了政府战后稳定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快车，而且恰好在市场见顶之前收获了自己的利润。这是内森的超级商业杰作，这样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利超过25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3）
19世纪20年代是美国政治和经济双重复辟的时期。在整个欧洲大陆，被废黜的王室几乎全部返回重掌王权。在梅特涅王子（PrinceMetternich）的领导下，欧洲大陆的几大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革命萌芽。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复辟提供了经济支持。他们的资助使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这些神圣同盟的成员国，也包括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可以以先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可以享受的利率水平发行债券。有了这些基础，梅特涅王子“维护欧洲治安”就变得更加容易——最有名的要数奥地利和法国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恢复波旁王朝统治遇阻的事件，有人曾开玩笑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最主要的盟友”，事实确实也是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贷款还支持了那个时期很多上层人士的私人财务，包括梅特涅本人、乔治王四世及其女婿萨克森…科堡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ofSaxeCoburg），他后来成为了比利时国王。正如路德维希·伯尔内所抱怨的，“罗斯柴尔德”是“这样一个人，他赋予了贵族们践踏自由并剥夺人们抵御暴力的勇气和力量是恐惧的大祭师在他的神坛上，自由、爱国、荣耀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美德都成为祭品”。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复辟的态度，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且自相矛盾的情况。他们基本上不愿意看到权力重新回到那些试图把犹太人变为二等公民的保守派精英手中——最明显的当然是德国。另一方面，内森不是那种仅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就放弃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的人。神圣同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对革命运动的干预对生意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对各国国家预算的破坏性影响。在西班牙、巴西和希腊等国出现的新政权也是潜在的新客户。过去的经营似乎表明，君主立宪制与集权制相比，前者是更好的债务人。颇令人玩味的是，费尔南德七世复辟成为集权体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倾向于借钱给西班牙解放者，而拒绝继续资助费尔南德七世。正如拜伦在《唐璜》（DonJuan）中所描绘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保皇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海恩里希·海涅走得更远，他称罗斯柴尔德在革命和罗伯斯庇尔之间是半斤对八两的关系，因为：
罗斯柴尔德使土地丧失了固有的优势，把国家债券体系的作用提高到了极致，因此让资产和收入能够流动起来，与此同时，还把以前土地所拥有的特权赋予了货币。
同时，还是海恩里希历史性地断言：“货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而罗斯柴尔德是神的先知。”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经济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债券市场。当然，以前也存在资本的跨境流动：18世纪时，荷兰曾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家族也大量买卖奥地利债券。但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债券能同时在数个市场按照（以1818年的普鲁士债券为例）以标准银计价、在发行地付息而且还是偿债基金这样一些颇具吸引力的条件来发行。
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业务。他们也做商业票据的贴现、贵金属的经纪业务、国际汇兑业务、直接参与商品贸易、涉足保险业务，甚至还为个人精英客户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他们在贵金属市场上的作用举足轻重：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最终贷款人对最终借款人”的作用，从而帮助英格兰银行在1852年的时候避免了可能被迫暂停交易的危机。但他们最先进入的还是债券市场。另外，在不同的二级市场间买卖债券几乎是与发行债券同等重要的利润来源：这种方式是几兄弟乐此不疲的主要的投机手段。罗斯柴尔德家族明显区别于其他竞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业务的跨国特点。当内森的长兄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继续家族原有业务的同时，他最小的兄弟詹姆斯自己在巴黎开始创业。在稍后的19世纪20年代，萨洛蒙和卡尔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建立了法兰克福银行的分行。这五家机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合伙体制，联手进行大宗交易，分享利润并分摊成本。经常性的事无巨细的通信联络克服了地理分割的障碍。合伙人之间只有在环境变化需要对他们之间的合伙条约进行修改时，大家才会聚首，而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4）
这种跨国的结构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几方面特别重要的优势。首先，这种结构使他们可以进行套利操作，充分利用市场间——比如说伦敦市场和巴黎市场的价格差异。其次，他们相互间可以在某一机构出现资金困难及偿付压力时进行相互救助。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以同等的严重性在欧洲各地同时出现过，就连1848年的时候也没有。当英国在1825年遭受严重危机时，詹姆斯可以援助内森。而1830年巴黎市场出现暴跌时，内森有了报答的机会。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如果维也纳的银行是一个独立实体的话，它在1848年的时候就已经破产。只有在其他银行愿意勾销掉巨额欠债的情况下，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才有可能重建它。
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分配利润，只是以他们各自的合伙股份为基数收取很低的利息——他们很快就有能力操作那些规模空前的业务，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到1825年的时候，他们的银行规模已经10倍于与他们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的银行。反过来，这又使他们开始修正他们的经营战略。在经过早年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后，他们现在可以在不危及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从事利润摊薄的业务。事实上，这个从追求利润最大化上退下来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罗斯柴尔德合伙制作为企业能做到基业常青的原因。在他们的发展道路上曾经反反复复遭遇过很多对手——雅克·拉斐特是在复辟时期的一个经典例子，他在市场上涨时通过高风险交易已经超过了他们，但在跌落周期出现时，他只是保全了自身。
贵随富来。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新金融的化身：他们出生于犹太家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很粗俗——但只是数年的时间，他们积蓄的账面财富已经远远多于大多数贵族的资产。从表面上看，这些暴发户都渴求那些原有精英们的接纳。似乎是为了抹去那些过去（像卡尔所说的）“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小的阁楼间里睡觉”的记忆，他们购买了繁华大街上雅致的联排别墅，比如皮卡迪利大街、拉斐特大道，不久之后，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弗里耶尔和希勒斯多夫等地购买了第一批乡村别墅。他们用17世纪的荷兰油画和18世纪的法国家具装饰这些房子。他们举办奢华的宴会和珠光宝气的舞会。他们追寻名衔和其他荣誉：平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摇身一变，成为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阁下、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荣誉军团骑士。他们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绅士来培养，为他们提供在犹太聚居区闻所未闻的休闲活动：骑马、打猎和艺术欣赏。他们的女儿上肖邦的钢琴课。那些知名的人物——最有影响的，比如迪斯雷利、海涅、巴尔扎克都从这些新的“美第奇家族”寻求赞助，对这些新贵的讥讽，只会偶尔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私底下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急剧上升却常常自嘲。头衔和荣誉称号只是“社交的一部分”，可以为这几兄弟进入权势的中心提供帮助。做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结果却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情况都是工作应酬，这与我们今天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对下一代的绅士化教育也很肤浅：他们的儿子真正的教育课堂还是在“账房”。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5）
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传统是宗教。他们不像很多其他富裕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改为信奉基督教，而是一直坚定不移地信奉着他们祖宗的信仰。尽管他们每个人对信仰的虔诚度不一——阿姆斯洛严格遵守各种教规，而詹姆斯却相对懈怠，但几兄弟却都认同这个观点，即他们能取得这种世界性的成功与他们的犹太信仰密不可分。正像詹姆斯所说，宗教就是“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都依赖于它”。当内森的女儿汉娜·梅耶为了能与亨利·菲茨罗伊结婚而在1839年改信奉基督教时，她所有的亲戚，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几乎都与她断绝了关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坚信他们对犹太教忠贞不渝的信仰与他们取得的全球性成功密不可分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们对那些“穷困的同教兄弟姐妹”命运的关注。他们把自己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所肩负的这项使命的范围，从传统的慈善捐助扩展到了为犹太人的完全解放进行系统的政治游说。由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拿破仑时代所采取的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保卫犹太人的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做法，几乎通行无阻地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当1840年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被错误地指控“宗教谋杀”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指挥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运动，结束了对他们的指控，这只是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给天主教大主教的贷款也被用来作为改善那些天主教国家中犹太人地位的手段。但很有意思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家门口的努力却很不成功。内森和他的妻子汉娜早在1829年时就开始参与了结束国会排斥犹太人的运动。但一直到内森死了7年之后，事情仍然毫无起色。这就留给他的儿子列昂内尔一个领导盎格鲁——犹太人争取解放的机会：这就是本集开篇的事件。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的认同感并不是绝对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富有，也因他们的家族谱系把他们与其他欧洲犹太人割裂了。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崇同族通婚——婚配不仅限于他们的共同信仰，甚至只限于自己最近的血亲家庭。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只有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可以娶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在1824～1877年间，梅耶·A·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桩婚事，其中不少于15桩出现在他的直系后人中。最典型的要数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和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在1836年的婚姻，这是一桩包办的并不太幸福的婚姻。这种做法背后最主要的考虑是加强经济合伙制的凝聚力。尽管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那一阶段的家族树看起来充满了遗传风险，但他们的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堂表亲间的婚姻确保了家族的资本不会被分散。与被奉为圣典的不准女儿和女婿参与合伙的严格规定，以及梅耶·A·罗斯柴尔德要求兄弟间保持团结的不厌其烦的交代一样，血缘婚姻也是防止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蹈托马斯·曼所描写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覆辙的一项重要策略。当然，其他的王朝家族也采用类似的做法。堂表亲婚姻在犹太商业家族里相对比较常见。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犹太人：英国的贵格会教友之间也有类似的习俗。事实上，甚至欧洲的皇室家庭也都采用堂表亲婚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血亲婚姻推崇的程度，连萨克森…科堡美国王室（1901～1910）。——译者注皇族都难望其项背。正是这个原因使海恩里希·海涅把他们称为“异乎寻常的家族”。确实，其他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成是某种类型的希伯来皇族：既是“犹太人的王者”，同时也是“王者的犹太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6）
1830年的革命揭示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跟神圣同盟狼狈为奸，而是完全愿意对解放者甚至是革命政权提供他们的金融服务。要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在被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吓得魂飞魄散之后回过神来，詹姆斯发现与路易·菲利浦这样的“资产阶级领主”做生意要更容易。与这种情况完全一致的还有新的比利时政府，特别是当它（像希腊一样）接受了一位“听话的”日耳曼王子作为他们的领主（这位新领主早已经是罗斯柴尔德的客户）并屈从于这些大国制定的共同国际准则时。第二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这些大国达成这种局面持乐观的态度，并且深信在这种局面下，金融的杠杆作用可以得到尽情发挥。
革命的爆发一度引发了法国的长期公债暴跌（法国的永续债券就相当于英国的永续公债）。这场灾难几乎让詹姆斯在惊恐中陷入了灭顶之灾，他的账面出现了巨额的赤字。但是，造成欧洲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如此巨额缩水的原因——甚至还推延了长期公债在相对稳定的君主立宪体制确立后的恢复——是担心像18世纪90年代那样，由法国革命引发欧洲大陆的战争。正是这种担心与那些引发当时金融市场恶化的所有其他原因一起推高了公债的利息，连那些没有受到革命波及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波兰和意大利多次面临战争一触即发的险境。这期间，每一次危机出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很好地联合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他们独特的高速通信网络——主要依靠私人信使带着信件穿梭往返——直到现在都还被欧洲大陆的主要政治人物用来作为特快邮件服务。这给了这个家族另外一种权势：知识。詹姆斯面见路易·菲利浦，聆听他的意见，之后把他的这些意见写在他给萨洛蒙的信里；萨洛蒙去拜会梅特涅，把这些意见传过去。这个过程然后又反向重复，当梅特涅的回复抵达路易·菲利浦时至少经过了两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我们这里不需要点明，信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很巧妙地改变信函的内容；或者，在信函被送达之前，相关的消息已经在股票交易中发挥了作用。
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国家债券市场的控制又赋予了他们另外一种权势。因为任何一个图谋发动战争的国家都需要借钱来做军备，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洞悉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可以行使否决权：不和平，不借钱。或者是像奥地利外交官普鲁克西·冯·奥斯登在1830年12月时所说的：“这完全是一个方法和手段的问题，而且罗斯柴尔德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不会为战争提供一分钱。”
事情并不是如此单纯。尽管他们同时期的人都被这种观点所迷惑，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要通过威胁调整贷款就可以保持欧洲的和平，但实际的情况是，在19世纪30年代，之所以没有爆发战争还有其他的原因。在某些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操纵政治势力。在萨洛蒙于1832年明确地拒绝提供新的贷款后，梅特涅的好战即使不能说是被阻止，起码也是被压制了。而希腊和比利时建立新的国家确实是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金融支持的书面承诺，以一种由几个大国提供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发放贷款的方式才得以确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7）
到内森在1836年令人遗憾而且在巨大的痛苦中去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建立起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商业帝国，控制了无人可敌的巨额资源，横跨广大的地理区域。通过代理和建立分行的方式，覆盖的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延展到欧洲其他的市场，甚至整个世界——从马德里的威斯威勒尔到圣彼得堡的盖塞尔，再到纽约的贝尔蒙特。他们的权势之所以让同时代的人如此着迷，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发家来得如此迅猛，而起点又是如此之低。一位美国的观察家是这样描绘这五兄弟的：“他们傲视群王，居于众王之上，将整个大陆掌控于他们的掌股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了基督徒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同意，没有一个内阁敢越雷池一步罗斯柴尔德男爵手里掌握着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钥匙。”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却并非无根无据。这个庞大而且强大的组织一直保持着家族企业的内核。它一直以私营——事实上是特别神秘的合伙制方式运营，主要的业务是经营家族的自有资本。
当第三代加入到这个合伙制中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创业者的精神，尽管五个机构之间出现了稍许的联盟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詹姆斯继承了内森的遗志，担负起了“盟主”的责任。他也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中，既沉迷于那些票据经纪和套利的吃饭生意，也不放过那些利润丰厚的大额债券发行业务。他的长寿使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民族特质一直到了19世纪60年代都还保持得相当完好。然而，詹姆斯不再可能像内森一样去操控其他的四家机构。尽管内森的儿子之一纳特成为了他在巴黎的传声筒，但其他人却从没有受制于他。特别是列昂内尔证明了自己在商业上的辉煌足以与其父比肩，但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却不像内森那样火暴，反而是相当低调。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詹姆斯也无法真正控制他的兄长们：特别是萨洛蒙，他明显更多地关注与奥地利政府和其他维也纳银行，而他的其他合伙人却并不喜欢这种做法。
从某些方面看，家族中出现的这种从独裁向寡头垄断的转变是有益的：这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应对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金融机会时可以脱离内森以前的那种严密控制，从而变得更加灵活。举个例子说，萨洛蒙、詹姆斯和阿姆斯洛可以在奥地利、法国和德国的铁路融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而他们在英格兰的兄弟却很显然忽略了这件事情。
内森把19世纪20年代的习惯延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由于主要欧洲国家的金融状况很稳定，他便把眼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客户：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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