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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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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时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2）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之中未发一枪。然而，由于与俄罗斯因多瑙河公国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奥地利仍然必须做大量的备战工作，而且由于其金融和货币体系在1848～1849年十分脆弱，造成的影响与其全面参战对法国经济的影响相当（就算是不大于的话）。如表2…1和2…2所示，奥地利债券事实上受战争影响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比法国要高；而奥地利出现的支出上涨只是一点点，尽管它执行的是不干涉的政策。这只是一场金融衰退悲剧的第一幕，它在很多方面为1857年后几十年间降落到奥地利的各种灾难埋下了隐患。过去和现在的军费开支占据了奥地利预算的大部分，以至于防务费用和偿债花去了预算总额的60％～80％。尽管对改善经济状况做了很多尝试，但现实的军事危机使所有这一切都无疾而终。税收水平抬高，国家资产变卖，但奥地利政府还是得靠借贷来维持它的开销。当它从国家银行借出短期贷款，货币——1848年与白银脱钩——又出现贬值：在1853年和1854年中，基尔德汇率从低于面值9％贬值到了低于面值36％。当政府从一个已经很脆弱的债券市场借入长期贷款时，其结果是挤出了私人投资。在1848～1856年间，奥地利政府总共欠下的公共债务从11亿基尔德上涨到25亿基尔德，年平均增长约8000亿，但是存在异常的波峰，比如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情况。长期的财政大出血和货币政策因此搅和在一起，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税基的萎缩，使这种螺旋形下降的循环一直持续着。
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吗？1851年11月，奥地利财政部部长克劳斯给詹姆斯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很多伤感的话，请求得到詹姆斯的忠告，要求他为现实的状况提点建议。而在一封公开的信里，阿波尼敦促詹姆斯“不仅仅是点拨一二，而是高擎火炬引领我们前进，尽你一切所能，让我们摆脱这些货币废纸所带来的所有困扰”。詹姆斯和他的合伙人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足够的理由在1848年后就关闭维也纳公司，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安瑟尔姆反而开始重建其父亲过去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根本没有理会那种失败的可能性。这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由于安瑟尔姆的妻子坚决不愿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城市居住，使得这个问题更加难办。安瑟尔姆显得十分孤独，他在这个计划最开始的时候，跟随着他父亲的脚步：前去探望已经返乡的梅特涅，根据皇帝的喜好进行公共捐赠，甚至以一种遮遮掩掩的态度支持奥地利的对外政策。但是安瑟尔姆总是无法从他父亲失败的噩梦这一记忆中走出来，对他拯救奥地利金融的所有努力，人们不难想象，全都充满着注定要失败的悲壮。当安瑟尔姆在1853年12月拜访梅特涅的时候，他脸色凝重：
安瑟尔姆说奥地利的金融状况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除非我们走运，正好使用了避开它的正确方式他宣称他们曾经期待赫尔·鲍姆伽特纳，继克劳斯之后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部长能有一些高明的决策，但鲍姆伽特纳对现实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并不胜任他的工作这次谈话被努恩希欧的来访所打断。安瑟尔姆起身告辞，当我送他到门口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记着我的话，我们处在危机的前夜；如果没做什么努力来改变它的话，新年到来之前我们就将面临危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3）
然而，也有一些成功的事例使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的影响力得以维持，虽然这些影响以一种更为模糊的形式出现。在1852年，伦敦和法兰克福银行联合为奥地利政府发行了价值350万英镑利率5％的债券。1854年4月，面临着货币遭抛售的危险，奥地利政府再次找到了安瑟尔姆，安瑟尔姆尽力说服了其他地区的银行参与到提供另外的3400万基尔德信贷的行动中，尽管其中几乎半数来自于福尔德。
简而言之，直接或间接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引起的债券发行大部分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表2…3（只给出了伦敦银行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情况。
表2…31850～1859年间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的主要债券
年份
国家
发行面值（英镑）
利息（％）
单价（基尔德）
1852
奥地利
3500000
5
90
1855
英国
16000000
3
100
法国
30000000
45或3
8946或6323
土耳其
5000800
4
10262
1856
英国
8890000
3
90
英国
5400000
3
93
1859
奥地利
6000000
5
80
资料来源：艾耶尔，《金融世纪》，第42～49页
在所有这些大国中，普鲁士在克里米亚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是最小的，因此我们看到英国代表团在巴黎大会期间要求将它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然而，普鲁士在此期间的开销事实上也出现了非常剧烈的上升：它在1857年的总支出比10年之前增加了大约45％。尽管与奥地利相比，普鲁士拥有更加强盛的收入源泉，但它还是需要借贷。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能够建立起他们的金融影响力。早在1851年的时候，詹姆斯亲自到柏林与普鲁士财政部部长保德史威瀛就新发行4％面息的债券举行过会谈。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柏林的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由俾斯麦引发了关于日耳曼联邦的长期存款（“货币堡垒”）与法兰克福银行的一场愚蠢的口舌，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作为普鲁士在联邦里的代表，俾斯麦把尽可能搞乱他的奥地利同事图恩伯爵的生活当成了自己的任务。图恩建议联邦应该向阿姆斯洛借款26万基尔德，以保障货币堡垒的安全，作为日渐没落的海军军费，这给了阿姆斯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涉及的款项金额微乎其微，而真正的问题是重新建立的联邦可以按照过去由奥地利主导的方式来运行。但还没等到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图恩取得（在1851年1月）支取首期预付款的允许，俾斯麦就马上宣布普鲁士认为这是违法使用联邦资金（尽管事实上拟议中的资金并没有真的从货币堡垒中提取）。让阿姆斯洛感到害怕的是他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于来自奥地利和普鲁士代表舌战的焦点之中。
图恩威胁要把联邦的业务转给另一家银行，俾斯麦说他要将普鲁士代表团的账户转到贝斯曼。尽管阿姆斯洛为取悦俾斯麦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尽管通过俾斯麦的副手威泽尔发出了明确的不支付这笔钱的指示，阿姆斯洛还是感到自己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接受图恩指示，因为是正式的指令。双方在这场争执中所爆发出来的浓浓的火药味可以从图恩1月12日给希瓦曾伯格的信中看出来，在这封信里，他谴责普鲁士采取了向犹太人乞怜这种令人不齿的卑劣手段来对抗议会。
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已经使局势非常危急，任何谅解和讲和都不再可能。议会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局面，如果罗斯柴尔德仍然不同意支付这笔钱，我不可能让这件事再摆上24小时，就算战争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也在所不惜。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4）
“我承认，”图恩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这样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想到它我就会脸红。当威泽尔给我看你们（发给罗斯柴尔德）的抗议信时，我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所遭受的耻辱而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俾斯麦的回应同样精彩：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议会由于与犹太人的争吵而被拖进了泥沼，那么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有错的是利用议会的业务通过指令与犹太人联系，而且是一种违宪的方式，将犹太人手里的钱从他们本来已经确定好的用途上改变过来。
对于阿姆斯洛，俾斯麦在他给普鲁士首相冯·曼图菲尔伯爵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非常“希望取悦奥地利政府，无所不用其极收到奥地利代表团的每笔汇款，他都会马上通知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
在某个场合，图恩伯爵确实告诉过我，在我接到对那个决定的正式通知前，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已经得到付款的指令。罗斯柴尔德银行对我们这个抗议的所作所为，使我不再理睬住在这里的罗斯柴尔德先生的任何邀请，总体上希望他了解他的做法使普鲁士政府相当失望我不得不这样认为，现在迫切需要中断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迄今建立起来的关系，相关的业务应该转到此地的其他银行。
图恩和俾斯麦事实上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图恩因为草率地开除了一名供职于联邦财政部的普鲁士官员——他也反对向罗斯柴尔德借款的提议——而遭到了希瓦曾伯格的训斥；而在柏林，保德史威瀛和海外贸易银行的总裁都明确指出，贝特曼不可能替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者不仅持有海外贸易银行大量存款，而且还持有1850年普鲁士贷款的巨大份额。
这些理由俾斯麦应该清楚，尽管他是如此喜欢刺激图恩。俾斯麦总是能抓住政治中经济利己主义的关键。在解决海军争端（大家同意把军舰全卖了）的那几个月里，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腔调，此时他完全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讲话，反对由奥地利支持的法兰克福天主教徒提出的一项抗议（他们反对1848年和1849年通过关于授予居住在该城市里的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利的法律）。当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申请成为普鲁士朝廷的“御用银行”头衔时——曼图菲尔倾向于同意，因为“罗斯柴尔德会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从为改善维也纳的货币局势的热情中转变过来，而且会比较倾向于支持他们正在打算筹集的铁路贷款”——俾斯麦表示支持，以他特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把关于海军贷款的争吵抛在了一边：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犯过反对普鲁士的错误，过去所发生的只是在我们与奥地利之间发生争执时他们对奥地利方面的担心甚于对我们的担心。现在，由于我们不可能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恰当地表现出像“坚强的人和正义的愿望”这样的勇气，来抵御像图恩伯爵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误从众”决定，而且，由于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已经对阿姆斯洛的态度道了歉——他们说他是老糊涂了——我认为，考虑到这个金融巨人所能提供的服务，他们这次所犯下的错误可以被赦免。
事实上，不只如此，他建议授予梅耶·卡尔普鲁士荣誉——三级红鹰勋章——目的是想争取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奥地利。这引发了典型的中欧官僚辩论中的烂漫思维：如果这个荣誉授予的再晚一点，罗斯柴尔德所表现出的善意是否会更多一些？如果对勋章进行重新设计，以便能把传统的十字图案换成另外的图案，是否会更适合于犹太人？所有这一切的底线是普鲁士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曼图菲尔否决了保德史威瀛的意见，授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御用银行的头衔，这让贝特曼很恼火，他仍然只是普鲁士的领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5）
这个做法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梅耶·卡尔随后马上暗示俾斯麦：“如果他能有机会按35％的利率来安排他的钱的话，他将会感到万分荣幸。”1854年春，当有迹象表明普鲁士也可能会被拖入战争的时候，曼图菲尔派他的顾问尼布赫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1500万塔勒thaler，德国15～19世纪的银币。——译者注的贷款进行了谈判。这项交易未能达成，尽管双方在海德堡（詹姆斯和纳特也赶来与梅耶·卡尔一起跟尼布赫谈判）进行了漫长的商谈，６月又在汉诺威再次举行了会谈。保德史威瀛成功阻击了把所有主要的普鲁士贷款的利息通过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支付的提议。然而，梅耶·卡尔在1856年再次卷土重来，放出了700万塔勒的普鲁士新贷款。更重要的是，俾斯麦认可了以一种现实的态度来委托普鲁士利息支付的想法：“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银行有自己的理由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本身并不会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把普鲁士的利益放在脑后。它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一致的这个事实，并代表我们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这个申请最终在1860年获得了批准，当时保德史威瀛已经离开他的职位。在其他方面，俾斯麦也维护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当对梅耶·卡尔获得红鹰勋章——这是第三次而且为二级，但是用椭圆设计替换了通常的十字架——的程序进行了特殊处理时，俾斯麦马上否决了对他过去曾擅自佩戴基督徒版的勋章的指责。1861年，詹姆斯也获得了普鲁士勋章。
到19世纪50年代末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确立了他们作为欧洲地区最卓越的政府贷款人的位置。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都通过一家或者多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发行过债券。列在他们名单上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那段时期的其他重要客户还包括比利时（尽管这里的业务与过去相比，必须更多地与新的国家银行分享），在这个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前就有了考虑，希望通过资助教皇重返皇城而使罗马的犹太人得到承认。然而，谈判的艰难程度远比当初所预计的要艰难得多，因为梵蒂冈竭尽全力反对为贷款设定的条件基于正式的，哪怕是对犹太人最低限度的解放，尽管教皇确实单独向詹姆斯保证过，犹太隔离区政策将会取消。金融条款本身也很难达成一致。当卡尔准备在教皇返回罗马前只支付1000万法郎的时候，教皇想要的却更多。甚至卡尔希望这笔贷款用教会的土地进行抵押担保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最后的条件——由詹姆斯自己处心积虑提出——出乎意料地慷慨，特别是在教皇有着破产记录和地位仍然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总体来看，在教皇返回之前（1850年4月），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购买了利率为5％的面值5000万法郎的债券，随后又分两期各购买了2800万法郎。其他的贷款在1853年（以95的价格购买了2600万法郎8％利率的债券）和1857年8月，当时的想法是把教皇的债务进行合并，并稳定罗马的货币。新的5％利率的债券在巴黎市场上市，总值1420万法郎——大约相当于教皇总债务（大约35000万法郎）的40％。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教廷关系之间的矛盾之处是，只要圣座不改革它的金融体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可以获取巨额的利润；但是，如果它不改革金融体制，似乎也就不会改变对犹太人的态度。在选择抵制梵蒂冈——因此失去他们对教皇对外借款的垄断——还是接受在犹太问题上的失败的两难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选择了后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6）
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金融控制无法达到的地方，除了俄罗斯——它有很明显的不被包括的理由——还有另外两个例外。一个是西班牙，它在1856年通过米勒发行了贷款，尽管人们一直都无法确定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有重新进入西班牙债券市场的打算，他们很早之前就从这个曾经偏好水银预付款的市场体系退出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外——尽管只算是部分例外——是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
在1849年，詹姆斯曾经控制了对皮埃蒙特的巨额贷款，所采用的手法让野心勃勃的年轻金融家和政治家凯沃尔也甘拜下风。通过两次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失败的计划，使自己国家的负债增加了三倍的皮埃蒙特，自然成了罗斯柴尔德金融渗透的目标。当詹姆斯在1850年回来与皮埃蒙特财政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尼格拉谈判新的贷款时，凯沃尔只能以厌恶的心情干瞪眼。对于凯沃尔对尼格拉“很可悲地”依赖詹姆斯的批评，我们应该谨慎地解读：当时的情况是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是非常不理想的，因此并不是詹姆斯有意要打压其债券的价格。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看待皮埃蒙特时，毫无疑问与农夫看待一头瘦弱的奶牛是一样的，他要把它催肥，然后才可能挤奶。关于1850年的贷款，詹姆斯在给他的侄子们的信中很高兴地说道，那是“我迄今为止做得最漂亮的一桩生意”。除了25％的佣金，它本质上是一项未来的投资：对于新发行的总额为12000万里拉的5％利率的债券，詹姆斯以85的价格买断了2000万，同时同意代表该政府在巴黎出售6000万，余下的留在尼格拉的手里。事实上，詹姆斯很快就把头2000万中的一半多转给了都灵当地的银行家，剩下的打算留在手里等待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的恢复，他对此非常有信心。
凯沃尔的机会很快就降临了。1850年10月，他当上了农业、贸易与船务部部长，并在两个月之后对已经形成了的罗斯柴尔德垄断进行首次挑战，当时他听到风声说要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都灵中央银行垫付的对奥地利的赔款）。凯沃尔很急迫地希望为新发的债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找到买主，催促他的朋友德·拉·路去找戈尔德施密特和辛纳。“这会让我很高兴，”他宣称，“与那个卡我们脖子的犹太人玩点手腕。”随着凯沃尔在1851年4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他迎来了一个与罗斯柴尔德完全决裂的机会。当时凯沃尔所面临的政府的金融状况非常可怕：除了欠詹姆斯2500万里拉——这些钱是詹姆斯给尼格拉“输血的”各种短期预付款，他还面临差不多2000万里拉的赤字，以及总额6800万的其他债务。在都灵货币市场筹得1800万里拉来应急后，凯沃尔命令他在伦敦的领事寻找一家新的愿意为皮埃蒙特筹措巨额新债的银行。“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将我们从目前由罗斯柴尔德银行为我们设置的这种悲惨地位中解放出来。”凯沃尔坚称，“在英格兰达成贷款协议是我们可以重新赢回自由的唯一方式如果我们不抓紧取得伦敦贷款的胜利，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又将被逼迫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鼠夹里受气。”为了协助大使的工作，凯沃尔派出了他的老对手瑞维尔伯爵。瑞维尔发现巴林对于做这件事太勉强，而比较新一点的汉布罗银行愿意做这笔生意，以85的价格发行360万英镑的皮埃蒙特债券。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7）
毫无悬念的是，詹姆斯一发现这种新的企图，就竭尽全力来阻止新的贷款。凯沃尔很坚定地相信，詹姆斯是《时报》上一篇关于皮埃蒙特金融情况负面报道的幕后主使；詹姆斯毫不犹豫，竭尽所能地抛售皮埃蒙特债券。事实上，这正是那句十分残酷（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破坏性）的话所说的情况，而且这句话在第二王朝时期一度成为了詹姆斯的标志：“贷款已经开始，但是没人认购。”詹姆斯离胜利已经不远了：这批债券在巴黎出现了很高的折扣，凯沃尔一度十分焦虑。然而，结果情况超出了詹姆斯的控制，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坚定的反弹，特别是在詹姆斯曾经负责推广皮埃蒙特债券的那些初始市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们，“但我们无法阻止皮埃蒙特债券上涨，因为是我们自己在85价位上发行的债券。”詹姆斯不会在经济问题上如此不冷静，不会在“整个世界”都在帮它上涨的时候继续抛售。到1851年底，他自己所持有的皮埃蒙特债券变化不大，大约为100万法郎。凯沃尔声称詹姆斯“已经大部分出手”，其实他错了。
然而，凯沃尔从来也没有想过“马上打破与罗斯柴尔德的联系，而只是告诉他，没有他也能做”。从这个意义上说，詹姆斯应该很佩服凯沃尔；在他很难得一见的对一个政治家的赞扬中，他说，这个人有“个性”。当阿尔方索在1852年受命到都灵报出愿意以92的价格接下尼格拉留下的1850年债券（大约4000万里拉）时，凯沃尔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一得到皮埃蒙特议会按照他不需要这笔钱的暗示做出的否决决定，他立即很客气地请阿尔方索走路。但他满心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作，他所希望能达到的是提高他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当詹姆斯在1853年1月再次重新报出上年的报盘的时候，凯沃尔——此时已经是首相——将这4000万从开始的88的报价谈到945。当凯沃尔考虑另一份新贷款的时候，他同时向汉布罗、巴黎的福尔德以及詹姆斯发出了询盘。詹姆斯再次派出阿尔方索到都灵。对于凯沃尔来说，这场竞争是无价的：逐步升级的克里米亚危机造成了所有债券价格的大幅下挫，这当然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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