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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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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1）
简单来说，就是列昂内尔建议在上院出钱买选票。令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是，有人披露他居然试图采用类似的方式寻求阿尔伯特王子的支持（他在上院的影响举足轻重）。当然，阿尔伯特可能已经有了恻隐之心。列昂内尔从1847年步入政坛一开始就与他有联系，到1848年，纳特能够记录下他的“高兴埃尔伯特王子是如此关照你，而且他将支持我们的提案”。
但他同时又告诫列昂内尔“要时不时地去拜访一下他，想办法逗他开心”。“你现在应该去做一下议会党团的工作，”他在2月14日写道，“让你的朋友阿尔伯特王子应用他的影响力，那么或许（提案）就能通过。”实际上，这段话暗藏着的是整个关于犹太人解放的故事里最有意思，但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掉的那一段。
至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阿尔伯特王子早期的联系——用他们的能力作为他与欧洲精英人士联系的纽带——已经发展成为了更加正式的金融交往。举例来说，1842年，詹姆斯替阿尔伯特的顾问斯托克玛男爵在北方股份上投资了10万法郎。3年后，当阿尔伯特计划与他的兄弟讨论金融问题时，斯托克玛转达了列昂内尔“希望罗斯柴尔德的银行能有幸为殿下此行可能在德国境内用得着的所有金融需求提供服务”的请求。1847年，罗斯柴尔德给阿尔伯特一文不名的巴伐利亚亲戚路德维西·冯·欧廷根·华莱斯登王子提供了3000英镑的贷款，由阿尔伯特作为担保；当欧廷根王子在一年后破产，只留下一堆卖不掉的艺术品收藏作为抵押品时，阿尔伯特就成为了债务人。这就解释了纳特与他的叔叔为什么在巴黎爆发革命后非常强烈地反对——从金融的角度——支付任何的款项，而是希望他的兄弟“付清”，以便确保阿尔伯特的支持。5月，阿尔伯特把安东尼招进宫里去“为他的兄弟科布兰兹（应该是科伯）公爵要求贷款，（给他自己）贷款金额13000或者是12000（英镑）”。（后来增加到15000英镑。）纳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你问我关于给阿尔伯特王子贷款15000英镑的意见，我认为找不到丝毫理由同意这个要求，你会发现你与他之间的情形与我们与路易·菲利普的情形完全一样——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我亲爱的兄弟，他已经欠你5000英镑了，这笔钱是我们这边付给巴伐利亚大臣（欧廷根王子）的，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真的不认为你可以放出这么大数目的款项，我的意见是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为他破费，而且我已经看到，无论你是否给他这笔钱，犹太提案的命运都不会有任何不同——我只能重复我反对付这笔款，而且在目前的形式下，你并没有得到对于这笔借款的任何授权。
现在不清楚列昂内尔是否违背了他兄弟的意见。我们知道阿尔伯特在纳特写了这封信10天之后，以20000英镑买下了巴尔莫罗城堡及其10000英亩的土地，不过我们在皇家档案中没有发现罗斯柴尔德卷入这次交易的任何迹象。另一方面，列昂内尔确实在1849年1月到温莎拜会了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可以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在1850年7月——列昂内尔为获取席位用修改后的誓言起誓的有名的努力之前11天——他捐出了50000英镑用于补贴阿尔伯特的最爱，一个资金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的“万国工业博览会”项目。3年后，很明显受到来自于“宫廷”的压力——也就是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导致阿伯丁爵士放弃了对解放犹太人的反对立场，形成了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的联合。相关的证据非常丰富，但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推断列昂内尔确实做了些什么事情去“让阿尔伯特使用了他的影响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2）
然而，无论列昂内尔在这个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结果证明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象一下，上院议员的反对可以通过给“宫中人物”意思一下后就得以化解，是一点都不现实的想法。正如罗素十分无奈地说：“你有一个如此令人讨厌的习惯，把任何事情都赋予一个货币价值，你好像认为甚至原则都可以买到。现在全国上下反对你的提案的是以高教会派（HighChurchParty）和低教会派（LowChurchParty）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个人的方式。现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让他们中的一个机构来为你出战，因为他们的反对是最有原则性的。”罗素认为，说服而不是行贿才是唯一可以推进整个事件的办法。尽管罗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个提案，并在下院获得通过，但同样（跟他事前预计的一模一样）在上院以95票对25票被否决。
这激励列昂内尔最终“接受奇尔特恩英皇直属领地总管的职务”——强行在金融城里进行一次递补选举——这是他发表在《时报》上声明中宣布的“致伦敦市的选举人”行动：“现在是一场在上院议员与你们之间的战争。他们试图维护最后残留的宗教歧视，而你们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发动一场摆在你们面前的维护《宪法》的斗争。”实际上，他的那些更为激进朋友——比较著名的有下院议员J·阿贝尔·史密斯和约翰·路巴克——在一年前罗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决后就要求他进行一次强制补选，因此，这次运动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是列昂内尔讲话中的那些火暴语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风暴”。
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心里牢记当时在更广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历史背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那样的环境状况下产生的。1848年1月1日，阿尔方索给列昂内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在新年的时候见证“超越迷信和偏见原则的宗教平等的胜利”的期待。毋庸讳言，最后他所见证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期待。然而，虽然1848年的革命确实在某些欧洲国家给予了犹太人政治平等（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场革命对于解放运动在英国的净效应基本上是负的。正如来自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信中所表达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对大规模反犹太人暴力行动产生了隔离作用，而且也发出了可能爆发这种问题的警告，例如在德国的农村地区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很多自认为是革命领袖的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就像梅耶·卡尔所认为的“犹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犹浪潮”。犹太人的解放思潮与欧洲大陆的革命胶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双倍的破坏性。列昂内尔的讲话向很多支持他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们的激进主义阵营——甚至宪章运动——而当时这些激进分子正在谴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镇压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持。
不论列昂内尔在他的支持者中唤醒了什么样的意识，他的策略只是选举的开局。他战胜了他的托利党对手约翰·玛耐斯，最后得票是6017票对2814票。由于把自己放到了激进分子阵营中，列昂内尔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他们的下一步战术安排：现身下院去主张自己的席位。这基本上是在学天主教的欧·科奈尔和贵格教友会的皮斯，然而也代表着列昂内尔走出了最咄咄逼人的一步；皮尔很直率地提醒过列昂内尔不要接受。列昂内尔略显踌躇，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说服罗素提出另一个提案。但是在1850年7月在伦敦客栈举行的一次狂躁喧闹的金融城自由党人聚会上，他公开攻击政府“没有拿出什么改革和发展的措施”，也没有提出“进一步推进社会和宗教自由进程”的办法。第二天的12点20，根据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他出现在喧闹的下院会议桌旁，而且在回答工作人员关于他是希望选择新教还是天主教的誓词时，他回答道：“我要凭着《旧约》宣誓。”由于托利党人中的顽固分子罗伯特·英吉利斯爵士站起来反对，会议主席命令列昂内尔退出，随后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开始关注的焦点是程序。过了一个周末后，大家决定直接去问列昂内尔为什么他希望凭着《旧约》宣誓，对于这个问题，列昂内尔的回答是：“因为那是一种对我的道德最有约束力的起誓方式。”他再一次被要求退出，然后，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113票对59票）列昂内尔被允许按照他的要求宣誓。第二天（7月30日），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议会，有人适时交给了他一本《旧约》。誓词中的效忠和至高无上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处理。但当工作人员读到“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的字句时：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3）
男爵停了下来，过了一两秒后说：“我省略这些词句，因为这些对我的道德没有约束力。”然后他把帽子戴到头上，亲吻了《旧约》，加上了“请帮助我吧，上帝”。这个举动获得了议院内自由党人的喝彩。他取出了钢笔，在反对声中——我们猜想——准备在国会的测试卷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弗雷德里克·特西格爵士迅速站起来，激动的情绪开始在所有的党派中蔓延，其中夹杂着会议主席呼吁他放弃。（有人大喊“反对，反对”；有人大喊“坐下”；还有人喊“主持人”，“秩序”。）男爵（列昂内尔）最终放弃了。
尽管与当时的气氛不相称，但这也许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僵持下去，结果只会导致失败。当8月5日辩论重新恢复的时候，会议通过了一个行政决定，如果列昂内尔不完整地宣誓誓词，就不能取得他的席位，而政府如果要通过一个能达到要求的经过修改的誓词提案，为时需一年左右。当戴维·萨洛蒙赢得格林尼治补选的胜利后，曾经试图加快这个进程，但并没取得更多的进展，只是留下了一个更有失身份的形象。萨洛蒙没有完整地起完那三段誓言就坐到了他的席位上，被会议主席命令退出，但他予以拒绝；当要求他退出的动议通过后，他还是拒绝，并且又是发言，又是投票，反对这个动议；当主席要求议会警卫驱逐他后，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下院。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经过新一轮的投票确认，无论是他还是列昂内尔，在起完誓言之前都不能获得自己的席位。萨洛蒙唯一的成果是1852年6月的一次举动废除了一个古老的刑罚，从理论上说，由于议会成功通过了针对他的议案，而他做出了不合法的反应，他应该接受这个刑罚。选区对他的这些做法进行了判决，他在1852年的大选中被彻底打败；相反，列昂内尔再次赢得了胜利。守株待兔的游戏重新开始，因为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明朗起来，跟以前一样，犹太人解放运动在下院仍是争执不下，而在上院则明显不受欢迎。事实上，列昂内尔就像是没有席位的议员，国会有与犹太人有关的事项时（比如1851～1852年政府资助犹太人学校和1857年免除民事离婚法院对按犹太法典离婚的司法管辖权），他在室外对议员进行游说。但从法理上看，这还是一个僵局。然而，又一个提案在上院遭到了否决；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邓库姆（ThomasDunbe）甚至非常有创意地试图促成另一次金融城补选，理由是由于为政府的克里米亚战争提供金融服务，列昂内尔已经“获得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合同”。
进入国会
1857年大选（列昂内尔再次当选为代表金融城的议员，这次的得票甚至领先于罗素，因为后者与自由党的核心小组吵翻了）之后，国会里的战火重燃。由于身后有多数人支持，帕默斯顿觉得由于“伦敦金融城选举了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在本届国会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国会一个再次考虑接受犹太人的机会，而且这样一个提案由政府来提，获得通过的机会是最大的”。于是，一份提案不失时机地在5月15日推出，在三读的时候获得了绝对的大多数支持，得票123票。为了取悦支持者，为数不少的托利党高层发出了改变立场的信号，例如著名的约翰·帕金敦爵士、菲茨罗伊·凯利爵士，以及最重要的人物德比伯爵的儿子，领袖史丹利勋爵。在上院，新当选的伦敦主教表示了支持，总共有139位上院议员投了赞成票。再一次——让列昂内尔大失所望——他们只是少数。当政府从用单边决议否决上院的立场上退缩，而不是提出新的《誓词有效性法案修正案》的时候，列昂内尔决定再一次放弃自己的席位，并就此事宜进行了一次补选。选举中他没有遭遇到任何对手，顺利地重新当选，并展开了一次强烈反击，针对“那些去了，但是很少出现在人民中，根本不了解人民愿望的人（这些人事实上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漠不关心）”。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4）
并不是这次针对贵族问题对人民重新发出的呼吁最终打破了僵局，而是——说起来很荒谬——少数派保守党政府的出现。因为此时，迪斯雷利作为财政大臣和下院的政党领袖，至少有能力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债了，他可以说服德比，而那些上院的议员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他通过在下院给反对党完全的权利达到了这个目的。1858年4月27日，罗素的《誓词修正提案》在委员会上遭到了上院议员的痛斥，关键的第5条被否定。两周后，由罗素提出的“不同意”上院议员的动议以11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更令人吃惊的是，议会还通过了（以55票）由怪僻的邓库姆提出的动议，列昂内尔被任命为下院为解释它不同意的“理由”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然后，罗素正式提出议案，所有的理由通过与上院共同举行的大会进行解释。取得上院的认同是决定性的转折点。5月31日，路肯伯爵提出了决议案的内容：下院可以以决议的方式修改自己的入职誓言，条件是必须先得到国会法案的同意。这使得上院可以清楚说明为什么自己不同意下院和德比——尽管“满脸不高兴而且很勉强”，但还是在7月1日宣布支持这个提案。23日，妥协方案最终以两个法案的形式成为法律，一个是将效忠、至尊和归顺三段誓言合并成一段，并适用于所有需要起誓的机构；另一个是允许犹太人省略“以一个基督徒的真正信仰”等词句，但是要取得他们将要进入的团体的同意。7月26日星期一，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下院。这是最后一次，他再次很不情愿地退出，因为议会在辩论让他能够用缩减后的誓言起誓的两个决议案时他必须回避——原则上说，这是像塞缪尔·华伦和史宾塞·瓦尔坡尔这样的顽固分子表达他们反对“亵渎上帝者的入侵”的最后机会。关键的决议以32票胜出，列昂内尔最后通过使用新的誓词以及《旧约》宣誓后成为了议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这种手段他以前使用过，但他成为议员后即刻参与表决的第一份法规却是《防范腐败法案延期提案》。
列昂内尔进入国会，正像詹姆斯所写下的：“对整个家族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第二年所举行的大选中，他的兄弟梅耶·卡尔与他一起进入了下院（另外还有戴维·萨洛蒙）；在1865年，他的儿子纳蒂也被选入。正如夏洛特满心欢喜地指出的，在刚结束的投票中（好像是在1864年7月），帕默斯顿的政府被“犹太人拯救”，列昂内尔的选举同时也在整个广大的犹太社区引发了共鸣：代理人理事会（BoardofDeputies）公布的决议表达了他们“最诚挚的心愿尊敬和感激”，而且从今以后，每年列昂内尔进入下院的日期就是犹太人免费学校的颁奖日——而列昂内尔直截了当地强调他对宗教的义务，捐赠给伦敦城市学校“其最有价值的（开放式）的奖学金以纪念他取得他的席位”。
但这场胜利的政治意义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认识。列昂内尔以自由党人的身份获胜，而长期的运动已经让他与自由党的一个很小但很有影响力的小组结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紧密联系。根据他的日记上的记录，在1856～1864年之间，格莱德斯通跟他或者他的兄弟梅耶一起吃过四次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其他成员的通信或者是会面起码有四次。其他出现在夏洛特19世纪60年代信函中的皮卡迪利大街148号的自由党人经常性访客中，包括代表武乌维汉普顿的国会议员查尔斯·维利耶，他是1859～1866年间济贫法律理事会的总裁；罗伯特·罗，格莱德斯通第一届政府的财政大臣。列昂内尔在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与会议主席握过手后第一个与迪斯雷利握手这一举动并非没有意义，迪斯雷利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贡献应该是决定性的。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从19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一直稳定发展，列昂内尔事实上在1858年决定性的那几个星期里一直与迪斯雷利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月份，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吃饭（同行的有外斯曼红衣主教和被流放的奥尔良派成员的接待人）。5月份，在政府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其印度政策后，迪斯雷利这样说道：“男爵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他知道大多数的情况！”两个月后的7月15日，列昂内尔去迪斯雷利办公室拜见他，“自从我们的提案到了下院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列昂内尔发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5）
他精神状态非常好，说是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了我告诉他我希望我们的提案能在下周一通过，希望他们尽可能马上取得女王的同意。我无法让他按他说的去①主要取决于其他人，如果他们不等到所有提案都走完程序，或者他们能安排一个委员会，使我能够在议院通过之前就得到我的席位。我敢说我能够做到迪齐今天又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我们已经②原件看不清楚。他们在我们的提案二读时不再反对我们，而是支持我们，他已经近了他的全力——他是这样说的。
列昂内尔对这个说法的反应是，询问迪斯雷利“他是否可以跟约翰尼（罗素）和柯吃饭”，但是：
他很明智地拒绝了，说他以部长的身份出席会破坏聚会的气氛。我很高兴我问过他，他怎么也不能说我们轻待了他。我告诉他，我们非常渴望能及时让皇室批准我们的提案，以便我能够在今年内获得我的席位，但是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骗子。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承诺任何具体的事情迪齐太太在梅耶家吃饭，又重复了一遍老掉牙的故事，说迪齐为我们做了多少事，而且因为我们不相信他说的这些，他有一次发了很大的火。
列昂内尔叙说这些遭遇时所持怀疑态度的弦外之音，不应该被看成是指迪斯雷利在1858年的时候没有尽全力。恰恰相反，必须考虑德比开出的苛刻条件。在列昂内尔进入国会后，他们两个人表现出的亲密关系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再有任何理由怀疑迪斯雷利的真诚。尽管他不得不在如此恐怖的政治限制下工作，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种族”。
剑桥的教育
把这一时期发生的允许犹太人进入国会的正面交锋与允许他们进入剑桥学习的事实上的欺瞒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问题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先锋作用。事实上，他们在剑桥化解那些宗教限制的计谋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解释他们遇到上院的强硬态度时为什么会如此小心翼翼。对他们在这两个案例中所采取的计谋进行比较，确实很有启发性。
应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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