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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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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总产量提高到了640盎司，增加部分大约有一半来自北美，另一半来自澳大利亚。我们已经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通过派遣本杰明·戴维森从墨西哥北上，使他们参与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狂潮中的。他们对澳大利亚这个领域也同样充满了兴趣。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于1851年发现黄金后不久，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被急迫地要求“将贵银行的分号委派到这里，在最开始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硬币供应将会形成在两半球最为广泛和最为赚钱的业务的基础”。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在上海和加尔各答的情况中，一开始想到的是完全可以依靠一家独立的公司（比如墨尔本的代理行）来经营，尽管这一次公司由雅各布·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儿子莱斯利共同管理。然而，这种家族关系却无法提供能力方面的保障。似乎是为了要证实梅耶·A·罗斯柴尔德对那些亲家的蔑视所具有的一言九鼎的神圣性，蒙蒂菲奥里公司在1855年破产，破产时欠下了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巨额债务，而一位彻头彻尾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杰弗里·库兰不得不赶到那儿去当救火队员。
库兰家族自滑铁卢时代就在为N·M·罗斯柴尔德公司工作，因此，库兰对老板想要什么非常了解：甚至在他结束蒙蒂菲奥里的混乱状态之前，他已经在急切地要求发运水银和其他在殖民地需求很旺的商品（最好的是酒类，不管是啤酒、威士忌还是波尔多葡萄酒）。“如果您能发这些货给我，”他这样写道，无意中模仿了内森作为一个年轻的纺织品贸易商时信件中的那种语气，“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生意，并以让您满意的方式去干。”到9月份，他又提出要求“每一批货给予5000～10000英镑的赊账”，而且，为了使他能够亲自去淘金场看看，提供“一个优秀金融家的帮助，因为在整个殖民地没有人这么做过，连那些政府的领导们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生意不管不顾，只有一次我受财政部的委派，去解释一些鸡毛蒜皮的货币事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7）
如果库兰身处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新近的黄金和白银帝国的外围，那么，它的中心就是这个家族在这段时间内购买的多处精炼厂和铸币厂。早在1827年，詹姆斯就在巴黎拥有了自己的精炼厂，在1838年搬迁到位于瓦勒米码头的新厂房，并根据米歇尔·本略特·坡塞特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合伙制企业。与此同时，詹姆斯又在1843年与巴黎铸币厂的老板迪埃里克斯合伙，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了1860年。新金矿的发现导致精炼和铸造业务大幅增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是“货币市场的一场革命”。因此，当列昂内尔在1849年决定伦敦公司直接参与到黄金精炼业务时，他完全是唯他叔叔马首是瞻。
在内森的时代，伦敦有四家私人精炼厂——布朗与温格罗武、约翰逊与斯托克、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和考克斯与梅勒，还有一家就是皇家铸币厂自己的精炼车间。在这些企业中，布朗与温格罗武把持了英格兰银行精炼业务的绝大部分份额。然而，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极大地增加了进入银行中的黄金规模：在1852年，黄金的购买量达到了顶峰时期的1530万英镑，其中超过2/3的部分以锭的形式——这远远超出了布朗与温格罗武的处理能力。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列昂内尔提议租用皇家铸币厂的精炼车间，该车间自1829年开始就在厂长马体森的领导下采用了硫酸分离系统。从1849年9月，他告诉他的政治盟友J·阿伯尔·史密斯和约翰·罗素勋爵，“不厌其烦地”说“对铸造的体系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专门成立来监督这些活动的皇家委员会适时地采纳了这项建议。“我希望”列昂内尔告诉他的兄弟说，“大臣们能有足够的勇气来进行变革，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个结果——这应该是一项极好的生意。”正如纳特所说：“随着这么多种规格（黄金）从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纷至沓来，这种变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急迫。”
马体森很有预见性地试图抵制这场“私有化”，但没有什么效果；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他们很幸运，帕西瓦尔·诺顿·约翰逊没有听从他的新合伙人乔治·马特的意见，没按他的要求参与投标。因此，在1852年1月，安东尼获得了精炼车间的租约，到了12月，列昂内尔可以名正言顺地正式要求银行总裁托马斯·韩克（另一位政治盟友）允许“由我负责精炼和浇铸的金锭和银锭可以直接交给英格兰银行”。在头一年的生产中，精炼厂加工了超过30万盎司的澳大利亚黄金和45万盎司的加利福尼亚黄金。1862年，格莱德斯通这位最坚定的金银本位主义者在“考察”英格兰银行后，直接去参观了工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它发出了一个信号。正如弗兰德罗所描绘的，他们在渠道的两端控制了精炼和铸币的产能，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套利“系统”，由伦敦公司用法国公司的户头购买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通过伦敦的贵金属经纪人再转到巴黎。巴黎公司在此期间为纽科特买进白银，再通过伦敦或者南安普顿转运到东方。这样做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期，它逐渐变成一个双金属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财政与克里米亚战争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8）
数十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认为欧洲大战对他们的金融地位是最大威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场革命。在1854年3月，战争来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居然是源于天主教与东正教教士之间关于一个耶路撒冷圣地所发生的争执。其真实的背景情况是，这是对俄罗斯对没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特别是多瑙河地区的公国像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黑海地区可以拥有多大权力这样一个老问题的再现。这一次，与1840年时候的情况相反，法国和英国站在了一起，前者是为了瓦解神圣同盟，而后者除了想给沙皇点教训外没有其他原因，那些标榜自由的人觉得，由于沙皇在1849年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他应该受到惩罚。5年前还作为中欧裁判者耀武扬威的沙皇，此时却发现他被神圣同盟的其他成员所孤立了：奥地利正与西方势力搞得火热，根本不会参战，普鲁士则继续奉行其休养生息的政策。皮埃蒙特区由于信奉这样的理念，认为任何战争都会削弱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而加入到了当时的普遍奉行的反俄阵营。
如果考虑到俄罗斯提出这个合并要求是多么迅速，那么这场战争就显得异乎寻常的漫长。第一场真正的军事行动发生在1853年夏天，当时沙皇命令部队进入多瑙河的那些公国，而英国和法国的海军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到10月份俄罗斯与土耳其发生正面冲突时，俄罗斯已经有效地放弃了他们曾经提出的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基督徒唯一保护人的要求；因此，法国和英国不得不越过这些公国和黑海地区进行作战。但是到1854年6月，沙皇答应奥地利人他可以从这些公国撤出，战争就只剩下在黑海地区进行。因此，为了对1841年的《海峡条约》“按欧洲势力均衡的原则”进行修改，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在克里米亚登陆，行动的直接目标是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早在1854年11月，俄罗斯政府就同意了这一点（还是担心奥地利参战），但因为法国和英国仍然无法决定这一条款的真实含义，战争就一直没完没了地拖着。在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3月去世后曾经希望找到一个谈判基础的尝试再次不了了之。相反，俄罗斯鲁莽地决定拒绝任何对他们在黑海的海军军事力量进行限制的举动，这刺激了西方列强彻底结束战争的信心。塞瓦斯托波尔在9月8日被攻陷；法国提出了一些新的战争目标；最后在巴黎的国民大会上（1856年2～4月），危机终于画上了句号。黑海获得了中立；俄罗斯失去了比萨拉比亚（现代的摩尔多瓦）的大片地区，法国和英国同意保证保护土耳其以后的独立。现实中，这些条款的效力可以保持到俄罗斯从战败中再次崛起——最后大约是持续了20年，这是沙皇行政体制缺陷的一次伤痕累累而且损失惨重的大暴露。胜利一方最值得夸耀的成就是通过合并多瑙河地区的公国创立了罗马尼亚，这个目标实现于1859年——但有些目标是当初宣战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的。
克里米亚战争真正的原因及其意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很大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呢？对于罗马和希腊的教士之间关于基督教遗址的争吵，耶路撒冷犹太医院的建设者并不感兴趣。他们在多瑙河公国也没有铁路利益。对于黑海的国际地位，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早已经做了明智的决定，不参与仅基于经济原因的敖德萨粮食出口业务。在列强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其实是任何的战争——注定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破坏性影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的后果，如表2…1所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9）
表2…1克里米亚战争的金融影响
最高价
日期
最低价
日期
变动率（％）
英国3％公债
10138
185212
8575
18544…
15
法国45％长期公债
10525
18532
8975
18543…
15
奥地利5％金属债券
8462
185212
6425
185412…
24
普鲁士35％债券
945
185212
8425
185412…
11
说明：英国和法国的数据为伦敦市场的周收盘价，奥地利和普鲁士数据为法兰克福市场年终价
资料来源：《投机家》海恩，《私人银行与工业化》，第358～372页
在那些外交观察员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上去很忧虑，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圣彼得堡的通信员向他们保证1853年6月战争就会平息，而且他们相信了。当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9月27日——在英国政府给海军上将邓达斯下达通过海峡的命令泄露后不久——看到列昂内尔时，他对他说在金融城里“他永远也记不住这样的一个日子”。1854年１月，当西方的海军最终进入黑海，于布内发现詹姆斯“非常沮丧”，阿姆斯洛也是同样的神情。当俾斯麦听到国于1854年2月从巴黎召回大使的消息，他“在想我可以用这个消息去吓谁是最有效果的。我的目光落在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身上。当我把这份消息给他看的时候，他的脸变得像粉笔一样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是我今天早上知道就好了’；第二个反应是，‘您明天能跟我做一笔小生意吗？’我友好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谢过他后，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种激动的情绪里”。约翰·布赖特是伦敦“声音最大”的反战人士，他听到列昂内尔在3月31日很消沉地评论：“一个负债高达８亿英镑的国家应该在卷入到另一场战争前更加认真地考虑。”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根本没有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反而是产生了与担心完全相反的影响，它再次很令人侧目地确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公共财政领域所具有的无人能及的地位。事实上，它表明这么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夸大了战争对金融危险的影响。真实的情况是战争——特别是发生在1854～1871年间那种以短期战争为特点的战争——反而创造了金融机会，而且这些机会特别适合罗斯柴尔德这种独特的跨国组织结构去利用。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事的大国，克里米亚战争也使他们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超过了来自于税收的财政收入水平（参见表2…2），因此，将所有相关的国家——包括一贯节俭的英国——逼到了债券市场上。尽管他们的对手，包括工业信贷银行都竭尽了全力，但没有谁可以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传统的市场上无与伦比的地位。
老对手——巴林家族——很不幸地成为了失败方的银行，当然使得情况非常简单明了。在1850年，俄罗斯政府给巴林授权一个550万英镑的新贷款，这份合同后来看起来就好像是设了一个陷阱。由于过度超买，以升水2％开盘，给乔舒亚·贝茨和托马斯·巴林带来了105万英镑的佣金。但是两年后，由于外交关系恶化，巴林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保障的位置，帕默斯顿在下议院抨击他是沙皇的“代理人”，而且大家都相信（尽管是错误的）他参与了1854年俄罗斯的战争贷款。
表2…2公共支出的增长，1852～1855年（百万元国家货币）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0）
奥地利（基尔德）
英国（英镑）
法国（法郎）
俄罗斯（卢布）
1852
310
55
1513
280
1853
321
56
1548
313
1854
407
83
1988
384
1855
441
93
2309
526
增加百分比（％）
42
69
53
88
资料来源：米切尔，《欧洲历史统计数据》，第734f页
这种情况帮助我们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英国的战时财政拥有几乎垄断地位的原因。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财政部部长的格莱德斯通以高昂的斗志，信誓旦旦地反对“通过贷款为战争筹措所需款项的体制”，理由是它“对民众实施了全面的系统性欺骗”。英国仍然陷于拿破仑战争期间所产生的巨额债务的重压之下：正如列昂内尔曾经说过的，战争前夜的国家债务大约在782亿英镑左右，尽管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债务负担在稳步下降（从1820年的250％降到1845年的大约115％），但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格莱德斯通因此建议通过增加所得税——从每镑抽7～105便士，最后到14便士——以及一些消费税来为战争筹款。然而，这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到他离开这个职位（由乔治·路易斯替代）的时候，政府为1854年背上了620万英镑的赤字（通过销售短期国库券来弥补），此外，还面临着次年将近四倍于此的头寸短缺。路易斯又增加了另外550万英镑的新税额，但1855年的赤字仍然高达2270万英镑。政府已经别无选择，只得转回到金融城（由于巴林身上的污点，这里的金融城就变成了专指纽科特）。
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获得了总价值1600万英镑贷款的全部。在次年的2月份——这个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它又提交了另一份500万英镑贷款的报盘；到5月份，它签下了500万英镑额度的最终贷款合同。在1855年的两次贷款中，列昂内尔开始时报出的价格略少于财政部部长设定的最低控制线，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政府的条件。很难讲这次讨价还价的意义有多么意味深长：所达成的条款只比当时债券的市场收益略高一点点，因此，不会出现银行赚取不正当利润的质疑。列昂内尔能够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做足爱国的姿态，增加他自己进入国会的筹码。从另一方面说，1856年的贷款都出现了超额认购（2月份超出了6个百分点，而5月份超出了8个百分点）。帕默斯顿把这看成是金融城对政府充满信心的表现，它同时还是说明财政部部长在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过分慷慨的很好的证据。
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对公共财政影响力的恢复确实加快了战争爆发的步伐。1852年3月14日，拿破仑宣布了一个巨额的债券转换行动，意图是通过将全国债务主要部分的利息从5％调到45％来降低债务成本。投资人有20天的时间来选择是接受45％的新利息，还是赎回5％利息债券的现金。这次安排由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整，作为降低利率促进商业活动繁荣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出现了5％债券价格的突然暴跌（仅仅10天的时间，从103跌到了99），而且担心会意外地出现大量的债券持有人可能会要求赎回他们的债券而不是转换，新任财政部部长让·宾诺不得不向银行家们求援。在随后的支持行动中，霍廷格尔和德·罗斯柴尔德兄弟承担了大头，而佩雷尔家族则不见了踪影。这些银行大量买入5％债券，将价格推高到票面之上，而法兰西银行通过延长债券的贴现规定来支持他们的购买。这次操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绝大部分债券持有人都接受了新的债券。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1）
两年后，当法国和英国向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从多瑙河地区公国撤出军队的时候，詹姆斯很自然地期待着能被法国财政部再次召唤。1854年3月4日，他告诉阿尔伯特王子的兄弟欧内斯特二世：“对于与俄罗斯的这场战争，要多少钱都可以；他可以马上就拿到‘他想要的那几百万’。”然而，此时工业信贷银行参与到了备选名单里，当政府在3天之后宣布将借入25000万法郎的时候，这两人的厮杀似乎已经无法避免。米勒随即主张劝说宾诺和拿破仑通过让公众直接认购的方式来发售债券，或许他做到了。然而，当他宣称这次发售加上后面1855年的5亿法郎的战争贷款“让法国政府从一种与诞生于###的王朝性质完全相左的独裁中解放了出来”的时候，这话就夸张了。因为到1855年4月，还需要另外的75000万法郎，新任的财政部部长皮尔·马尼不得不向拿破仑报告，国内市场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结果1855年贷款的主要份额在伦敦发行，而且拿破仑选择转到法国政府在那里传统上一直在使用的银行里。尽管工业信贷银行占了此次发行的大头，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领衔：在巴黎公司处理了6000万法郎的同时，伦敦公司收到了总额为20850万法郎的认购。
在协助法兰西银行处理战后的货币危机——部分原因是政府在战争期间从银行借出的短期借款——的组织构成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作用显示出了詹姆斯所起到的支配地位。在写于1856年4月的一封信中，詹姆斯在谈到政权所面临的困难时，实在难掩心中的兴奋：“皇帝非常恼怒，因为他看到王子的诞生以及和平的到来并没有对公共信贷产生好的影响，而且，也许应该说他是由于太想要钱了才被迫讲和的。”事实上，货币市场的气氛是如此紧张，如果此时詹姆斯因公务要去趟布鲁塞尔，人们就会说他要把他所有的资本带到那儿去。詹姆斯再一次狡黠地利用这个政权对他的依赖来嘲弄他们，而且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贷给款项的另一个交战国是土耳其。这个领域也存在着竞争，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未与土耳其政权（除了希腊的赔款）建立起正式的金融关系。做第一笔1854年的土耳其战争贷款的是戈尔德施密特和Bischoffsheim，这是一次失败的贷款。由于被传说中的土耳其铜矿所吸引，而且有点像当初内森考虑西班牙时的情况一样，詹姆斯决定接下来。对于霍拉兹·兰道在克里米亚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作为罗斯柴尔德的代理这件事来说，他们选择了一位能干的谈判高手。当土耳其在1855年发现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停当，而且已经恭候着了。
1855年2月，在战争的短暂休战期间，兰道很有技巧地开始编织他与苏丹的大臣福阿德·帕夏以及西方外交家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贷款建议，这一次由法国和英国做担保，而与此同时，预先向政府提供一些小额的无担保贷款——这是经典的罗斯柴尔德战术。到8月份，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通知兰道，那500万给土耳其的贷款已经由英国和法国的保函进行了担保，因此，允许提供更多的慷慨大方的条件给对方，这些条件好过了人们的想象。不久，战争宣告结束，阿尔方索立即受命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探讨在那里设立一家新银行的可能性，然而又受到了来自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英格兰小银行（这一次是拉雅兹）的竞争。不过，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同时又意识到土耳其金融所潜伏的危机比当初所预计的要大很多——导致了次年其从君士坦丁堡的撤退。尽管兰道同意继续提供一些小额的无担保贷款，但这种“土耳其的国家银行可能会变成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分行”的观点（这是《时报》1857年时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2）
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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