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道而驰 作者:鲁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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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瑞倒希望老二还是儿子，她认为两个男孩能玩到一块，而且做男人比做女人痛快。我则希望是个女儿，女儿贴心，小时候是天使，成家后比成家了的儿子更体贴父母，而且女婿比媳妇容易相处。
　　　　大家点菜，我建议来瓶红高梁酒，庆贺三个在座的女人都怀了孕：“不管我们每个人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男女，做母亲本身是一件伟大事业，它需要极大的勇气、耐心和精力以及一辈子的操心挂念。”
　　　　安玛说：“我渴望做母亲，对我来说不需要勇气去决定做一个母亲。我的年纪不允许我再拖了，怀孕是我自己追求的。雅文不一样，她这么年轻，要暂时放弃学业来生这个孩子，而且是意外怀孕，她没有心理准备，因而对她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说到这，安玛拉起雅文的手，深情地看着雅文：“谢谢你决定要这孩子！我也为你肚子里的孩子谢谢你，等这孩子将来懂事后，我要告诉他（她），你为他（她）的生命作了很大的牺牲。”
　　　　雅文情不自禁地眼睛湿润了：“有你和米山，我才敢要这个孩子。”
　　　　米山这时也把手搭在安玛和雅文的手上，三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北瑞和我都为他们三人这么相爱很感动。
　　　　我们才喝了两口酒，北瑞提醒大家，孕妇只能象征地喝一两口。我不是酒鬼。米山一人也喝不下这一大瓶红高梁酒。他打个电话叫京典和格雷来。京典不在，格雷接电话，他说京典去欧洲出差了，今早上刚走。
　　　　15分钟后，格雷就坐出租车到了。自从在米山家见到格雷后，我们没见过面。米山和他两人又拥抱又握手，很亲热，还真像哥俩。格雷夏天老去海滩，晒得比较黑，而米山肤色比较白，两人的肤色因而很接近，更像兄弟俩，都有一脸大腮胡。格雷走到三个女士面前，一一拥抱亲吻后，和我握手，才坐下来。
　　　　因为格雷和米山长得有些像，上次在米山家里我就给格雷起了个中文名字米川，他很喜欢这个中文名字。我们便从姓名聊了起来。大家谈起姓米的人很少，加上米山的长相和格雷有些像，便又猜测米山的老祖宗是犹太人，被中国人同化了。米山对格雷说：“其实中国人浓眉大眼的人挺多的，高鼻粱的也不少，这并不是你们西方人的专利。你们总是认为细眯细眼的人才是东方人的特点。”
　　　　格雷和米山第一次见面时就为两人长得有些像感到意外。格雷还真得把那次见面拍的照片拿去让他爷爷看了。他爷爷居然以为照片里单独的米山是格雷，直到看到米山和格雷合影时才问：“这是谁呀？”当格雷告诉米山有可能是被同化的犹太人，他爷爷很感兴趣，请米山到其家里玩。那时米山还是单身。
　　　　米山说：“我在格雷家受宠若惊，好像我是个千年前失散的家族后裔，他爷爷甚至问我缺不缺钱花。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们家任何人都不知道祖宗是犹太人，如果有可能的话，至少应听说过，或者是回族人或开封人什么的。即使是，同化这么多代，也没什么犹太人影子了。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不想让他们太扫兴，只好和他们开玩笑说，我是私生子，我妈可能有犹太情人生下了我。他们还真信，说难怪你的皮肤也白。我说得了吧，我妈的皮肤比你们还白。四川很多女孩子的皮肤都很白。”
　　　　格雷笑了：“我和家里人说，人家米山跟你们开玩笑，那个年代中国老百姓哪来外国情人呀！他们说，可是我们愿意相信。犹太人和中国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注重教育和传宗接代。我是同性恋者，可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其他两个都是妹妹。要不是那时我的妹妹们都已出嫁了，我看米山没准早就是我们家的人了。所以当我们家人得知米山不是同性恋者，真是恨不得要收养他做我的兄弟。想白捡个现成的儿子，哪这么容易。”
　　　　安玛说：“我和米山结婚时，格雷爷爷和父母都来探望我们，对我真是亲切极了，送了一大堆礼物，那感觉真好像我是媳妇似的。我也挺喜欢他们。只是我们现在这种三人组合的家庭，已没法和他们继续来往了。说心里话，我父母都已过世，我还真希望将来我的孩子有外公外婆。得到祖父母的爱的小孩会更幸福，更有人情味。”
　　　　格雷没把安玛和雅文共同与米山生活在一起这事告诉家人。他爷爷和父母还一直挂念着米山，听说安玛怀孕了，特高兴，还说到时孩子生了，他们一定要来看望。安玛说：“你干脆把我们的事跟你家人说了。我不想他们来看我，除非他们能理解，否则到时会很尴尬的。”
　　　　接着大家谈起我的柳姓。雅文问我是不是柳宗元家族的，因为姓柳的也不多。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就算是，与我何干，帮不了我的人生。人都有寻根和虚荣心理。在精神病人里，如情感障碍狂躁症、精神分裂症和麻痹性痴呆症患者，这种寻根和虚荣心理便成了坚信自己是名人后裔。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心理距离实质上是很近的。我和雅文开玩笑：“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柳宗元的后裔，那就是心理上的夸大妄想症。”于是，我们大家的话题就转向了妄想。格雷认为，从妄想的角度看，人人都是精神病者或心理有毛病。我只好解释精神病上所说的妄想是一种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歪曲信念，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发性妄想症特点为突然发生，内容不可理解，与其他心理活动和症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继发性妄想症发生在病理基础上，如大脑受伤。我们谈起我的柳姓，我才说起自己是否是柳宗元的后裔。但如果没有谈这个话题而我却老想着我是否是柳宗元的后裔，那么就很可能是有妄想症了。
　　　　　　　　　　　　死前，请给一粒精神伟哥
　　　　那天晚上从大四川饭店和米山他们分手后，北瑞和我到她父母家过夜。
　　　　阳阳已睡了。她父母则在客厅里看电视新闻。
　　　　“晚饭吃得怎么样？”岳父问。他给了我一个拥抱。他的身子骨还挺硬朗。
　　　　“很好！是一家川菜饭店，是我的一位病人告诉我的。味道很正宗很好吃。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那里撮一顿。”
　　　　“好啊。”尽管他在北京长大，但念念不忘他老家成都的川菜。
　　　　岳父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在一家报社当编辑，直到退休。他对美国社会很了解，加上岳母是瑞典人，所以他在东西文化方面对我帮助很大，我们常就这方面讨论。他一直鼓励我在东西方人心理比较方面做研究。我没跟他讲米山三人请我们吃饭是庆贺雅文和安玛都怀孕了，否则他肯定要大发议论。
　　　　岳母总是那么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她也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吻了她的双颊。她说，阳阳非常聪明，我太喜欢他了。
　　　　北瑞和她妈妈拥抱着，好一会不肯放下双臂。母女俩嬉笑一番。岳母对北瑞再次怀孕，满心欢喜，拉着北瑞的手坐下聊起来，简直高兴透了。
　　　　我拿起电话往办公室打，查听留言。我在中国城糖潮饭店碰到的洛克菲勒医学院年轻教授李之白在我留言机里留了话，问我有没有时间，他想和我好好聊聊，语气显得很沮丧。我辨认不出他那悲伤而带有咳嗽声的嗓音。我按照他留下的号码打过去。我们约好下星期一下午５点在我的办公室见面。
　　　　当我见到李之白时，颇为吃惊。他比我们在中国城认识时整个脸瘦了一圈，胡子也没刮，头上有了些白发，人显得老了许多，看上去比上次老了10岁，满脸愁容。我猜想他的生活一定发生了悲剧。
　　　　我看了一下秘书登记的其医疗保险记录，便问他：“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他难过地叹了口气，“我想找个人好好聊聊，否则我非发疯不可。你是心理医生，又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你可能容易理解我，而我用中文叙述会更自如一些。”坐着面对我，他突然不再说话，不知再从何说起。
　　　　这样的情形，在别的顾客身上，我碰到过很多次。为了暂时让李之白转移他对自己的注意力，调节一下气氛，我打开了收音机爵士音乐频道。一首在纽约很流行的由早年著名作曲家格斯伯维创作的歌曲《再来一次》，随着男歌唱家费斯特低沉忧郁的歌唱，在房间里飘荡起来：
　　　　我一直对自己说不、不、不，
　　　　可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再来一次。
　　　　我的嘴唇渴望你，如果你吻了它，你不会后悔。请整个地占有它，再来一次，请再来一次。
　　　　李之白听着，听着，眼泪顺着脸流下来。他想控制自己，可是事与愿违，他抱着头痛哭起来，声音歇斯底里，低头大声嚎啕，像受了致命伤的狼发出的嚎叫。
　　　　费斯特唱完第一遍，缠绵的小提琴过门曲调，如婉转迷魂的药汤。他平静了一些。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无言地抚摸他的后背，企图安慰他。没想到，他又双手抱头痛哭。这时他完全失控，心理处在孩提状态，而不是个教授。
　　　　费斯特动人的歌声结束了。另一个歌唱家的歌声响起，我想去关掉收音机。
　　　　“我非常喜欢爵士乐，如果你不介意，它不影响我们的谈话的话，就让收音机开着吧。对不起，我太失态了。”他说。
　　　　“没什么。你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宣泻吗？男人痛苦至极哭出来，对身体是很好的，有利健康。女人比男人长寿的原因之一是她们不控制自己的眼泪，敢于叙述自己的软弱和病态。”我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了一点。
　　　　“长寿，对我已没任何意义了。我活不了多久了。”
　　　　“怎么了？你？”
　　　　“我得了艾滋病！”
　　　　我顿时哑口无言，脑子里第一反应是：夫妻两地，他和别的女人有染，没采取保护措施。
　　　　好一阵，我才缓过劲来。我问他是携带上了会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毒还是已得了艾滋病。他难过地回答：“已得了艾滋病。”
　　　　他是生物教授，不可能不知道艾滋病毒是怎样传染的。我直接了当地问他：“你没采取保护措施？”
　　　　他沉默了片刻，说：“命中注定我。上帝知道我。一切都是我自吞苦果。”他说不下去了，咳嗽起来。他问我，“我能抽烟吗？”
　　　　我没想到他会抽烟。我很犹豫。我的办公室是不允许抽烟的。可是，一想到他身患绝症，在这个世上已待不了多久，我又于心不忍。李之白看出了我的犹豫。“对不起，我不抽了。其实我婚后就把烟给戒掉了。只是最近得了艾滋病后，心情非常不好，头脑里有什么东西已破碎了似的，在里面飘浮着。只好借抽烟来解脱消愁，故抽得很厉害。我明知这样不好，但一想到反正必死无疑，也就不管它了。”他向我投过一瞥，又把目光收回去。
　　　　“我非常理解你。如果你实在憋不住，就到我的卫生间去抽一会。不过，这的确对你的肺很不好，再说你还在咳嗽呢。”我内心里很不愿意他抽烟。患了艾滋病的人，肺是受了感染的。我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包我喜欢吃的清凉薄荷糖，扔给他。那糖有止咳作用。李之白把一片糖放进嘴里，抹去脸上的泪痕。下午６点了，窗外一片晚霞。我走到窗口。太多的高楼大厦，像划破天空的一群群巨大灰色犀牛挡住了我，使我无法眺望落日，只看到天空一片肉红。俯视楼下车水马龙，人们如蚂蚁一般在挪动。这个世界变化多端，人们为生存而忙碌，作出各种决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从终极来说，其实变化的只是外表，只是人本身的意念。宇宙本质永远没有改变，就像落日，来来去去，一万年都没有变。人选择Ａ到Ｚ，又从Ｚ到Ａ，最多也不过像落日那样辉煌一番就沉没了。明天太阳照样升起，人若看不见它，不是它的消失和改变，而是人的视线被别的东西挡住了。然而，人一旦沉没，就不会再升起来了。
　　　　我把这想法告诉李之白，他问我：“你不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在吗？”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人死后应以另一种物质形式存在着，但人不可能知道自己肉体消失后会以什么物质形式而存在，而死后的灵魂可以说是那种物质形式的精神状态，不可能是今日肉体之上的灵魂。”
　　　　李之白对我的观点，既没肯定也没否认。在他看来，今日灵魂和来日灵魂多少有点相关。我记得，上次在中国城认识他时，他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基督教认为，人死后，上帝根据其为人来决定这人是去天堂还是下地狱。
　　　　“我想，你的艾滋病是从婚外性生活里感染上的。那么，你死后还会上天堂吗？”
　　　　“是婚前还是婚后感染上的，对我已不重要了。我是下地狱的。我相信上帝，不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或害怕下地狱。我担心别人和我远在中国的家人如果知道了我是得艾滋病而死，我的名声完了也就算了，反正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我母亲。我还眷恋生命，我还有很多人生享受还没尝过呢。”
　　　　李之白无法想像如果他母亲知道了他患艾滋病会有多大的打击，甚至很可能对她老人家是致命的。我理解他的这种担忧。华人很要面子，得艾滋病意味着负面的名声。我劝他，对家人和外界完全没必要说是患艾滋病，可以说是肺癌什么的。
　　　　李之白听了，心里好受了些。他说，既使这样，虽保住了面子，但内心打击是无法逃脱的。他的眼泪再次涌出来。他真正痛苦是因为眷恋生命，这种心理决定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体格健壮的人，会感到有生命活力，让人感到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是可能的，好像永远有明天。骤然成为不治之症患者，未来便明确地变成了一个在不远处无情靠近自己的深渊。心态遭受如此巨变，人一生中恐怕不会经历比这再大的精神冲击。从临床心理学上讲，不治之症患者的第一关，就是无法接受现实的残酷。我需要打消李之白对生命的眷恋，这太难了。我注视着李之白的眼睛，那似乎是两颗玻璃球，透过它们，我看到他的痛苦以及迷惑。他是一个巨大的朦朦胧胧的谜，等待着我去解答，去倾听。他两手抓住坐椅扶手，紧紧抿住嘴唇，好像也在等待，等待宣泄的闸门打开。
　　　　我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北瑞今天我可能会很晚回去。我吃了点巧克力糖充饥。李之白说他不想吃。为了让他全神贯注，我把他叫到一张躺椅上躺下来，请他把眼睛闭起来。这样，他不面对我，不注视我。我把所有的窗帘拉下来，把灯都关了，房间里一下子全都黑了，唯有收音机音响上的电源灯光闪烁着，像是天外来星的秘密信号。
　　　　他说：“我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你能尽量安排我跟你见面，我需要一个人倾听我，解除或释放一下我内心的痛苦。”
　　　　“你的妻子呢？”
　　　　“她已离开了我。”
　　　　“我会和秘书说，安排你每次在最后一个约诊，这样在时间上我们可放心地谈。”
　　　　“非常感谢你。”
　　　　他的声音里掠过一丝宽慰，但很快被悲哀淹没了。他寻找着恰当字句，开始给我讲他的经历。他那苦不堪言漠然的语调，仿佛是在谈论一个与他不相关的故事，里面有一种透明，他无法穿透。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半句话。
　　　　他痛苦的叙述让我大吃一惊：他是个同性恋者！一个不公开的已婚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这些年里，交结了无数同性恋者，而且有过两位要好的恋人。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注视着他。在黑暗里，我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他的身影有一种色彩像灵柩。眼前的他不再是一位教授，而是一位幻影的拥有者，一个魔鬼的替身，只不过是具有正常人的名字和形象。他的叙述，分明有不可抗拒的恐惧，存在死亡的回音里。
　　　　李之白和我聊了大概2　个多小时。我目送着他走出诊所，心里仍满怀诧异。我再次端坐在办公室，如端坐在时间的另一边，并不急于回家。想着李之白刚才对我叙述的点点滴滴，我好像在琢磨一个刚出土的斑驳陆离满身锈迹的商朝铜器，它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等待着我大费周折地研究，去清理。然而，我很清楚，我最多能做的不过是将它的历史弄明白，好让别人学到一些东西；而对它的本身，我无能为力，没法把它还原成古代艺术珍品。
　　　　以后我们陆续谈了9　次。他病情恶化而住院，约诊便停了下来。他去世前一个礼拜，拒绝任何药物治疗。他的主治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李之白一定要见我。
　　　　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这样年轻有为的教授即将离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叹。不过自从干上心理医生这一行，最令我感叹的到不是死亡而是人的精神彻底崩溃。死亡一了百了，而死前的精神彻底崩溃则让人活受罪。我常想，如果有一种精神伟哥就好了。对于那些正走向死亡的人，让他们临终前吃上一颗精神伟哥，快快乐乐，无所畏惧地走完人生最后一刻，那该多么好。李之白形如槁木，犹如生命已受到威胁的袋鼠蜷曲睡在白色的病床上。见到我，他很平静，说话还很清楚，只是很吃力，不断地咳嗽。他身边不远处，坐着一位中国女人。他向我介绍那是他妻子田麦。我颇感意外地和她打招呼，因为李之白告诉过我，田麦已离开了他。
　　　　“你就是之白的心理医生吧？谢谢你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温暖和帮助。之白刚才跟我说了。我希望以后我也能跟你聊聊。”田麦愁眉苦脸地走过来向我握手。我把自己的名片给了她。她异常痛苦，建议我给李之白做最后一次心理治疗。她说这是李之白所希望的，让他在安慰和平静中离开这个他眷恋的世界。
　　　　在他的医生和李之白本人同意下，我决定给李之白做催眠。所有的人离开了病房。我把屋里其他的灯都关了，只留下一盏他头顶天花板上的灯。我叫他尽力凝视那盏灯。数分钟后，我用极其单调的声音缓慢地不断地在他耳边重复：“之白，你已很疲倦了你已睁不开眼了你不再担忧，全身已放松。你睡了，睡了，睡了。”
　　　　李之白在被催眠状态中，停止了咳嗽。我问他：“之白，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还有什么能使我更好地理解你？”
　　　　在我的提问暗示下，他的回答就像伤人的炸弹，我内心被炸得翻滚。我感到人的脆弱和言行的荒唐。我并不完全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我感到痛疼，看到了人类多重的面具。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们其秘密，太恶心和可怕了。或许，美国文化里强调隐私，正是有这一层的意义。与其说尊重人的隐私，不如说人需要一个在公众场合的面具，哪怕这个面具并不真实，但不恶心，让我们舒畅。人都有好奇的心理，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别人太多的隐私，我们恐怕也就没有勇气和别人相处，至少我情愿待在深山老林里，与世隔绝。
　　　　李之白的叙述像一场断断续续的悲情电影在我脑海里闪动，让我无言哀伤。他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就像一个断了翅膀的垂死的大鸟，已精疲力竭，满身是伤，羽毛脱落，等待着上帝接他回家。我伤心看着他渐渐虚弱。他把想告诉我的都说完了之后，强作欢颜地向我露出一笑。可是，那笑容如此费劲。我眼睛湿润，但我竭力控制自己。我不想让他受我的情绪影响。他实在太年轻了，却将要这样与这个世界告别！不过，我想他此时此刻宁愿去见上帝。艾滋病把他折磨得太痛苦了，离去是解脱。
　　　　我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他的两只手。我安慰了他几句。他嘴唇嚅动了一下。从他的口型，我猜不出他说什么。我只好出去把田麦叫进来。田麦走进来看着他，眼泪像止不住的水哗哗地掉下来七零八落，但她没说一句话，也没有走向前和李之白亲热或安慰。她满脸悲哀，一直沉默着。李之白嘴唇又嚅动不停，好像既对我说又对田麦说话。最后，田麦实在控制不住，有气无力地感到鼻孔和喉咙的粘膜隐隐发痒作痛，仿佛自己也奄奄一息了。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之白，你为什么会同性恋？为什么？为什么？”
　　　　我向前抱住她，“这种时候，你问他这问题已没任何意义了，太晚了。让他静一会儿吧。”然后把她扶出病房。
　　　　李之白出生在天津塘沽区一个军人家庭里，排行最小，老三。他７岁时，父亲在空战演习事故中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被别的小孩讥笑为“没爹的孩子”，为此他不愿出家门。他有两个姐姐，对他很疼爱，对其影响很大。晚上和周末，他都是和母亲以及姐姐们一起度过的，玩的游戏也多半是女孩子的，踢毽子，跳绳，扮家家。
　　　　母亲为了省钱，常常把姐姐们不穿了的旧衣鞋给他穿。他上小学一年级，有一次穿着二姐的旧鞋上学去，被大伙儿嘲弄了一番。虽然心里别扭，但他体谅母亲的艰辛，从来不把这种事情告诉母亲。
　　　　老是和母亲姐姐们一起，不自不觉，他走路说话的姿势和表情都有点像女孩。幼小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直到他被旁人议论。有一天他的小学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在早操时批评他：“瞧你走路的姿势，像个女孩子似的。走好来！”这让他